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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吐温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以独特的美国式幽默、辛辣的讽刺和浪漫主义的色彩而在世界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的大众口头语言的广泛使用、他的幽默典型矛盾设计以及他的浪漫主义式的极度夸张，通过故事人物积极深刻地描绘出那个时代的人情世故和社会弊端，反映出在阶级冲突、社会剧变中的人性挣扎和人类心灵的成长。马克·吐温作品的幽默语言风格，其根源是对美国现实生活的反讽。
关键词：马克·吐温 幽默 风格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马克·吐温的生活和成长经历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年11月30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佛罗里达乡村里的一个贫穷律师家庭中。12岁那年，马克·吐温的父亲因肺炎去世，于是，他开始独立生活。最初，他在印刷所做学徒，这段印刷所的工作培养起了他的表达欲望；1851年，他开始尝试为报纸写稿，这成为他日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萌芽，而他的经历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基本源泉。例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和《顽童流浪记》就是马克·吐温从童年时期生活在密苏里州汉尼拔时的那段时光获取的灵感。当时密苏里州还实行奴隶制，他同情奴隶的遭遇，因此，在他的一些著作中就体现出了对奴隶的同情，以及解放奴隶制还人类社会以平等自由的创作思想。在《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马克·吐温借主人公哈克的身份，克服了当时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所不允许的同情奴隶、反对废弃奴隶制的思想，经过心灵的痛苦挣扎，最后实现了对奴隶吉姆的拯救，从而也使他的作品创作主题得以升华。
由于生活的变故，马克·吐温还做了几年的领航员和矿工，从事过木材业和出版业，甚至在南北战争时，还当过南军士兵，这些经历虽然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财富，却使他丰富了创作思想和思路，并熟悉了各地不同人群的语言习惯，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原始素材。马克·吐温的名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经历为他的文学打上的最深的印记。众所周知，马克·吐温原是笔名，而马克·吐温的意思是“水深12英尺”。很显然，这个笔名与他早年做领航员的生活有关。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这一笔名也是从他原来做水手时的船长塞勒斯那里继承来的。塞勒斯曾经使用这个笔名写些介绍密西西比河上的故事，当时萨缪尔（即马克·吐温）曾模仿老船长的笔调写了一篇讽刺他的文章，尖酸刻薄，致使老船长从此辍笔，并于四年后谢世。作家闻听后后悔不已，便继承了老船长的笔名“马克·吐温”。总的来说，这个笔名都与他当年做领航员的职业有关。
漂移不定的生活给马克·吐温以很大的创作灵感。在脱离南军后，他与哥哥用了两个多星期穿越了美国大平原区以及洛矶山脉，了解到盐湖城的社会状况，而这些成为他1872年创作《艰苦岁月》的重要素材。此后，他又以去欧洲旅游的经历，创作出小说《浪迹海外》。在经营的公司倒闭后，马克·吐温不得不出国演讲，赚钱还债。在这期间，他的爱女苏西于1896年死于脑膜炎，这对他精神打击很大；而他的妻子欧丽维亚于1904年逝世，继续加大了他的忧郁；五年后，他的另一个女儿让也不幸去世，这一连串的生活打击使得晚年的马克·吐温忧郁不堪，他后期的作品《什么叫做人》和《神秘的陌生人》也披上了悲观主义的色彩，与以前的幽默语言风格有所差异。
二 马克·吐温幽默语言的源泉
美国西部文化背景造就了马克·吐温的语言风格，他的幽默机智、滑稽诙谐，无不透射出西部美国人民的粗犷豪放、坦率和真诚。他们的语言简练而机智，与传统贵族似的斯文毫不相干，但马克·吐温对人民大众方言土语的钟爱和表达的张力，却一扫美国文坛的“斯文气息”，并因它在美国文学中的影响而被文学大家称为“美国文学的林肯”，所以，马克·吐温并非像个别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简单的“说笑话的能手”、一个“滑稽作家”或“幽默家”。实际上，他的粗犷、豪放的语言作品正是美国西部拓荒时代整个文明的生动展现，也是对文坛斯文传统的反叛，而这种对传统的反叛正是美国性格和精神的体现，是马克·吐温幽默语言的源泉，因此，马克·吐温的幽默是正宗的美国式幽默，粗犷、滑稽，却透着社会的真实，其语言结构简单，方言土语使用广泛，口语化明显，生动有力。例如，马克·吐温在他的早期作品《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中塑造了一个嗜赌如命的美国小市民形象吉姆·斯迈利。为了突出他的嗜赌成性，马克·吐温在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子结构紧凑，极具铺张渲染之功效，仅抽出一二句为例：
“他老是一心一意找机会，不管一桩什么事情，只要有人提起，那家伙就要和人家打赌——要是有人斗狗，他也要赌；有人斗猫，他也要赌；有人斗鸡——嘿，哪怕是两只鸟落在栅栏上，他也要和你赌哪一只先飞。”
这简单的寥寥数语就充分展现出了马克·吐温语言的口语化特征，就能发现这种民间口头语是怎样贴切而充沛地表达了人们的思想和世俗愿望。20世纪美国著名黑色幽默作家库特·冯尼格曾高度评价了马克·吐温的语言天赋，他认为正是马克·吐温才使美利坚民族以其丰富有趣而美丽的语言闻名，而这得益于马克·吐温对大众口头语的广泛使用和挖掘。
三 马克·吐温幽默语言中浪漫主义式的极度夸张
在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多种修辞方法以增加文章的感染力，马克·吐温的作品也不例外。其中，又以他那浪漫主义式的极度夸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在《苦行记》这部作品中，为了取得满意的艺术效果，他异想天开地让一个男人娶了72个老婆，仅仅靠这种典型的甚至是出格的艺术构思，便使得一夫多妻制这一家庭制度和思想观念暴露出它的落后性和自私性，谁能想象一个男人和72个女人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呢？你看，马克·吐温为这个男人准备了7英尺长、96英尺宽的大床，并让这72个女人一齐呼吸，一齐打呼噜，响声震天，墙壁也随之鼓胀收缩，让人忍俊不禁，取得了良好的讽刺作用。又如，在《王子与贫儿》中，有假王子在仪式中鼻子突然发痒不能自持的情节，这本来是生活中每个人因天气变化或身体状况都可能遇到的事情，然而，马克·吐温却抓住了这一细节，进行了浪漫主义的极度夸张。假王子感到鼻子发痒难忍，却碍于王宫的繁缛礼仪，不敢作出轻易举动，而大臣们则痛苦地你看我、我看你，无计可施，甚至想到了要设立一位世袭的搔痒大臣以解决这种“空前严肃”的问题，这种浪漫主义式夸张手法的运用，不但使人发笑，而且在这笑声中，让人们看到了上层社会贵族们的虚伪和假斯文，收到了很好的讽刺效果。诸如此类的夸张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俯首皆是，它与拟人、讽喻、借代等其他多种修辞手法的有机使用，使马克·吐温作品的幽默语言风格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四 马克·吐温幽默中的典型矛盾设计
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不少幽默的设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是与非、善与恶之间进行前设性的颠倒设计，在人物的玩世不恭中，发现其人性之美；在人物的一本正经、冠冕堂皇中，发现人性之恶。例如，在马克·吐温的作品《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作者把哈克、汤姆等一群孩子称为“强盗帮”，还让他们写血书，甚至让他们抢劫和杀人。为此，马克·吐温还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场“抢劫”，“抢劫”西班牙和阿拉伯富商们的200只大象、600头骆驼、1000多头驮骡和其他的珍宝等，而当这些“强盗们”从树林中冲出去时，面对的却是一群在野餐的小学生。读到这里不仅让人捧腹大笑，孩子们的那种天真烂漫、调皮可爱跃然纸上，反衬出人类童年的天性之美。在《败坏了德莱堡的人》中，作者先给这个小镇贴上了“诚实”、“清高”的标签，并推选出了19名堪称道德模范的首要公民，然而，在一个外地人抛出的“金币”面前，他们却都一一露出了贪婪的嘴脸，不择手段，欲据为己有，充分暴露出了人性的庸俗和虚伪，而因为与牧师的交情唯一漏网的理查兹却被认为是这个镇上“最廉洁的人”。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的哈克尼斯暗地花大价钱买到了那袋“金币”，并嫁祸于自己的竞争对手，终于把对手搞下去，自己顺利获得了州议员的职位，最后哈德莱堡还是被称作“诚实的村镇”。最诚实的村镇不诚实，最廉洁的人不廉洁，这种声誉与事实的典型矛盾与统一，极大地增强了马克·吐温幽默的艺术效果。再如，在《百万英镑》中，原本是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却生生被马克·吐温赋予了百万富翁的身份，很显然，人们无法把这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与百万富翁联系在一起，然而，那张神奇的百万英镑的票子却极严重地摧残了人们的思维，反过来认为，只不过是这位富翁性格有点诙谐而已，说不定有意用服装给自己开玩笑哩，结果，这位实实在在的流浪汉当真过上了富翁的生活，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马克·吐温的矛盾设计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与人的复杂性。
五 马克·吐温的语言表达模式是对现实社会的反讽
文学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只是因为它们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体裁和风格。马克·吐温作品的幽默风格与它的辛辣讽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语言表达模式上采用了对美国现实社会的反讽模式。马克·吐温见证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最初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物质文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们道德的上升，相反，社会民主和自由、公正和平等受到了严重伤害，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攫取着社会财富，贪婪、虚伪而狡诈，拜金主义把人们卷入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与敌对状态。世风日下，人类的良知和心灵在欺骗、欺压中蒙受着巨大考验和熬煎。面对这么残酷的社会现实，马克·吐温并没有像其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直接去批判和暴露那些社会丑恶现象，而是以其独有的方式极具夸张地把事件进行讽喻化描写，正如他自己所言，不能一味逗乐，要有更高的理想，这个更高的理想，在于笔者看来，就是要通过他的作品，让人们在玩笑似的调侃中品味社会血淋淋的现实。鲁迅曾这样评价马克·吐温的幽默风格：“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缘故了。”
在《竞选州长》中，马克·吐温通过描写一名单纯无知的主人公“我”参加竞选活动所发生的事件，深刻地揭示出资产阶级两党政治的虚伪和欺骗性。他们不择手段，利用大众宣传工具，对“我”大肆进行污蔑和攻击，原本是正人君子的“我”被渲染成了一个十足的自私自利的政治流氓。他们利用炮制无中生有的各种“事件”极尽诬陷之能事，从炮制橡胶园、火烧疯人院及其病人，再到炮制9个不同肤色的小孩子在公开的集会上叫“我”爸爸，无所不用其极，而“我”的恐惧则不断地增加。在文章中，正派的“我”成了流氓、成了被告，而真正的政治流氓却成了控告者和正派人。这一正一反的角色倒置与语言错位，使马克·吐温的幽默效果达到了近于完美的程度，如文章中不是把闯入到“我”家的暴徒写成暴徒，而是把他们说成是“受了污蔑和侮辱的公众”，他们“满腔义愤”来惩治“盗尸犯”（即“我”），却最后席卷走“我”的所有财物。这种反讽的艺术是马克·吐温幽默的另一语言风格。
总之，马克·吐温作品的幽默语言风格，不仅深深汲取了19世纪美国西部边疆众多的拓荒者、移民、淘金者等各种人群的语言智慧，而且由于他的曲折的成长经历和旅行生活使他洞察了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小人物的疾苦，从而造就了马克·吐温幽默的语言和辛辣的讽刺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 常耀信：《美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朱维之、赵澧：《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马克·吐温，刘文哲、张明林译：《苦行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张伯香：《英美文学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5] 门德松：《马克·吐温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6] 路清明：《浅谈马克·吐温的幽默》，《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
作者简介：殷燕，女，1979—，河南安阳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大学英语教学，工作单位：安阳工学院。
关键词：马克·吐温 幽默 风格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马克·吐温的生活和成长经历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年11月30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佛罗里达乡村里的一个贫穷律师家庭中。12岁那年，马克·吐温的父亲因肺炎去世，于是，他开始独立生活。最初，他在印刷所做学徒，这段印刷所的工作培养起了他的表达欲望；1851年，他开始尝试为报纸写稿，这成为他日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萌芽，而他的经历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基本源泉。例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和《顽童流浪记》就是马克·吐温从童年时期生活在密苏里州汉尼拔时的那段时光获取的灵感。当时密苏里州还实行奴隶制，他同情奴隶的遭遇，因此，在他的一些著作中就体现出了对奴隶的同情，以及解放奴隶制还人类社会以平等自由的创作思想。在《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马克·吐温借主人公哈克的身份，克服了当时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所不允许的同情奴隶、反对废弃奴隶制的思想，经过心灵的痛苦挣扎，最后实现了对奴隶吉姆的拯救，从而也使他的作品创作主题得以升华。
由于生活的变故，马克·吐温还做了几年的领航员和矿工，从事过木材业和出版业，甚至在南北战争时，还当过南军士兵，这些经历虽然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财富，却使他丰富了创作思想和思路，并熟悉了各地不同人群的语言习惯，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原始素材。马克·吐温的名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经历为他的文学打上的最深的印记。众所周知，马克·吐温原是笔名，而马克·吐温的意思是“水深12英尺”。很显然，这个笔名与他早年做领航员的生活有关。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这一笔名也是从他原来做水手时的船长塞勒斯那里继承来的。塞勒斯曾经使用这个笔名写些介绍密西西比河上的故事，当时萨缪尔（即马克·吐温）曾模仿老船长的笔调写了一篇讽刺他的文章，尖酸刻薄，致使老船长从此辍笔，并于四年后谢世。作家闻听后后悔不已，便继承了老船长的笔名“马克·吐温”。总的来说，这个笔名都与他当年做领航员的职业有关。
漂移不定的生活给马克·吐温以很大的创作灵感。在脱离南军后，他与哥哥用了两个多星期穿越了美国大平原区以及洛矶山脉，了解到盐湖城的社会状况，而这些成为他1872年创作《艰苦岁月》的重要素材。此后，他又以去欧洲旅游的经历，创作出小说《浪迹海外》。在经营的公司倒闭后，马克·吐温不得不出国演讲，赚钱还债。在这期间，他的爱女苏西于1896年死于脑膜炎，这对他精神打击很大；而他的妻子欧丽维亚于1904年逝世，继续加大了他的忧郁；五年后，他的另一个女儿让也不幸去世，这一连串的生活打击使得晚年的马克·吐温忧郁不堪，他后期的作品《什么叫做人》和《神秘的陌生人》也披上了悲观主义的色彩，与以前的幽默语言风格有所差异。
二 马克·吐温幽默语言的源泉
美国西部文化背景造就了马克·吐温的语言风格，他的幽默机智、滑稽诙谐，无不透射出西部美国人民的粗犷豪放、坦率和真诚。他们的语言简练而机智，与传统贵族似的斯文毫不相干，但马克·吐温对人民大众方言土语的钟爱和表达的张力，却一扫美国文坛的“斯文气息”，并因它在美国文学中的影响而被文学大家称为“美国文学的林肯”，所以，马克·吐温并非像个别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简单的“说笑话的能手”、一个“滑稽作家”或“幽默家”。实际上，他的粗犷、豪放的语言作品正是美国西部拓荒时代整个文明的生动展现，也是对文坛斯文传统的反叛，而这种对传统的反叛正是美国性格和精神的体现，是马克·吐温幽默语言的源泉，因此，马克·吐温的幽默是正宗的美国式幽默，粗犷、滑稽，却透着社会的真实，其语言结构简单，方言土语使用广泛，口语化明显，生动有力。例如，马克·吐温在他的早期作品《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中塑造了一个嗜赌如命的美国小市民形象吉姆·斯迈利。为了突出他的嗜赌成性，马克·吐温在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子结构紧凑，极具铺张渲染之功效，仅抽出一二句为例：
“他老是一心一意找机会，不管一桩什么事情，只要有人提起，那家伙就要和人家打赌——要是有人斗狗，他也要赌；有人斗猫，他也要赌；有人斗鸡——嘿，哪怕是两只鸟落在栅栏上，他也要和你赌哪一只先飞。”
这简单的寥寥数语就充分展现出了马克·吐温语言的口语化特征，就能发现这种民间口头语是怎样贴切而充沛地表达了人们的思想和世俗愿望。20世纪美国著名黑色幽默作家库特·冯尼格曾高度评价了马克·吐温的语言天赋，他认为正是马克·吐温才使美利坚民族以其丰富有趣而美丽的语言闻名，而这得益于马克·吐温对大众口头语的广泛使用和挖掘。
三 马克·吐温幽默语言中浪漫主义式的极度夸张
在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多种修辞方法以增加文章的感染力，马克·吐温的作品也不例外。其中，又以他那浪漫主义式的极度夸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在《苦行记》这部作品中，为了取得满意的艺术效果，他异想天开地让一个男人娶了72个老婆，仅仅靠这种典型的甚至是出格的艺术构思，便使得一夫多妻制这一家庭制度和思想观念暴露出它的落后性和自私性，谁能想象一个男人和72个女人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呢？你看，马克·吐温为这个男人准备了7英尺长、96英尺宽的大床，并让这72个女人一齐呼吸，一齐打呼噜，响声震天，墙壁也随之鼓胀收缩，让人忍俊不禁，取得了良好的讽刺作用。又如，在《王子与贫儿》中，有假王子在仪式中鼻子突然发痒不能自持的情节，这本来是生活中每个人因天气变化或身体状况都可能遇到的事情，然而，马克·吐温却抓住了这一细节，进行了浪漫主义的极度夸张。假王子感到鼻子发痒难忍，却碍于王宫的繁缛礼仪，不敢作出轻易举动，而大臣们则痛苦地你看我、我看你，无计可施，甚至想到了要设立一位世袭的搔痒大臣以解决这种“空前严肃”的问题，这种浪漫主义式夸张手法的运用，不但使人发笑，而且在这笑声中，让人们看到了上层社会贵族们的虚伪和假斯文，收到了很好的讽刺效果。诸如此类的夸张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俯首皆是，它与拟人、讽喻、借代等其他多种修辞手法的有机使用，使马克·吐温作品的幽默语言风格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四 马克·吐温幽默中的典型矛盾设计
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不少幽默的设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是与非、善与恶之间进行前设性的颠倒设计，在人物的玩世不恭中，发现其人性之美；在人物的一本正经、冠冕堂皇中，发现人性之恶。例如，在马克·吐温的作品《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作者把哈克、汤姆等一群孩子称为“强盗帮”，还让他们写血书，甚至让他们抢劫和杀人。为此，马克·吐温还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场“抢劫”，“抢劫”西班牙和阿拉伯富商们的200只大象、600头骆驼、1000多头驮骡和其他的珍宝等，而当这些“强盗们”从树林中冲出去时，面对的却是一群在野餐的小学生。读到这里不仅让人捧腹大笑，孩子们的那种天真烂漫、调皮可爱跃然纸上，反衬出人类童年的天性之美。在《败坏了德莱堡的人》中，作者先给这个小镇贴上了“诚实”、“清高”的标签，并推选出了19名堪称道德模范的首要公民，然而，在一个外地人抛出的“金币”面前，他们却都一一露出了贪婪的嘴脸，不择手段，欲据为己有，充分暴露出了人性的庸俗和虚伪，而因为与牧师的交情唯一漏网的理查兹却被认为是这个镇上“最廉洁的人”。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的哈克尼斯暗地花大价钱买到了那袋“金币”，并嫁祸于自己的竞争对手，终于把对手搞下去，自己顺利获得了州议员的职位，最后哈德莱堡还是被称作“诚实的村镇”。最诚实的村镇不诚实，最廉洁的人不廉洁，这种声誉与事实的典型矛盾与统一，极大地增强了马克·吐温幽默的艺术效果。再如，在《百万英镑》中，原本是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却生生被马克·吐温赋予了百万富翁的身份，很显然，人们无法把这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与百万富翁联系在一起，然而，那张神奇的百万英镑的票子却极严重地摧残了人们的思维，反过来认为，只不过是这位富翁性格有点诙谐而已，说不定有意用服装给自己开玩笑哩，结果，这位实实在在的流浪汉当真过上了富翁的生活，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马克·吐温的矛盾设计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与人的复杂性。
五 马克·吐温的语言表达模式是对现实社会的反讽
文学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只是因为它们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体裁和风格。马克·吐温作品的幽默风格与它的辛辣讽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语言表达模式上采用了对美国现实社会的反讽模式。马克·吐温见证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最初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物质文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们道德的上升，相反，社会民主和自由、公正和平等受到了严重伤害，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攫取着社会财富，贪婪、虚伪而狡诈，拜金主义把人们卷入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与敌对状态。世风日下，人类的良知和心灵在欺骗、欺压中蒙受着巨大考验和熬煎。面对这么残酷的社会现实，马克·吐温并没有像其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直接去批判和暴露那些社会丑恶现象，而是以其独有的方式极具夸张地把事件进行讽喻化描写，正如他自己所言，不能一味逗乐，要有更高的理想，这个更高的理想，在于笔者看来，就是要通过他的作品，让人们在玩笑似的调侃中品味社会血淋淋的现实。鲁迅曾这样评价马克·吐温的幽默风格：“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缘故了。”
在《竞选州长》中，马克·吐温通过描写一名单纯无知的主人公“我”参加竞选活动所发生的事件，深刻地揭示出资产阶级两党政治的虚伪和欺骗性。他们不择手段，利用大众宣传工具，对“我”大肆进行污蔑和攻击，原本是正人君子的“我”被渲染成了一个十足的自私自利的政治流氓。他们利用炮制无中生有的各种“事件”极尽诬陷之能事，从炮制橡胶园、火烧疯人院及其病人，再到炮制9个不同肤色的小孩子在公开的集会上叫“我”爸爸，无所不用其极，而“我”的恐惧则不断地增加。在文章中，正派的“我”成了流氓、成了被告，而真正的政治流氓却成了控告者和正派人。这一正一反的角色倒置与语言错位，使马克·吐温的幽默效果达到了近于完美的程度，如文章中不是把闯入到“我”家的暴徒写成暴徒，而是把他们说成是“受了污蔑和侮辱的公众”，他们“满腔义愤”来惩治“盗尸犯”（即“我”），却最后席卷走“我”的所有财物。这种反讽的艺术是马克·吐温幽默的另一语言风格。
总之，马克·吐温作品的幽默语言风格，不仅深深汲取了19世纪美国西部边疆众多的拓荒者、移民、淘金者等各种人群的语言智慧，而且由于他的曲折的成长经历和旅行生活使他洞察了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小人物的疾苦，从而造就了马克·吐温幽默的语言和辛辣的讽刺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 常耀信：《美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朱维之、赵澧：《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马克·吐温，刘文哲、张明林译：《苦行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张伯香：《英美文学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5] 门德松：《马克·吐温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6] 路清明：《浅谈马克·吐温的幽默》，《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
作者简介：殷燕，女，1979—，河南安阳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大学英语教学，工作单位：安阳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