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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若干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而最关键的一点是，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党和国家的事实上的新一代领导核心。这位在党的长期斗争中考验和成长起来的政治领袖，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每一个决策都确定性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中国社会的走向。
这位务实的政治领袖前有包括“猫论”、“摸论”等独具特色的语录名世，后以“四项基本原则”，和“不争论”指引乾坤。任何重大的分歧和尖锐的争议，在他面前都会变得特别简单，他都能以他的方式，一举平息。
伟人时代的政治和社会议题
只有知道转型初期的价值观念和认识水平，才能明白当时的“大是大非”的内容和争议的“层次”。
一个“傻子瓜子”凭什么把当时的体制弄“傻”?
因为，1981年，“傻子”年广久雇工超过10人，1982车超过60人，1983年1月，达到103人。然而，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个体户”雇工只能在8人以内。事情闹到了党中央，有人主张要“动”他。遂有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其中两次收入文选)。
1980年，邓小平借谈“傻子瓜子”支持“个体户”，要求对“姓社姓资”的争论“放一放”和“看一看”； 1984年，傻子的“雇工问题”，引起高层“震动”，邓小平说，“雇工问题”要“放两年再看”；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再谈“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原来，“傻子瓜子”考验着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而邓小平需要考虑的是全局和稳定，是政策上的“得失”。并用他的权威突破“雇工人数”，的政策界线，和挑战由此带来的“剥削和非剥削”的观念。
为什么小岗村几个农民凭着本能所做的事情，会在后来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方面的决定，还是“不准包产到户”，小岗村的农民们的行动，当时可能是一个“刑事事件”，根本不是争议不争议的问题，也应该没有人能公开承担得起这样的风险。
但是，因为“小岗村事件”符合邓小平的改革方向，后来不仅被追认合法，还成了一只报春鸟。其实，相隔不远，明显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人民公社的牌子，也被悄然摘下了。
还记得著名的“租界风波”和“洋浦风波”吗?向外国公司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给社会带来的，是普遍困惑和巨大的震动。体制内痛心疾首地表示反对的老干部为数不少，他们不能接受“革命先烈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他们把它和旧时代的租界相提并论，斥之为“卖国行为”，呼吁“国家主权何在?民族尊严何在?”
邓小平总是成竹在胸，他的权威如同一张最大的王牌，一旦亮出来，能PK掉一切。他的语言如同谜底一样简捷有力，不容辩驳。关于“洋浦风波”，他的批示是：“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
虽然不是没有波折，但总的说来，邓小平始终稳稳地操控着意识形态的大盘。在意识形态的高端，离开改革路线另设议题是不能成立的。
转型中个体命运和观念激荡
在伟人政治的大盘之下，则是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个体命运。
三十年来的转型过程，制度和观念急剧变化，不断地扫描着每一个人的命运。无论是因为时代的机遇或陷阱，无论是被动接受或主动挑战，总之，一些人的作为在这个时代所能提供的公认价值尺度上，呈现出“测不准关系”，我们把他们称为这个风云激荡的新时期的“争议者”。
这个话同样应该从转型初期的语境说起。
曾经，比较体面的人士可以承认“白天听邓小平”，但不好意思承认“晚上偷听邓丽君”。而李谷一就在这个时候用了一嗓“气声唱法”，把自己弄成了一个“争议者”。某些很有地位的人物都在生气地谴责她。虽然，今天的青年要是看到那些文字不知道会笑成什么样子。但那时，这是严肃的“争议”。
曾经，张贤亮的作品因为写性而颇受争议。一位享有相当威望的作家同行说，“简直无法忍受”。可是，在今天，张贤亮的作品如果不能成为青少年的推荐书目，决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曾经，从公众人物到普通百姓，因为婚前或婚外的自愿性关系而被判刑，是没有争议的事情。今天，木子美的生活不受干扰。面对陈冠希事件，我们争议的是，“网络暴力”对当事人的伤害，和偷看艳照的罪与罚。
——如果我们可以给新时期的争议分一下类，似乎可以说，无论在现实生活或是艺术表现里，个人私德方面的争议，差不多都已经淡淡而去。
然而，另外一些争议却不那么容易被时代遗忘。
例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给中国描绘了国民收入翻两番的小康图景，以及“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一百年，但是他没有给我们设计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权利如何像经济收入一样，不断产生“增量”。因此，在这方面，无论是“政治强人式的民主推进”，还是基层的自觉演练，抑或是个人追求，都难以获得体制内外的一致认可。关于他们，如果有争议，只能溢出这个时代。
例如，总设计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没有设置禁区，他要求“大胆地试”。只要能够“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他并没有说改制过程中如何分配才算公平公正，没有说给国企管理者什么样的收入和股份，才算“激励”和“善待”。可是，石头无论摸不摸得着，河都是要过的。
于是，褚时健的功与过、罪与罚成为标志性的争议。你可以说，把褚时健等人的收入跟马明宇(1990年代中期的四川足球明星——编者注)们放在一起讨论是方法错误，但是，对于褚时健本人来说，如果不是“成功得太早”了，他有没有可能如马明宇一样拿到体面的年薪?
于是，国资是卖还是不卖?是“卖光”还是至少留下医院和学校?成为新时期的主题性的争议。又因为“效率先于公平”，“卖”甚至等不及国家发出规则性指令，不得不在争议之中进行。
于是，郎咸平的话锋所指，都是争议；
于是，有“原罪”说。虽然紧接着就诞生了“宽宥”说，看上去是“没有争议”。但它如果是一个“被搁置的争议”，或许会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四十周年、五十周年时被提起。
观念价值的“增量”
这个时代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激荡着各种观念。姓资与姓社，向左与向右，“新左”与“新右”，激进与渐进，公平与效率，权威与民粹，文化与传统，自由与民主，普世性与国情论。如果按照这样的线索梳理下去，我们真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争议的时代”。
争议可能是进步的助推器。但争议不一定解决问题，争议也不一定导致进步，不一定众望所归，每议完全可能长期徘徊于常识，止于争议。
正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能耗比过高和环境污染过重的“每议”。这个时代的思想和观念的产出，是否也存在“粗放型经营”，甚至被人为“掉包”， 或错误地收获了败草秕糠?
换句话说，是否有诸多无谓的争议，或者无可争议的争议，占领了我们的公共频道?或者曾经有一些真正的价值。在争议中被蔑视，被罚下场了?
然而，所有争议都会落实到具体的人头上。
有人为这个时代贡献了真正的智慧，他们的思想、行为和观念推动了社会的迁变和观念的更新。有人以他们的命运为这个时代提供了议题，他们承受了时代的不幸。或者享受了时代的荣耀。
我们提供的这一份记录。是一份扫描三十年的参照。它们有的不乏超越的价值，但更多的，只是“转型期的悖论”。
三十年争议史
我们只能采撷在不同的历史节点曾引起广泛争议和非议的十五位人物，来作为这三十年中国争议史的一个略影。 也许还有更适合报道的争议之士，限于篇幅，也限于国情，只能有待未来的时光去打捞。
他们是：
张华——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1982年因抢救落入粪池的老大爷而牺牲，他的不幸去世，引起了今天看来也许是荒涎的大讨论：一个大学生的生命，和一个普通农民的生命，哪一个更重要?
柯云路——曾经的知名作家，1980年代前期以改革小说而风靡全国，1990年代因出版支持江湖医生胡万林的长篇著作，而遭受“为气功、中医和伪科学辩护”的批评。此事虽以胡入狱而暂告一段落，但“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迄今未绝。
何新——学者，特别是1989年之后，他建立起一套为威权主义和现实合理性辩护的自为理论，很难说，他的话语体系是诚实的学术诉求，还是政治投机。
马俊仁——前传奇教练，其神话始于1993年，他的“马家军”有5人13次破了3项世界纪录。如果说新的体育纪录往往意味着对人类的身体和勇气的赞美的话，马俊仁所做的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贬低：过去的世界纪录简直一文不值。这使得他从此陷入到世界性置疑中：这是体能的极限挑战，还是药物的胜利?
陈光——超前于时代的革新家，尽管早有“厉股份”等经济学家的鼓吹，但他早在15年前就锐意推进的“股份制”，后来才被认为是国企改革的康庄大道。
褚时健——一个创造了辉煌、也品尝了苦涩的功勋企业家。十多年前导致他倒台入狱的“59岁现象”。到今天已为合理的股权激励和机制安排所取代。
何智丽——前乒乓球世界冠军。她的不“让球”和对阵邓亚萍时的大喊“哟西”，让她一度成为“全民公敌”。
黎元江——锒铛入狱的知名报人。他以强力市场化手段锻造出一个强大的媒体王国，但也埋下了摔倒的伏笔。
冯锦华——他在东京靖国神社涂抹攻击性文字的行为，是深思熟虑的正义之举，还是愤青的鲁莽行径?近十年后，他在做什么?
田文昌——知名律师。因替所谓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辩护、认为其罪不当死而引起网民群起而攻之。法律与民意，孰轻孰重?
仇和——政府官员，他依靠体制内力量统辖官僚阶层的强力改革行为，为他赢来了改革家、酷吏等“头衔”。这种强人专制，是走向民主政治的可行路径吗?
木子美——毋庸赘言了，她的身体革命和自由性爱，为这个时代混乱不堪的伦理危机，钉下了一个无法绕开的路标。
李银河——社会学家。她的性权利理论肯定是正当和人性的，唯一的疑问是，会不会太超前了?
经济学家们——经济学家们内部、以及经济学家和民众之间的争论，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在为这个国家前三十年的政治狂热和摈弃经济理性补课。
释永信——这个少林寺方丈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他为大陆版人间佛教引路的拈花一笑，还是在为末法时代写注脚?
邱兴隆——律师、法学者，他的“立即废除死刑”的倡议，在当下语境下。可谓惊天一呼。
这位务实的政治领袖前有包括“猫论”、“摸论”等独具特色的语录名世，后以“四项基本原则”，和“不争论”指引乾坤。任何重大的分歧和尖锐的争议，在他面前都会变得特别简单，他都能以他的方式，一举平息。
伟人时代的政治和社会议题
只有知道转型初期的价值观念和认识水平，才能明白当时的“大是大非”的内容和争议的“层次”。
一个“傻子瓜子”凭什么把当时的体制弄“傻”?
因为，1981年，“傻子”年广久雇工超过10人，1982车超过60人，1983年1月，达到103人。然而，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个体户”雇工只能在8人以内。事情闹到了党中央，有人主张要“动”他。遂有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其中两次收入文选)。
1980年，邓小平借谈“傻子瓜子”支持“个体户”，要求对“姓社姓资”的争论“放一放”和“看一看”； 1984年，傻子的“雇工问题”，引起高层“震动”，邓小平说，“雇工问题”要“放两年再看”；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再谈“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原来，“傻子瓜子”考验着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而邓小平需要考虑的是全局和稳定，是政策上的“得失”。并用他的权威突破“雇工人数”，的政策界线，和挑战由此带来的“剥削和非剥削”的观念。
为什么小岗村几个农民凭着本能所做的事情，会在后来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方面的决定，还是“不准包产到户”，小岗村的农民们的行动，当时可能是一个“刑事事件”，根本不是争议不争议的问题，也应该没有人能公开承担得起这样的风险。
但是，因为“小岗村事件”符合邓小平的改革方向，后来不仅被追认合法，还成了一只报春鸟。其实，相隔不远，明显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人民公社的牌子，也被悄然摘下了。
还记得著名的“租界风波”和“洋浦风波”吗?向外国公司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给社会带来的，是普遍困惑和巨大的震动。体制内痛心疾首地表示反对的老干部为数不少，他们不能接受“革命先烈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他们把它和旧时代的租界相提并论，斥之为“卖国行为”，呼吁“国家主权何在?民族尊严何在?”
邓小平总是成竹在胸，他的权威如同一张最大的王牌，一旦亮出来，能PK掉一切。他的语言如同谜底一样简捷有力，不容辩驳。关于“洋浦风波”，他的批示是：“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
虽然不是没有波折，但总的说来，邓小平始终稳稳地操控着意识形态的大盘。在意识形态的高端，离开改革路线另设议题是不能成立的。
转型中个体命运和观念激荡
在伟人政治的大盘之下，则是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个体命运。
三十年来的转型过程，制度和观念急剧变化，不断地扫描着每一个人的命运。无论是因为时代的机遇或陷阱，无论是被动接受或主动挑战，总之，一些人的作为在这个时代所能提供的公认价值尺度上，呈现出“测不准关系”，我们把他们称为这个风云激荡的新时期的“争议者”。
这个话同样应该从转型初期的语境说起。
曾经，比较体面的人士可以承认“白天听邓小平”，但不好意思承认“晚上偷听邓丽君”。而李谷一就在这个时候用了一嗓“气声唱法”，把自己弄成了一个“争议者”。某些很有地位的人物都在生气地谴责她。虽然，今天的青年要是看到那些文字不知道会笑成什么样子。但那时，这是严肃的“争议”。
曾经，张贤亮的作品因为写性而颇受争议。一位享有相当威望的作家同行说，“简直无法忍受”。可是，在今天，张贤亮的作品如果不能成为青少年的推荐书目，决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曾经，从公众人物到普通百姓，因为婚前或婚外的自愿性关系而被判刑，是没有争议的事情。今天，木子美的生活不受干扰。面对陈冠希事件，我们争议的是，“网络暴力”对当事人的伤害，和偷看艳照的罪与罚。
——如果我们可以给新时期的争议分一下类，似乎可以说，无论在现实生活或是艺术表现里，个人私德方面的争议，差不多都已经淡淡而去。
然而，另外一些争议却不那么容易被时代遗忘。
例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给中国描绘了国民收入翻两番的小康图景，以及“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一百年，但是他没有给我们设计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权利如何像经济收入一样，不断产生“增量”。因此，在这方面，无论是“政治强人式的民主推进”，还是基层的自觉演练，抑或是个人追求，都难以获得体制内外的一致认可。关于他们，如果有争议，只能溢出这个时代。
例如，总设计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没有设置禁区，他要求“大胆地试”。只要能够“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他并没有说改制过程中如何分配才算公平公正，没有说给国企管理者什么样的收入和股份，才算“激励”和“善待”。可是，石头无论摸不摸得着，河都是要过的。
于是，褚时健的功与过、罪与罚成为标志性的争议。你可以说，把褚时健等人的收入跟马明宇(1990年代中期的四川足球明星——编者注)们放在一起讨论是方法错误，但是，对于褚时健本人来说，如果不是“成功得太早”了，他有没有可能如马明宇一样拿到体面的年薪?
于是，国资是卖还是不卖?是“卖光”还是至少留下医院和学校?成为新时期的主题性的争议。又因为“效率先于公平”，“卖”甚至等不及国家发出规则性指令，不得不在争议之中进行。
于是，郎咸平的话锋所指，都是争议；
于是，有“原罪”说。虽然紧接着就诞生了“宽宥”说，看上去是“没有争议”。但它如果是一个“被搁置的争议”，或许会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四十周年、五十周年时被提起。
观念价值的“增量”
这个时代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激荡着各种观念。姓资与姓社，向左与向右，“新左”与“新右”，激进与渐进，公平与效率，权威与民粹，文化与传统，自由与民主，普世性与国情论。如果按照这样的线索梳理下去，我们真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争议的时代”。
争议可能是进步的助推器。但争议不一定解决问题，争议也不一定导致进步，不一定众望所归，每议完全可能长期徘徊于常识，止于争议。
正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能耗比过高和环境污染过重的“每议”。这个时代的思想和观念的产出，是否也存在“粗放型经营”，甚至被人为“掉包”， 或错误地收获了败草秕糠?
换句话说，是否有诸多无谓的争议，或者无可争议的争议，占领了我们的公共频道?或者曾经有一些真正的价值。在争议中被蔑视，被罚下场了?
然而，所有争议都会落实到具体的人头上。
有人为这个时代贡献了真正的智慧，他们的思想、行为和观念推动了社会的迁变和观念的更新。有人以他们的命运为这个时代提供了议题，他们承受了时代的不幸。或者享受了时代的荣耀。
我们提供的这一份记录。是一份扫描三十年的参照。它们有的不乏超越的价值，但更多的，只是“转型期的悖论”。
三十年争议史
我们只能采撷在不同的历史节点曾引起广泛争议和非议的十五位人物，来作为这三十年中国争议史的一个略影。 也许还有更适合报道的争议之士，限于篇幅，也限于国情，只能有待未来的时光去打捞。
他们是：
张华——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1982年因抢救落入粪池的老大爷而牺牲，他的不幸去世，引起了今天看来也许是荒涎的大讨论：一个大学生的生命，和一个普通农民的生命，哪一个更重要?
柯云路——曾经的知名作家，1980年代前期以改革小说而风靡全国，1990年代因出版支持江湖医生胡万林的长篇著作，而遭受“为气功、中医和伪科学辩护”的批评。此事虽以胡入狱而暂告一段落，但“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迄今未绝。
何新——学者，特别是1989年之后，他建立起一套为威权主义和现实合理性辩护的自为理论，很难说，他的话语体系是诚实的学术诉求，还是政治投机。
马俊仁——前传奇教练，其神话始于1993年，他的“马家军”有5人13次破了3项世界纪录。如果说新的体育纪录往往意味着对人类的身体和勇气的赞美的话，马俊仁所做的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贬低：过去的世界纪录简直一文不值。这使得他从此陷入到世界性置疑中：这是体能的极限挑战，还是药物的胜利?
陈光——超前于时代的革新家，尽管早有“厉股份”等经济学家的鼓吹，但他早在15年前就锐意推进的“股份制”，后来才被认为是国企改革的康庄大道。
褚时健——一个创造了辉煌、也品尝了苦涩的功勋企业家。十多年前导致他倒台入狱的“59岁现象”。到今天已为合理的股权激励和机制安排所取代。
何智丽——前乒乓球世界冠军。她的不“让球”和对阵邓亚萍时的大喊“哟西”，让她一度成为“全民公敌”。
黎元江——锒铛入狱的知名报人。他以强力市场化手段锻造出一个强大的媒体王国，但也埋下了摔倒的伏笔。
冯锦华——他在东京靖国神社涂抹攻击性文字的行为，是深思熟虑的正义之举，还是愤青的鲁莽行径?近十年后，他在做什么?
田文昌——知名律师。因替所谓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辩护、认为其罪不当死而引起网民群起而攻之。法律与民意，孰轻孰重?
仇和——政府官员，他依靠体制内力量统辖官僚阶层的强力改革行为，为他赢来了改革家、酷吏等“头衔”。这种强人专制，是走向民主政治的可行路径吗?
木子美——毋庸赘言了，她的身体革命和自由性爱，为这个时代混乱不堪的伦理危机，钉下了一个无法绕开的路标。
李银河——社会学家。她的性权利理论肯定是正当和人性的，唯一的疑问是，会不会太超前了?
经济学家们——经济学家们内部、以及经济学家和民众之间的争论，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在为这个国家前三十年的政治狂热和摈弃经济理性补课。
释永信——这个少林寺方丈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他为大陆版人间佛教引路的拈花一笑，还是在为末法时代写注脚?
邱兴隆——律师、法学者，他的“立即废除死刑”的倡议，在当下语境下。可谓惊天一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