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精神的崇高境界，关键在一个“和”字，用孔子的话说，那即是“和而不同”。“不同”，是尊重生命个体的差异性;“和”，是强调生命整体的和谐平衡。中国人遇事不走极端，追求精神的平和冲淡，不偏不倚，这使得中国人不具攻击性，有一种和平的性格。这是一种十分宝贵的性格，对人类和平做出过极大的贡献。
　　我们读诸子散文，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一主张，必有一相对的主张与之对峙。这种对峙，我将其视为一种纠偏，正因为有相互冲突的思想相互制衡，其最终的合力，不是相互抵消，而是相互补充，将中国人的精神引入一种平衡和谐的崇高境界。
　　我这样说，自然要举出例证，才有说服力。譬如有儒家的“文”，就有墨家的“节文”与之对峙。儒家的“文”，有走向“繁文缛节”的危险，所以墨家用“节文”来纠偏，虽然墨家的“节文”受到荀子的批评，认为对先人太刻薄，与儒家“慎终追远”的理想相去太远，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的“文”，确实有华而不实、铺张浪费的弊端，一直到当代，其弊端依然显现，故墨家的“节文”，依然有现实意义。
　　再说儒家的“刚”，就有道家的“柔”与之相对峙，同时也互为补充。儒家“至大至刚”的人格风范，自然是令人肃然起敬，但是，毋庸置疑，儒家里，特别是孟子，其偏于激情、浪漫的成分多，偏于理性、务实、冷静的成分少。孟子言辞激烈，词锋尖锐，虽然给人强烈震撼，但锋芒毕露，刚而易折，这就需要道家委婉折中，面对现实。我们总有一种错觉，以为道家逃避现实矛盾，其实道家只是换一种方式面对现实矛盾而已。在错综复杂如牛的技经肯綮一样的现实矛盾面前，一味硬来只会使解牛之刀迅速折断。道家的冲虚谦抑常常能化干戈为玉帛，起到神奇的功效。“刚”与“柔”的婉转转化，互为表里，成为中国人处理现实危机的不二法宝。亦刚亦柔，刚柔相济，成为中国人智慧宝库中的珍珠，始终熠熠生辉。
　　诸子思想的对称之美，在诸子散文中随处可见。有杨子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就有墨子的“摩顶放踵而利天下”;有儒家的“文质彬彬”的人格追求，就有道家的“重质轻文”与之反动，前面说过，儒家的“文”一旦被官方歪曲，就可能有“虚文”的虚伪面目存世，而道家“重质”，则可以纠“虚文”之偏，让人心回归本初的质直和纯净，如婴儿一般。有儒家中孟子的“性善”，就有荀子的“性恶”与之相对。孟子认为人之性善，若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这未免过于天真，所以荀子說，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本性中，有动物性的一面，自私、争斗、暴虐、凶悍，这些人性的自在缺陷，需要后天的自为学习，即“伪”来加以改造，所以荀子开篇即为《劝学》。这样说，就显得合情合理得多。有孔子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德政，就有韩非子的“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不吹毛而求小疵”的法治精神。有儒家的“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有法家的“法不阿贵”，铁面无私。儒家温暖的人情，自然可以补法家的苛酷之弊，但温暖的人情，其流弊在于拉帮结派，搞关系网，从而损毁法的尊严，这就需要法家“法不阿贵”的铁面无私来纠正。有道家的“名可名，非常名”的“非名”思想，就有儒家循名责实的名实观来补正，恰如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名家的“白马非马”，将儒家的名实观提升到逻辑思维的高度，从而摆脱了儒家思想的伦理窠臼，真正向纯学术迈进了一步。
　　以上管中窥豹，简述了诸子思想的对称之美，各种思想看起来纷若乱麻，互相诋毁，吵闹得不可开交，但细细梳理，就会发现，这些思想中间存在着惊人的对称之美，各种思想既激烈冲突，又相互纠正，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一种美丽的和声效应。我感觉诸子思想的对称之美，有点像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权力制衡思想，有一种权力，就有一种对之进行牵制制衡的权力，这种权力之间的对称之美，真正可以使权力得到最科学的运用。
　　诸子思想的对称之美，奠定了中国人和谐平衡的精神之美。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一个身心平衡、平和的民族，怎么可能还会有侵略性呢？所以，这种精神薪火，绝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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