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了然的统计数字资料，最具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和震撼力。周恩来在管理国家、建设国家中特别重视用数字来思考问题、揭示规律、进行决策。他曾说：“国家大，这个家不好当；领导上必须注意算账。”而工作极端严格、认真负责的周恩来记忆力惊人，对很多数字过目不忘，尤其擅长数字运算。于是，在他的总理生涯中就发生了许许多多有关数字的故事。这一串串数字不仅闪耀着他超人的智慧的光芒和敏锐思辨的魅力，而且还折射出他鞠躬尽瘁、心系国事、情牵百姓的公仆风范。
　　
　　用数字解析问题
　　
　　1957年9月8日，周恩来来到石景山钢铁厂（即首钢的前身）视察。当负责人汇报石钢正在进行精简机构工作时，周恩来问：“现在全厂有多少人？生产工人是多少？”厂领导如实提供了相关数字。
　　周恩来很快计算出厂里非生产人员占30％多，认为“这个比例太大了”。并接着问：“你们打算减到多少人，怎么减？”厂领导认真回答：“方法是改革业务，合并机构。”
　　周恩来听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精简机构时，要考虑彼此通气的问题。厂长要考虑党的工作，党委书记也要懂得生产，党政工团都要懂得生产嘛。我们分工不能像唱戏的，唱旦角的不能唱胡子，唱胡子的不能唱旦角，要培养全才。”又说：“多管点事情就可以提高干部，你只给他一样工作、一件工作，哪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提高呢？”
　　周恩来还详细询问了职工的工资、奖励、住房、医疗和其他福利事业的情况。他关切地询问：“奶牛场有多少头牛？职工的疗养情况怎么样？” 一位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管家”，那么真切地对普通劳动者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真是感人至深。
　　当听说疗养是由冶金工会统一安排，每年只能去二三十人时，周恩来马上郑重其事对他们一五一十地拿具体数字算起账来：“就按照30人算吧，一年30，10年300，百年3000人，要400年你们厂每个人才轮得上一次，要你们的子子孙孙才轮得上，这纯粹是点缀品。”他一再嘱咐厂领导要关心职工生活，要爱护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石景山钢铁厂党委成立了职工生活调查组，有重点地解决工人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后来随着首钢生产的发展，职工的收入、住房、医疗保健和各项生活福利事业，都逐步得到改善。特别是周恩来非常关心的职工健康疗养事业，在首钢改革以后，有了长足发展，在全国一些环境优美的疗养胜地陆续建起一批疗养点。
　　1962年6月，周恩来来到吉林延边视察工作。当时，由于“大跃进”运动，城市负担加重，中央提出精简方针，要求下放城市人口。当周恩来了解到延边城镇人口过多的情况时，指出：“你们这里有森林、铁路、煤矿、有色金属、造纸工业等，共有25万多人口，而农业人口只有62.5万人。精简的难度大，负担很重。”他稍微思索一下，出主意说：“要组织职工家属搞农业，家属不搞农业，靠什么吃饭？17万家属生产粮食，就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城镇人口，情况就会完全变的。”
　　周恩来清晰明了的数字比较，合理的分析建议，使大家明确了精简的意义，理解了党的政策。特别是他最后的几句话，更让大家吃了颗定心丸。接着，他言辞恳切地说：“国家的精神是凡属精简下来的人，国家都要负责到底，不能漏掉一个，要使大家有住的地方，有其他职业，要有生活保证，不能流离失所。”最后，他鼓励大家要贯彻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尽快恢复和发展各项事业，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设好。
　　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延边的精简工作开展顺利，社会安定，困难局面逐步好转。
　　
　　用除法与乘法来分析“生产和消费”
　　
　　管理国家、建设国家要掌握具体数字，成竹在胸，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决策失误。周恩来深知这样的道理。他在抓经济工作时就十分重视算账，加减乘除，数数在胸。他曾说：“国家大，这个家不好当；领导上必须注意算账。”
　　1959年5月18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时，周恩来曾形象地说：“消费是减除，生产是加乘，说起来也简单，但执行起来不容易。”
　　


　　1959年5月31日，周恩来在天津接见前来辞行的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拉加卜时，对这一观点做出进一步阐述：“中国有两件事情，一件是除法，一件是乘法；生产——用除法，分摊到每个人的就不多，而消费——用乘法，全面总消费就多了。例如粮食，虽然增产很多，但每人还不到600公斤。去年养猪18000万头，但平均3个多人，差不多4个人才有1头猪；而且中国的猪平均每头只有30公斤，每个人平均只有8公斤猪肉。每人不到600公斤粮食，只8公斤肉，从国际水平来说，这样的水平是很低的，从而生活水平也低了。虽然生产成倍地增长，但因为底子薄、人口多，算起来就不多了。所以，消费还应有一定的限度，而这还不是一两个跃进年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些近乎拉家常的谈话，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理，根据中国的国情，运用加减乘除法，同外国大使讲中国生产和消费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对当时实行的脱离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公共食堂消费方式的否定。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也对当时的生产和消费算了一笔账。他说：“生产方面是全民办企业，它都占有了器材，国家尽管生产了很多器材，比前几年加倍地增长，不能算少，可是拿65000万人除一除，看一看，平均每人有多少呢？到底钢有多少呢？水泥有多少呢？木材有多少呢？化工材料有多少呢？石油有多少呢？没有多少！所以，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它就把材料占有了，就使得原有企业，大企业倒反而感到不够。消费方面也是一样，粮食翻了一番，不错，可是平均到每人，拿65000万人一除有多少呢？不过600公斤嘛。这里面要吃的，要饲料，要留种子，还要出口。分到每人一点不算多，可多吃一点再拿65000万一乘，数目就很大。”
　　周恩来有理有据、条理分明的一席话令人信服，也深深吸引着听众，整个会场上气氛十分活跃，所有的人都进入了周恩来的运算思路之中。大家想：像“大跃进”那样全民办企业，只能造成原材料紧张和经济效益低下。在人口多而生产力水平低的条件下，人均消费水平不可能高。
　　接着，周恩来又针对公共食堂的消费方式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大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调剂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你吃1斤，我也吃1斤；你吃2斤，我也吃2斤。大家算算，54000万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斤，吃了5个月，150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粮食呢--1650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2000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65000万一乘，数目就大了。”
　　周恩来用具体数字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会加剧粮食紧张状况的道理，通过算账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这一不可取的做法。
　　
　　用减法与加法来说明“资源和人口”
　　
　　周恩来不仅善于从一组组直白鲜明的数字中，敏锐地看出存在的令人十分担忧的问题，并且还非常注重用这些具体数字教育人民。
　　他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中国建设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1957年3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6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16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3亩。城市人口不算，3亩多一点。"他认为，以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人口，来建设工业，有困难，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对“大跃进”运动中，大办工业滥占耕地，周恩来多次引为教训。
　　


　　1961年4月3日，周恩来说：“在农业耕地上，我们搞工业，搞一个工厂，常常占很多平坝子。比如，兰州、西安、洛阳、郑州、成都等地被占用的一些坝子，都是好地方；河南的新乡、河北的一些平原，动得更多，山东、江苏、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也都有很多耕地被占用。”“这一点我们有些人没有注意到，所以影响了农业。”
　　1962年1月8日，周恩来又说：“我们自开国以来占了1300多万公顷好地，全国只有耕地11400万公顷，一下子就占去十分之一，很痛心。虽开了点荒地，很有限，要接受这个教训。”同年2月7日，他说：“12年来，为了搞基本建设、城市建设、水利建设、交通建设等等，占用的好地超过2亿亩以上。而12年来，开荒不过1亿多亩，增减相抵，少了1亿多亩的好耕地，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1963年，周恩来在论及我国的资源问题时，再次极富远见地说：“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第一，耕地少，不到16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将来要扩大到20亿亩时，我国的人口又要增加到10亿左右了。这一点，美国和苏联的条件都比我们好，美国有30亿亩耕地，苏联也有将近30亿亩，甚至印度的耕地也比我们多。第二，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也很小，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他这是在谆谆告诫大家不仅要节约资源，珍惜和保护资源，合理规划和充分利用好有限资源，更要从长计议，造福后代。
　　通过算账，周恩来对于每年耕地增减的数字，对于人均耕地的增减数字，对于国土面积与耕地面积与森林覆盖面积的比较，对于中国与其他大国耕地绝对数与人均占有数的比较，都了如指掌。这为他自觉而坚定地推行保护耕地、珍惜资源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谈到人口问题，周恩来也曾理性地分析说：“人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资金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1000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并不大。”
　　1963年，周恩来指出：“过去15年，出生的婴儿共有22500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1岁到15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他还运用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民族分布不均等的数字，一方面说明民族团结、合作的重要，另一方面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汉族和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应有所区别。
　　1957年6月，周恩来又说：“这几年来人口的增长主要的还是汉族，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多。少数民族人口少，生育率也低，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不大。所以，我们提倡节育主要是在汉族。”
　　可见，此时周恩来已经敏锐地预测到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会严重影响国力增强，教育大家要注意计划生育，要着眼长远发展，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注重人口质量问题，着力提高全民素质。周恩来通过算账，不仅用人多地少的比较数字，而且用生产和消费的比较数字来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
　　
　　数据报表中密密麻麻的手迹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尤其是粮食紧缺。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时常要为各省市粮食的分配、调运、贮存的事情工作到凌晨，成了名副其实的“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每次谈话一般都是从晚上九十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现存的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报表中，有周恩来的笔迹994处，仅《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做的标记就有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迹。这些珍贵的报表史料，极其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在困难时期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巨大心血，他真正达到了呕心沥血、兢兢业业的非凡境地。
　　周恩来每周都要几次约请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在听取汇报时，他总是亲笔计算数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各地库存有多少，每日销售多少，可以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等等，他都要问得一清二楚。当时，各省的粮食供应都十分困难，包括一些产粮区也很紧张，请他们拿出一些粮食并不容易，不仅需要实事求是弄清真实情况，而且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周恩来总是亲自同各省的领导干部谈话，要他们顾全大局，支持国家统一调拨粮食。
　　尤其可贵的是，周恩来在调运粮食工作中从不主观臆断，而是事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做到心中有数，力求在全国范围内通盘考虑，合理调拨。为此，周恩来专门设计了一种《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上面按期记载着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看起来一目了然。周恩来对这份表总是看得很细，记得很牢。当他到各省视察时，有时对这个省的粮食情况比当地领导干部了解得还清楚。
　　


　　据当年在粮食部门工作的一些负责人回忆：“周总理博闻善记，掌握着许多具体情况和信息数字。他要求我们讲真话、办实事。一次，总理请李先念、陈国栋和杨少桥商量调拨计划，谈到夜里11点。他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这个计划表今晚要弄好，一会儿让你们计划司长来就可以。说完，他又忙于其他政务。当计划司司长周伯萍次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总理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查了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周伯萍讨论一遍，然后才同意印发。1961年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有一次，总理同我们一起研究了各省的粮食调拨安排，排出表格，数字相加，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一时查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眼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儿，总理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5000万斤，加了没有？’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是我们漏记了。加上这笔数，一打算盘，平衡了，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理办事认真，工作细致，待人平等，和蔼可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拿数字做武器进行外交斗争
　　
　　周恩来无论抓哪项工作，一向重视掌握具体数字，以“数”服人，以理服人，在风云万象的外交工作上尤其如此。
　　1959年3月，西藏反动农奴主勾结帝国主义发动武装叛乱，残害西藏人民。可西藏一小撮反动派和妄图侵略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却胡说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同情西藏人民，要帮助西藏人民获得幸福。
　　周恩来严正地批驳了这种虚伪反动的论调，他说：“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部分地方，共有人口120万，参加叛乱的人只有2万左右，其中多数是被欺骗裹胁参加的。……在西藏要求改革的劳动人民和赞成改革的上层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就有110多万人。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同情西藏人，他们却没有区别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是同情110多万要求和赞成改革的劳动人民、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呢，还是同情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呢？我们希望一切好心的朋友（这里我们所说的好心的朋友，是指那些愿意坚持同我国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人们），对于这种明显的绝大多数和极少数的划分，应当首先弄清楚。”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访问印度。在一次谈判中，印方提出这样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西藏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的领土的？”
　　


　　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
　　印方耍赖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沉着冷静、非常巧妙地回击道：“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了，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就不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周恩来出其不意地通过700年与100年的数字比较，驳得印方哑口无言，尴尬至极。这时，会谈席上的印度副总统情不自禁钦佩地说：“中国总理是雄辩的！”
　　某年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落落大方地请记者们提问。这时，记者席上的一个西方记者站起来，抢先向周恩来发问：“总理先生，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如此的提问实质上是在讥笑中国贫穷。面对这种猝不及防的难题，只见周恩来略作思忖，然后不卑不亢，机智幽默地回答：“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金嘛……有18元8角8分。”
　　这一回答使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记者瞪起迷惑的眼睛，静候周恩来做出解释。
　　周恩来镇定自若地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值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他略微停顿一下说：“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信用卓著，币值稳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周恩来这一席彰显智慧的话掷地有声，顿时在场内激起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机智、爱国、伟大！”这名外国记者在心里叹服道：“这就是周恩来！”
　　
　　比较具体经济指标以调整政策
　　
　　周恩来还经常通过算账，运用具体经济指标的中外比较，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1957年11月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港湾城市市长访华团。在交谈时，周恩来说：“日本9000万人口，却生产1100万吨钢，700多万吨化肥；我们6亿人口现在只有520万吨钢，才产50多万吨化肥。日本每町步（1町步约合0.99公顷——编者注）地产粮6吨多，我们才产2.2吨，日本是我们的3倍。你们的工业和农业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
　　1959年2月12日，周恩来接见安井郁、岩井章等日本客人时，把中日两国的国土面积与铁路长度进行了比较，说明了日本铁路发达和中国铁路落后。然后，他说：“凡是外国朋友，只要把中国的人口和产量、产值、铁路长度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中国还很落后。单独算产值觉得很大，可是按人口一分，就显得不多了。”
　　1963年6月30日，在全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倡导要搞生产上的“五好”，即品种多、质量高、成本低、消耗定额少、劳动生产率高。他说：“鞍钢有十三四万人，人太多，就不能说太好。英国一个300万吨炼钢厂只有2万工人，这个劳动定额多高呀，如果我们把它学来，就可以促进我们冶金工业的大发展。”同年12月，周恩来访问摩洛哥期间参观了一座由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他通过数字比较，深有感触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苏联帮我们在兰州建了一座与此厂生产能力相等的炼油厂，职工多达6000人，而这个厂包括技训班在内，总共才300人。相比之下，我们的人力浪费何等惊人。”回国后，他很快指示石油部派技术专家去摩洛哥考察了那座炼油厂。他还亲自向大庆炼油厂介绍了这家炼油厂的情况。
　　1973年9月13日，周恩来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时，对中法经济水平进行了比较。他说：“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来看，我们不能和你们比，我们少得多。你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接近3000到4000美元。我们是300美元多点，你们十倍于我们。中国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到21世纪才能达到你们那个水平。”
　　在对外贸易的计算中，周恩来也十分重视比较利益。粮食不同品种的以出养进是其例证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到1965年，我国粮食生产形势已明显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需不需要大量进口粮食？周恩来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去，同他们一起研究，特别是同他们一道对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和小麦价格进行了对比计算。当时，1吨小麦价格是60多美元，大米价格是100多美元，出口1吨大米至少可以换回1吨半小麦，虽然我国进口小麦量大于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粮油产品，一进一出，在金额上大抵平衡。周恩来果断地提出了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以出养进方略。
　　“两利相权哪个重，两害相权哪个轻，要比较。”这是周恩来解决复杂问题、做出重大决策时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对出口大米、进口小麦，他经过比较、计算，认为一举两得，对国家有利。第一，出口大米，进口小麦，可以多得粮食，增加外汇。第二，进口小麦供应京、津、沪、辽，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并且，小麦便于储存，以备急需。第三，海运费便宜。相反，靠陆路从我国内地运粮到沿海大城市，运费高；通过海运进口小麦供应沿海大城市，既可以节约运费，又可以缓解内地运输紧张状况。周恩来在1967年10月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倍小麦。
　　通过执行周恩来“以出养进”的指示，粮食部门和外贸部门通力合作，取得了一举多得的可喜成果。1971年至1976年小麦、大米等进出口相抵，国内增加粮食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
　　
　　以数字说话教育干部
　　
　　1956年初，在三大改造高潮时，有些领导头脑发热，急于求成，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冒进指标，企图把在7年或者12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3年、5年甚至1年、2年内做完。周恩来通过算账，对冒进带来的失误进行了说理斗争，并努力予以纠正。6月5日，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关于向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提出1956年预算报告的问题。他说：“3月份通过的预算数字，现在又有出入，动用结余增加到9亿元，数字太大了。”“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
　　11月9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通过算账，得出结论：“1956年度各种计划指标到底怎样，我们觉得应该说冒了。”“表面看来，预算收入307亿元、支出307亿元是平衡的”，“而实际上赤字有20至30亿元。”这是由于动用了上年的结余，而实际上上年的结余已经贷出去了，一笔农业贷款就有19.7亿元收不回来，预算上没有，而银行已贷出去了。
　　“大跃进”运动中，周恩来对那些浮夸的数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仅不相信，而且提出了批评。1958年，他在某市郊区看到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斤的高产稻田。田地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几十亩的稻子移在一亩地里。周恩来看了以后心情沉重，因为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这一年“大办钢铁”，河南新乡市一天放出生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算了算账说：“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10多吨。河南新乡一天生产102万吨生铁，要1000多万吨运输量，这怎么可能呢？”
　　1959年5月24日，周恩来视察河北省时，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工农业生产的教训，他说：“我们搞农业的忘掉了乘法，中国人多，一个人多吃一公斤就不得了。搞工业的忘掉了加法，把小高炉的数目和容积加起来，即得出生产能力是不行的。”他巧妙地运用乘法和加法的区别，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错误。
　　


　　1959年原来计划煤炭搞到38000万吨。6月17日，周恩来算了一笔账，他说：“今年1月到5月实际生产15000万吨，这的确不少。如仍按这样的速度，不再增加，到年底可以达到36000万吨。如果稍增加一点，达到38000万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经过实际考察，认真算一算则不可能达到。第一，今年上半年集中力量开采，没有同时掘进，生产准备工作不足，原有的老本到年底就要吃光。坑道防护工作也未跟上，危险性大，这样继续下去怎么行呢！第二，维护器材供应不足，上半年为了争取产量，就一个劲生产，什么也顾不上。设备超过了使用年限就很危险，会出事故，而且已经出了事故。第三，新矿井所需的许多设备不能按时供应，到时不能投入生产，产量就达不到这样多。第四，坑木需要的数量增加很多，供应不上。第五，运输能力跟不上，如生产38000万吨煤，要经过铁路运输的就有22000万吨，占铁路总运量的40％，这样怎么行呢！其余的煤炭则是通过河流、公路来运输，这方面的运输也是很紧张的。”
　　1960年，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处在艰难的摸索阶段。这时，连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恶果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各条战线上存在着高指标的问题，人们反映吃不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央领导人面对如此严峻现实，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对计划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6月14日至1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指出：“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不要隐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才能及时指导。”他提议在议论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不要打得太满”，并提出要争取主动。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深有同感。会议期间，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的情况。他注意到农业上正日益突出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提出了这些年来由于高指标、高估产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第一，1956年八大上提出粮食5000亿公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猪3亿头的计划，这三个数字基本上提得太高，很难达到。第二，对这三年的产量都估高了，1958年出现第一次被动，一直到去年庐山会议才改下来。今年1月把去年的产量又估高了，粮食报5400亿斤，实际上只有4800亿斤；棉花宣布4820万担，实际上只有3800万担，现在又被动了。第三，因为去年估高了，今年的计划数字也高，就是在去年的数字上头增加10％，即粮食5940亿斤，棉花5300万担，现在看今年是完不成的。今年能够保持去年的产量就了不起，就是很大胜利。现在，我们不但今年陷于被动，而且到1962年的计划也有完不成的危险。两年灾荒之后，明年就很难保产了，要很大的人力去克服。所以估计1962年的计划，就要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这番话再次显示出周恩来“拿数字说话”和“拿事实说话”的科学思维习惯。
　　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一次把主动权拿过来”。他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的指标。他进一步提醒大家：“农业指标如果提高了，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轻工业的原料，转而又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所以它比重工业感觉更灵，这是三年农业被动得比工业感觉更厉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饱，我们就不安。”
　　毛泽东仔细地听着，略带沉思地不时地微微颔首，待周恩来话音刚落，他就迅速接起话题深入问下去：“那么究竟怎么来转这个弯子呢？”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回答：“既然不能完成，主席昨天也讲了要转入主动，必须在今年的党代会上埋伏一笔，使今年年底的实际数字到明年公布时能够得出为什么减产的结论来。”他还深谋远虑地谈道：“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1962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1962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不然还是不能主动。因此，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无论是农业指标还是工业指标，就要把它提低，其目的为使我们留有余地。”
　　听完周恩来的发言，大家都很赞同地发表了各自的见解。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统一了思想，就为下决心调整计划指标、争取主动、扭转困难局面初步奠定了基础。
　　
　　 “管经济就要会算账”
　　
　　1951年1月，新疆发生牛羊口蹄疫，西北军政委员会于24日电请政务院向苏联订购防疫药品吉阿林3吨。中央贸易部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出口科科长陆红在接到有关这件事情的电话通知后，就向有关部门查询这份电报。但因政务院已经把电报直接批给外交部，所以没有查到，陆红因为感到事关紧要，经请示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后，就前往外交部摘抄电报。在抄电文时，陆红将“3吨”误抄为“300吨”，并即按此数向苏联商务代表处提出订货。1951年2月至3月，这项药品300吨全部运到新疆，这样就比原来需要量多买了297吨。虽然这种药品可逐年使用，但因差错太大，积压资金合计人民币40多亿元（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造成国家资产的严重浪费。
　　这一浪费事件发生后，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51年10月26日向政务院做了书面报告。11月5日，周恩来将此事批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处理，并批示：“应加重处分，同时，应规定财经各部门凡属支付、订购和预算数字都须经过复核方得批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决定给陆红记大过一次，给贸易部领导干部以批评处分。规定：今后财政经济各部门在书写支付、定购、预算及其他有关数字时，都要写清楚，并且要经过复核、校对等手续才能批发。
　　财政部原部长戎子和回忆道：“周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国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
　　有时，专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中或送报表时，往往搞错了百分比或搞错了绝对数，周恩来则及时予以纠正。1952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在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时，发现工作人员统计的数字算重了一个人头，总共应该是52，而不是53。于是，他问相关人员：“你们说说，49加3等于多少？”一下子就把工作人员问愣了。他批评道：“不能马虎，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在为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的材料中，林业方面有几个数字有差错。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
　　1959年8月，周恩来审查修改即将向人大常委会所做的报告稿。在附在报告稿中的那张计划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里，他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他
　　

对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的有关同志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同志仍然记着周总理亲自用笔计算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的情景。
　　“大跃进”运动期间，有些人强调算“政治账”，不重视算“经济账”，开经济工作会议不让业务专家参加。但是，周恩来反对这样做，强调管理经济就要算账，开经济工作会议，要请业务专家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要求身边工作的同志熟记各种统计数字，要求他们开会时要带上国内外有关统计手册，随时准备被询问。重视算账，掌握具体数字，不仅是形成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检查决策是否正确的一个基本方法。学习周恩来重视算账、掌握具体数字的决策方法和领导艺术，对如何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水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周恩来长期担任国家总理，他日理万机，鞠躬尽瘁，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惊人的毅力、过人的精力和超常的负荷，挑起一个大国“总管家”的重担。他身居要位，却完全不谋私利，一心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把毕生的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