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科举取士，从进士、举人选授县令，间或以贡生、监生等补用，称之为“知某某县事”，简称知县。顺治四年（1647），耒阳归清，此后几百年间，耒阳知县多达156人，其中进士29人，举人42人，解元2人，贡生24人，监生30人。这当中，任职时间最长、政绩显著的耒阳知县，当属贡生出身的张应星。《耒阳县志》载，张应星贡士出身，任职耒阳知县14年余。
　　文采横溢的“诗人知县”
　　张应星，号筱山，浙江省休宁县（今属安徽省）人。休宁建县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自古文脉兴旺，科举时代出了19名状元，被誉为第一状元县。张应星饱读诗书，精通文学，擅长书法。他任职耒阳知县期间，经常流连耒水两岸的胜景，吟诗作文遗墨，佳作不断，堪称“诗人知县”。
　　笔者翻阅《衡州府志》、旧《耒阳县志》，发现他在耒阳留下的山水诗多达33首，《遥田纪事》《山行》《春日出行》《雨途》等都是朗朗上口的佳作。他的诗作取材多样，语言鲜活，常有出奇之佳句。他写《登侯憩仙》：“侯憩仙如屏，斩方驾云上。端雾不可狎，众山让倜傥。”把侯憩仙喻为风流倜傥的美少年，妙哉。他写《吊元耒牧吴瑛》，缅怀元代耒阳州官吴瑛，内有“川岳钟灵识在公，耒江仰止意无穷”二句。尝闻“高山仰止”之说，张应星以水势喻高山，清新怡人。张应星的《寓居萧家别业》诗：“高敞疑无地，虚空喜有天。几枝青在树，万顷绿平原。乳鸭啼墙背，雏牛卧户前。农庄书舍近，耕读不妨连。”诗中有着田园牧歌般的意境与情趣，反映了太平盛世耒阳乡村的风貌。
　　张应星不但文采斐然，而且治政有方。耒阳人自古以霸蛮、刚烈著称，天性像牯子牛，人称“耒牯子”。耒阳人宗族观念强烈，只要姓氏相同，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同姓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家族势力。大姓集中的地方一旦爆发暴力冲突，往往倾巢而动，刀棍相斗。张应星在耒阳知县任上，大力倡导“兴文教而振民风，黜恶习而崇古道”，重视对老百姓的教化，做了许多有益的好事：“兴文教，黜陋习;恤民困，除积弊;正人伦，倡孝道;建文庙，修城池;培杜墓，葺庞祠;开乡道，筑石路;修津渠，便商旅;建宝塔，壮風水。”
　　这些善举，不但使民风得以淳化，维护了社会稳定，还改变了全县的人文环境面貌，使之出现了繁荣兴旺的景象。他牵头筹资修建的凌云塔，高耸直入苍穹，与鹿岐峰遥遥相望，成对称之势，耒阳人称青龙塔，三百年来，一直是耒阳城的标志性建筑。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诗人、政治家，官方却没有为他立传。他出生何年何月？在哪里求学走向仕途？还在哪些地方任过职？身后子孙有多少？这些都难以找到史料记载，成为一个谜团。
　　“曾静反清案”供词的意外发现
　　笔者在研读“曾静反清案”相关史料时，从清初刊印的《大义觉迷录》中发现里面收录有张应星后人的供词，破解了耒阳知县张应星的身世之谜。
　　提起“曾静反清案”，熟悉清史的人都知道。曾静，号蒲潭先生，湖南永兴县人。永兴县与耒阳县相邻，两县民众共饮一江耒水。曾静是才子，县学生员，授徒为业，性迂阔，喜谈道学，骨子里有反清思想，崇拜吕留良（1629-1683，浙江桐乡人，明末清初思想家、诗人）。他曾经派衡阳籍学生张熙前往浙江，找到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吕毅中将其父吕留良的所有遗书交予张熙带回永兴。师生二人因此受到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异想天开，游说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反清。
　　于是，清史上迂腐的一幕出现了：雍正六年（1731）九月的一天，身为岳飞后裔的岳钟琪在出行路上被人拦路上书，信封上写有“天吏大元帅”五个大字，信函开头便是“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清王朝，朗朗乾坤，怎么会有无主游民呢？
　　岳钟琪满脸疑惑地打开这封“群众来信”，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封逆书。书信列举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等十大罪状，否认雍正继位的合法性，规劝岳钟琪利用“握重兵，居要地”的条件，“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来信煽动性极强，乡野之人、市井小民，根本不可能炮制出来。
　　岳钟琪看完此信，不禁惶恐之至，惊出一身冷汗。他为求自保，一面密折奏报雍正皇帝，一面联系按察使硕色，连夜审讯投信人。但投信人任凭严刑拷打，软硬兼施，一概不招。岳钟琪急中生智，变换策略，假意答应共同谋反。果然，投信人信以为真，承认本名“张熙”而非“张倬”，写信人真名“曾静”而非“夏靓”。张熙还招供了6个同谋的姓名、地址，以及另外7个知情者，并透露曾静、张熙产生反意是受吕留良著作的影响。
　　书信原件密报雍正后，雍正朱批“朕览逆书，惊讶坠泪，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可见对雍正内心打击之大。雍正通过兵部发送“廷寄”的方式，派出大批人马实施大抓捕，查拿吕留良家人和门徒，抓捕曾静、张熙等一干人。
　　此案发生后，牵连诸多官员。按理这些人都该严惩，甚至打人死牢。谁知雍正决定只当作普通的文字案件处理，把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只将吕留良全部遗著焚毁，吕留良戮尸，家人流放。同时，雍正下令收录关于此案的上谕、口供和《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刻印颁布全国。就是在这本《大义觉迷录》中收录有张应星之子张秀公、孙子张振蕃、外甥孙仪周的口供。
　　可是，“曾静反清案”发生时，曾任耒阳知县十多年的张应星已经病逝。他生前与吕留良、曾静、张熙三人均不相识，更无交往。那么，这起惊动雍正皇帝的大案，怎么会牵涉到他呢？
　　供词解开身世之谜
　　原来，“曾静反清案”追查了张应星的同窗好友、著名书法家王澍。官府在调查过程中，拘捕了张应星的儿子、孙子和外甥。
　　王澍是江苏金坛人，进士出身，官至吏部员外郎。他与张应星在江南徽州有过同窗之谊。在查办“曾静反清案”过程中，张应星的长随唐思向专案组举报，王澍曾经指使耒阳县人曾盛任代写便条，向张应星索取银子五十两。由于张应星已经病逝，安庆按察使秘密拘捕了张应星之子张秀公、孙张振蕃，以及在耒阳县衙管事的外甥孙仪周，并搜出张应星在任的日记簿一本。日记中所记，都是张应星任职耒阳知县每天做的事情，所会见的客人。抚臣程元章亲自审讯张秀公等人，对照日记记载的人，逐一追查他们的下落。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程元章这一追查，发现那个头戴黑毡帽的王澍，竟然是个冒牌进士，此王澍非彼王澍，跟张应星生前没有任何交往，完全是县衙里装裱字画的技工唐思一派胡言。张秀公的供词详细讲述了张应星的身世与生平经历。
　　张应星生于康熙八年（1669），24岁时带着全家到浙江糊口。康熙四十年（1701）四月，他由杭州搬同到原籍，次年考取景山官学教习，康熙四十七年（1708）任期满，被选拔任命为耒阳知县，冬末离开京城，走了近半年，于第二年四月到耒阳上任。张应星病逝时年仅54岁。
　　张应星生子4个，长子早逝，次子张秀公时年37岁，老三张兆鹏在广东谋生，老满张兆凤在家中。张秀公跟随父亲上任时，只有14岁，断断续续在耒阳待了五六年。他曾回忆说：父亲以商籍进学，从教习选上县官，都是赤手空拳挣出来的，也没有亲戚朋友的帮忙，后来做官的时候，很能节俭朴素，自我约束。死的时候钱粮还有所亏空，就是那些想寻关系米占便宜的人，都没有什么想头。
　　三百年风雨沧桑，三百年耒水滔滔。遥望耒水岸上高耸巍峨的凌云塔，我想起张应星的一句话：“一片苦心，不忘吾来！”这样一位颇有政绩的“涛人知县”，历史岂可忘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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