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哲学，首先是“躁”或者说“动”的哲学。老子说：“反者道之动。”按照这个观点，“动”或者“躁”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道家哲学承认事物的运动是永恒的，所以才有“反者道之动”这样高度抽象而精确的命题。事实上，当孔子站在河边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是在坦承物质世界的永恒运动呀！
　　但是，老子又强调，“致虚极，守静笃”，并且明确指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按照老子的思想，静统帅躁，这是没有问题的。庄子在《缮性》中言：“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深根宁极”四字，可谓对“静”最佳诠释。
　　苏东坡被贬黄州，月夜泛舟赤壁之下，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他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这个感悟是老子式的。他看到了物质世界变动不居的特性，所以才会在遭遇人生重大变故（“乌台诗案”）的关口，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适应新形势、新变化。这种调整，个人的感觉，是老子“静为躁君”这一思想的一次成功运用。外在物质生活是变动不居的，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外在物质生活的“躁”的集中体现。但是，苏东坡的伟大，是用内心的“静”来制外在的“躁”，强调“静为躁君”，这就是他接下来说的后半句：“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从“躁”的观念看，“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从“静”的观念看，河流永远是河流，不会消失。就这个意义言，“静为躁君”，微观物质世界虽然一刻不停地在变动，但宏观物质世界却永恒存在。苏东坡感悟到了这一点，活着的信心也就更足了。所谓“一蓑烟雨任平生”，就是这种坦然自信心态的表现。
　　“以静制动”因此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非常高妙的人生哲学。当老子将“重为轻根”与“静为躁君”并置时，我感觉，在老子的想法里，“静”是重的，“躁”是轻的，所以“静”才能胜“躁”，才能統帅“躁”。中国文化非常注重一个人的“静气”，“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是清代三朝帝师翁同龢的一副对联。“静气”就是一种沉稳劲健之气，与一个人的“躁气”也就是虚浮之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静为躁君”，就是要消除人的“躁气”，锤炼人的“静气”。“躁气”就像天上的云，轻飘飘的，没有分量，所以有躁气的人在做人上就没有根蒂，老子因此说：“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君”是什么？“静气”。人失掉了“君”，做事做人就没有定准，恣意妄为，无逻辑可言，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因此老子在第四十五章接着说：“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今天的中国社会，因为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一个剧烈的转型期，各种思潮冲突尖锐，表现在人心上，就是“躁”得厉害。“躁”有其好处，那就是古人说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最怕的是一潭死水，一个声音。正因为有各种思潮的交流碰撞，才会有真理的火花闪现。所以，当代社会，不怕“躁”，但是需要用“静”来统帅“躁”，遏制“躁”的负面影响。这个“静”，个人以为，不是墨家的“尚同”，而是儒家的“和而不同”。承认每个人生命的独立价值，允许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想法，无论那想法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而又在法律的框架内和平共享身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彼此和谐相处。这就是“和而不同”，这就是“静”的最高境界。
　　事实上，当我们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时，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魏晋人对个体生命独立性的尊重。王羲之在文中写道：“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你可以选择“静”的人生，我可以选择“躁”，这里面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同样可以获得人生的快乐。魏晋人不愿将人生圈定在一个固定的狭窄的圈子里，他们希望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是不受羁绊的，这种想法是多么好。虽然我们肯定老子的“静为躁君”，肯定人的内心的静气，肯定人心应该有的那份沉稳厚重，但是，在人的外部生活中，我们并不提倡“槁木死灰”。我们希望人的外部生活是活跃的，丰富的，富有变化的。所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应该是我们的一种自觉的追求。我们羡慕西方文化的冒险精神，许多科学上地理上的大发现，都源于这种冒险精神，源于外在生活的“躁”，源于对运动的天然爱好，我们中国人同样可以做到。所以，外在的物质生活无妨“躁”一点，多在外面走走看看，多体验；内在的精神生活无妨“静”一些，少点对名利的贪欲，多点对生命本质和尊严的体悟和尊重。这样一来，既做到“静噪结合”，又做到“静噪有别”“以静制躁”，真正如苏轼所言：“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以动衬静，那静是何等恢弘而博大？
　　按照孔子的说法，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静噪岂可偏废？乃自制对联一副，以为结束：
　　静噪本一体，唇亡则齿寒。
　　（编辑 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