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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解具有历史性。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要受到历史背景的制约，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译者对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会有不同的阐释和理解，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化，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复译是必要的。本文从理解的历史性角度，对《双城记》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语言风格和文化翻译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探究复译的必要性。
关键词： 理解 历史性 复译 必要性 《双城记》
复译在国内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复译不经济，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复译可以有定本；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复译很有必要，早在20世纪初鲁迅就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强调复译的必要性[1]，许钧曾在“重复超越：名著重译现象剖析”一文中对复译的必要性有积极的评判[2]。虽然复译备受争议，但它发展迅速。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翻译外国作品在我国处于繁荣阶段，而在已出版的各种译本中，复译本的数量占一半多[3]。因此复译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文将从哲学阐释学中的理解的历史性角度对复译的必要性展开研究。
《双城记》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一部著作。它的第一个全译本为张由纪所译，译于1938年，此后《双城记》在中国被复译多次，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宋兆霖的译本，本文选取张由纪和宋兆霖译本为复译的必要性研究提供研究对象。
一、理论背景
理解的历史性是哲学阐释学的理论之一，伽达默尔认为，人总是作为历史的人而存在，他们不能逃脱历史的局限性和特殊性。人类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有限的、历史性的存在，由此人类对世界的经验始终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经验[4]。历史性是人的根本特征，是理解和解释的基础。人必然成长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理解不可避免地将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从来都是受到历史背景的制约，不可能独立于历史而存在。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作品产生以后，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同时代的译者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译本。由此可以看出理解的历史性为复译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译本比较
通过对比张由纪和宋兆霖两个译本发现译本之间的差异性，并从哲学阐释学角度对译本的差异性进行定性的分析，从而探究复译的必要性。
1.翻译策略
例1：I can only find it for myself I suppose sense in certain quarters； you suppose mincing bread-and-butter nonsense.
张译：我只能为自己追求。有几处地方，我假定了这层意思，你以为可爱的面包与牛油，那是没有意义。
宋译：我本以为人家会理智地加以考虑，而你却认为人家会扭捏作态、像个黄毛丫头。
通过对比两个中译本发现，张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他的翻译完全按照原文进行，字对字的翻译使张的翻译晦涩难懂，这是一种欧化现象。宋采取意译的手法进行翻译，宋的翻译清晰易懂。张由纪的译本于1938年出版，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转折期，为了改造中文，并引进新的输入法，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很多学者主张“欧化”，鲁迅是当时提倡直译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5]。受到欧化思想的影响，张由纪的译文风格主要采用直译的翻译手法，他的翻译更加偏向原语。宋的译本译于1990s，当时我国的翻译事业空前繁荣，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很多译者都希望译出通俗易懂、受当时读者欢迎的作品。宋兆霖的译本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产生的，他的译文不再欧化汉语，更偏向用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阐释文本意义，即宋的翻譯偏向译入语，宋的译法更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要求。受不同时代背景的影响，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因此时代的改变必然带来新的译本的产生。
2.语言风格
例2： ‘Don’t do it！’ said Mr. Cruncher， looking about， as if he rather expected to see the loaf disappear under the efficacy of his wife’s petitions.
张译：你也不必如此罢！葛伦奇先生以目四顾的说着，好像他更希望要看那面包，照其老婆之所请而失踪。
宋译：别搞了！克伦彻先生说着朝四周打量了一下，仿佛很想看到由于他老婆的祈祷，面包真的不翼而飞似的，我可不想让人祷告得没了房子没了家。
张的翻译更加偏向文言文的表达方式，而宋兆霖的翻译以白话文语言为译入语言，更加适合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张译本译于1938年，新文化运动刚结束不久，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革新运动[6]，反文言运动主要指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更替是一个需要时间过渡的过程[7]。在过渡期间的语言可能带有当时要求普遍使用的白话文特色，包括被禁止使用的文言文特性，所以张由纪所处的时期使用的语言中自然会带有一些文言文语言特性，但整体语言仍是白话文。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远影响，再加上时间的推移，白话文越来越普及，语言中的文言文特性慢慢变少，语言更加贴合现代语言的特点。
3.文化词翻译
例3： Now， from the days when it was always summer in Eden， to these days when it is mostly winter in fallen latitudes.
张译：现在，在是夏季日子的爱登地方，那个时候，在维度横斜的地方，却仍是很为寒冷的。
宋译：从四季如夏的伊甸园时代，到常似寒冬的尘世的日子，一个男人免不了要走爱上一个女人这条路——查尔斯达内也是如此。
Eden是《圣经》故事中创世之处上帝安排给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最初居住的园子。张由纪采取音译，译为“爱登”，符合他采取的直译翻译策略，张的译本译于20世纪30年代，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并不是很深，而且对外国文化特色词没有统一的译法，所以张采用音译的翻译手法，符合当时的欧化思想。宋兆霖的译本译于20世纪末，此时外国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对很多外国文化词汇有了统一的译法，宋兆霖译为“伊甸园”。 4.误译
例4：the children had ancient faces and grave voices
张译：使孩子们鸠形鹄面，使坟墓中，鬼哭狼嚎。
宋译：把小孩磨得脸老声沉。
在不同的语境中，一个词可能有不同的含义。根据语境，词“grave”在这里为形容词，修饰“voices”，意为庄重的、严肃的。但张由纪把grave当作名词，翻译为“坟墓”，很显然张的翻译不符合词的语境，他对词汇含义的把握并不是很好，这也是英语基础不好的一个表现。张处于20世纪初，当时国民英语水平普遍不高，因此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出现错误是常有的事情。随着英语教育的普及，国民英语水平逐渐提高，在新的译本中，译者会对旧译本中出现的错误进行改正。理解的历史性必然导致误译产生，从误译角度看，复译是很有必要的。
三、结语
翻译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受到当时欧化翻译思想的影响，张由纪译本通篇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欧化现象充斥于他的译本中；在语言风格和文化词的翻译上，大都采取欧化的翻译手法，这使他的译文晦涩难懂；当时张所处的时代仍然是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时期，因此他使用的语言中还附有文言文特色；而且在国民英语水平普遍不高的时代背景下，张译本的出错率明显高于宋兆霖译本。受到当时市场因素的影响，宋兆霖主要采用意译的翻译手法，他的语言更加偏向译入语，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张译本更忠实于原著，语言存在欧化现象，符合当时翻译界的翻译标准，宋译本的意境传达更到位，更易于现代读者接受。
从以上两个译本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处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译者对同一外国文学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对译本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时代背景的限制，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不同时代的译者对同一译本的闡释和理解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译者在翻译策略、语言风格等方面的不同。随着时代的变化，理解随之改变，因此对外国作品的复译是必要的，理解的历史性充分肯定了复译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鲁迅.非有复译不可[A].罗新章.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出版社，1984.
[2]许钧.重复超越：名著重译现象剖析[J].中国翻译，1994（2）.
[3]王定远，陈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M].北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4]Gadamer， H. G.. Truth and Method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eidegger， M. Being and Time[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5]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莫志斌，梁志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语言文化发展的努力[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11）.
[7]邵则遂.对接[N].光明日报，2010-12-1.
关键词： 理解 历史性 复译 必要性 《双城记》
复译在国内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复译不经济，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复译可以有定本；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复译很有必要，早在20世纪初鲁迅就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强调复译的必要性[1]，许钧曾在“重复超越：名著重译现象剖析”一文中对复译的必要性有积极的评判[2]。虽然复译备受争议，但它发展迅速。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翻译外国作品在我国处于繁荣阶段，而在已出版的各种译本中，复译本的数量占一半多[3]。因此复译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文将从哲学阐释学中的理解的历史性角度对复译的必要性展开研究。
《双城记》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一部著作。它的第一个全译本为张由纪所译，译于1938年，此后《双城记》在中国被复译多次，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宋兆霖的译本，本文选取张由纪和宋兆霖译本为复译的必要性研究提供研究对象。
一、理论背景
理解的历史性是哲学阐释学的理论之一，伽达默尔认为，人总是作为历史的人而存在，他们不能逃脱历史的局限性和特殊性。人类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有限的、历史性的存在，由此人类对世界的经验始终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经验[4]。历史性是人的根本特征，是理解和解释的基础。人必然成长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理解不可避免地将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从来都是受到历史背景的制约，不可能独立于历史而存在。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作品产生以后，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同时代的译者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译本。由此可以看出理解的历史性为复译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译本比较
通过对比张由纪和宋兆霖两个译本发现译本之间的差异性，并从哲学阐释学角度对译本的差异性进行定性的分析，从而探究复译的必要性。
1.翻译策略
例1：I can only find it for myself I suppose sense in certain quarters； you suppose mincing bread-and-butter nonsense.
张译：我只能为自己追求。有几处地方，我假定了这层意思，你以为可爱的面包与牛油，那是没有意义。
宋译：我本以为人家会理智地加以考虑，而你却认为人家会扭捏作态、像个黄毛丫头。
通过对比两个中译本发现，张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他的翻译完全按照原文进行，字对字的翻译使张的翻译晦涩难懂，这是一种欧化现象。宋采取意译的手法进行翻译，宋的翻译清晰易懂。张由纪的译本于1938年出版，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转折期，为了改造中文，并引进新的输入法，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很多学者主张“欧化”，鲁迅是当时提倡直译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5]。受到欧化思想的影响，张由纪的译文风格主要采用直译的翻译手法，他的翻译更加偏向原语。宋的译本译于1990s，当时我国的翻译事业空前繁荣，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很多译者都希望译出通俗易懂、受当时读者欢迎的作品。宋兆霖的译本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产生的，他的译文不再欧化汉语，更偏向用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阐释文本意义，即宋的翻譯偏向译入语，宋的译法更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要求。受不同时代背景的影响，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因此时代的改变必然带来新的译本的产生。
2.语言风格
例2： ‘Don’t do it！’ said Mr. Cruncher， looking about， as if he rather expected to see the loaf disappear under the efficacy of his wife’s petitions.
张译：你也不必如此罢！葛伦奇先生以目四顾的说着，好像他更希望要看那面包，照其老婆之所请而失踪。
宋译：别搞了！克伦彻先生说着朝四周打量了一下，仿佛很想看到由于他老婆的祈祷，面包真的不翼而飞似的，我可不想让人祷告得没了房子没了家。
张的翻译更加偏向文言文的表达方式，而宋兆霖的翻译以白话文语言为译入语言，更加适合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张译本译于1938年，新文化运动刚结束不久，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革新运动[6]，反文言运动主要指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更替是一个需要时间过渡的过程[7]。在过渡期间的语言可能带有当时要求普遍使用的白话文特色，包括被禁止使用的文言文特性，所以张由纪所处的时期使用的语言中自然会带有一些文言文语言特性，但整体语言仍是白话文。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远影响，再加上时间的推移，白话文越来越普及，语言中的文言文特性慢慢变少，语言更加贴合现代语言的特点。
3.文化词翻译
例3： Now， from the days when it was always summer in Eden， to these days when it is mostly winter in fallen latitudes.
张译：现在，在是夏季日子的爱登地方，那个时候，在维度横斜的地方，却仍是很为寒冷的。
宋译：从四季如夏的伊甸园时代，到常似寒冬的尘世的日子，一个男人免不了要走爱上一个女人这条路——查尔斯达内也是如此。
Eden是《圣经》故事中创世之处上帝安排给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最初居住的园子。张由纪采取音译，译为“爱登”，符合他采取的直译翻译策略，张的译本译于20世纪30年代，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并不是很深，而且对外国文化特色词没有统一的译法，所以张采用音译的翻译手法，符合当时的欧化思想。宋兆霖的译本译于20世纪末，此时外国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对很多外国文化词汇有了统一的译法，宋兆霖译为“伊甸园”。 4.误译
例4：the children had ancient faces and grave voices
张译：使孩子们鸠形鹄面，使坟墓中，鬼哭狼嚎。
宋译：把小孩磨得脸老声沉。
在不同的语境中，一个词可能有不同的含义。根据语境，词“grave”在这里为形容词，修饰“voices”，意为庄重的、严肃的。但张由纪把grave当作名词，翻译为“坟墓”，很显然张的翻译不符合词的语境，他对词汇含义的把握并不是很好，这也是英语基础不好的一个表现。张处于20世纪初，当时国民英语水平普遍不高，因此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出现错误是常有的事情。随着英语教育的普及，国民英语水平逐渐提高，在新的译本中，译者会对旧译本中出现的错误进行改正。理解的历史性必然导致误译产生，从误译角度看，复译是很有必要的。
三、结语
翻译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受到当时欧化翻译思想的影响，张由纪译本通篇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欧化现象充斥于他的译本中；在语言风格和文化词的翻译上，大都采取欧化的翻译手法，这使他的译文晦涩难懂；当时张所处的时代仍然是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时期，因此他使用的语言中还附有文言文特色；而且在国民英语水平普遍不高的时代背景下，张译本的出错率明显高于宋兆霖译本。受到当时市场因素的影响，宋兆霖主要采用意译的翻译手法，他的语言更加偏向译入语，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张译本更忠实于原著，语言存在欧化现象，符合当时翻译界的翻译标准，宋译本的意境传达更到位，更易于现代读者接受。
从以上两个译本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处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译者对同一外国文学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对译本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时代背景的限制，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不同时代的译者对同一译本的闡释和理解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译者在翻译策略、语言风格等方面的不同。随着时代的变化，理解随之改变，因此对外国作品的复译是必要的，理解的历史性充分肯定了复译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鲁迅.非有复译不可[A].罗新章.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出版社，1984.
[2]许钧.重复超越：名著重译现象剖析[J].中国翻译，1994（2）.
[3]王定远，陈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M].北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4]Gadamer， H. G.. Truth and Method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eidegger， M. Being and Time[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5]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莫志斌，梁志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语言文化发展的努力[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11）.
[7]邵则遂.对接[N].光明日报，201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