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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代表，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报告、文章收入《邓小平文选》的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都闪耀着实事求是的光芒。本文通过重温他这一阶段的著作，分析了他对客观实际的清醒认识，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辩证法的运用，以及把握规律指导实践的方法论和工作策略，力图对他中年时期的实事求是的革命思想有一个较为深入的阐释。
關键词：邓小平著作 抗日战争 实事求是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8-0189-03
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40周年，在40年前12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标志着我国彻底摆脱了“左”的束缚，进入改革开放的发展快车道。当时的邓小平，已是74周岁的老人，而纵览他在抗日战争年代的报告、文章，可以感觉到“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他鲜明的特色。实事求是作为中共的思想路线的科学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收录的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1943年）的文章不多，学术界对这部分文献的研究论文也不算多，但如果细细读来，邓小平中年时期的著作，就处处彰显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对客观实际具有清醒透彻的认识
清晰透彻地认清敌我态势和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抗战时期邓小平文章的特点。邓小平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中，他提及动员新兵存在的困难有四条，百姓中“好子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束缚、抗日教育异常不够、强迫式征调壮丁的方式、不重视对抗日军人家属的照顾。并且，他认为不能认为征兵工作已“具有相当的成绩”“还可以继续那些不好的征调方式”，因为这绝不能满足长期抗战的需要。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的第二章，他把一些党内同志惧怕民主斗争的幼稚尖刻地描述为“这是麻痹党、腐化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好办法”！具有三条致命危害：关起门来决策复杂的政策必然会发生错误；把党外干部群众看成傀儡，群众反对；党和党员都会因此麻痹，失去对新事物的知觉而逐渐腐朽。[2]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他明确阐释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与其政治任务密不可分：日伪的奴化政策及其欺骗性和毒辣性，反共顽固派抗日的两面性、不彻底性和文化上的买办性封建主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民主性、科学性、大众性”。他在发布一二九师文化工作方针任务后，又清楚列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五项缺点，即研究深度和深入基层不足、宣传时效性差、宣传形式不新颖、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设不足、对外宣传工作显得“极微弱”。而这些缺点产生的原因有四条：重视指导不够、文化工作者工作条件差、文化工作没有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不够大众化。在《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一文中，邓小平通过国共两党这方面工作成效的对比，明确指出了中共太行分局在敌占区工作的差距，在1943年之前“我们不但远远不及国民党努力，严格说来，工作简直还有没真正开始”[2]，原因就是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但从当时的战略局势看，他又敏锐指出中共太行分局如能克服三条困难，利用四个有利环境，是能够轰轰烈烈地打开敌占区工作局面的，即克服日本帝国主义对敌占区控制加紧、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我党干部经验能力不足的困难，利用敌占区敌我矛盾加剧、中共威信大大提高、国民党威信逐步下降、华北伪军伪组织人员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抗战的决定性地位的客观环境。在《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一文中，他以太行、太岳、冀南三个抗日根据地在太原失守到武汉失陷的一年左右时间党的工作为例，清醒地指出若干条工作中出现的“歪风”，即党组织发展过快导致影响党的巩固和战斗力减弱、统一战线工作的弱化、“左”的财经政策、“左”右摇摆的锄奸政策、形式主义与简单生硬的工作方法等等。
二、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中的论著，无一不直面困难、直面错误、直面自己或自己领导下的党组织的工作失误，但他又是彻底的革命家，提出问题不是因为畏缩与恐惧，而是为了针对具体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发现规律，解决问题。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中，他总结一些区域的显著成绩和成功经验，号召八路军做好抗日宣传，密切军民关系，组建游击队并在可能情况下将部分游击队员转入正规部队，做好军属工作，动员团结政府、民众团体和一切抗日人士支持征兵工作。他要求八路军在新战士入伍后，加强从政治上武装战士头脑，提高新战士的觉悟，新老战士团结互爱，关怀新战士的战斗力提高和心态稳定等，以适应残酷的对敌斗争。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的第二章指出一些党内同志惧怕民主斗争的三条致命危害后，他随即提出民主斗争的五条优势用来鼓励同志们开展民主斗争的积极性，即充分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1/3）可以及时全面了解情况并解决问题、检测党的政策在群众中的反应，提高党的警惕性，使党更好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提高党的战斗力并锻炼党的执政能力。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对比了敌我态势后，以八路军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为指导，明确了一二九师文化工作方针、任务和努力方向的七条具体内容，即加强对敌文化斗争、加强爱国教育、宣传党的政策、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建立党群的血肉联系、对国民党军加强文化宣传、加强外宣工作（对大后方甚至国际方面加强影响）。邓小平在该文列出工作中的缺点和缺点产生的原因后，针对性地提出今后工作的四点指导意见，即加强文化工作的大众化、造就大批有素养的文化工作者队伍、加强政治与文化的结合、教育文化工作者加强学习和探讨。在《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一文中用简要的文字分析了当时的日伪、国民党、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态势和中共面临的局面的优劣比较后，详尽地提出了八条政策，即做好打入敌后工作、运用好革命两面政策（建立“两面政权”，这是中共为坚持抗日对敌斗争而建立的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它在表面上采用伪政权的形式和做法，但在实质上，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仍然是抗日的政权组织。当时，也把这种基层政权形容为“白皮红心”[3]）、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保护敌占区中国人民利益、对敌恰当运用宽大政策和镇压政策、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配合（合法斗争就是敌人允许的斗争，非法斗争就是敌人不允许的斗争。敌人并不允许我们有什么斗争，只是这种斗争是用合法形式表现，而为合法形式所隐蔽，如请愿、告状、利用伪组织活动等等[2]）、政治攻势经常化、在敌占区建立党等。在《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他从中共建党二十二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和彭德怀关于整党的意义以及北方局所辖的太行、太岳、冀南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教训出发，阐述整风的重要性并提出指导意见，具体分为五条：一是认识自己、下决心改造自己，二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三是把整风与检查工作相结合，四是正视压力，五是同志间坦诚相待、互相帮助。 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运用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在其《邓小平的辩证法及其启示》中，评价邓小平具有过人的辩证思维能力，这个论点也可从邓小平抗日战争中有关论著中得以佐证。邓小平1943年1月26日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的一部分《五年以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被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这是一篇在波澜壮阔、错综复杂局面下，克服困难、敢于胜利的充满辩证思维的报告。邓小平在文中把全民抗战五年以来华北对敌斗争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39年年初之前），军事政治斗争将敌人束缚在“点”“线”（主要指城市、交通线周边等）之内，但我方经济斗争没有开展；第二阶段（1941年春之前），敌我斗争局面尖锐残酷，我方巩固了根据地并开始建设根据地，但敌占区工作被动，经济工作和反特务工作与敌人相比处于劣势；第三阶段（1941年春之后）以来，敌我双方斗争进入空前尖锐化的局面，军事、政治、经济、反特务、文化宣传五大方面我方从整体上变被动为主动（日伪在华北先后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加强对根据地的扫荡，加强建设伪军，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在经历头三次对抗“治安强化”的挫折后，中共和八路军依靠人民，取得了最终对抗的很大胜利。为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客观、动态地评价了五年多来的经验教训后，对今后如何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他提出十条对策：一是与敌人不仅斗勇，更要斗智；二是要清醒了解敌我双方实力，坚持持久战；三是开展全面的人民战争；四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五是巩固根据地；六是“敌进我进”，敢于到敌人后方去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七是以游击战作为作战指导原则；八是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工作等整体“一元化”斗争；九是加强对华北抗战战略上的认识，示范影响全国；十是认真研究落实中共中央的方针指示，并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
在政策执行层面，邓小平更是重视辩证地审视具体问题、不同情况，保证政策执行的效果，《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一文是体现他这方面才华的范文。他在文中强调打入敌人内部组织工作的“耐心”，从打入的对象、打入的任务、打入者的选择、对打入人员的训练、与打入人员的联络等五个方面都细致地作出操作性很强的部署。在论证了革命两面政策的性质后，他就该政策在伪军或上层伪组织内的运用提出十条策略，即利用并扩大敌人内部矛盾、广交朋友、做好宣传、争取周边、照顾抗日分子利益、区别对待敌人、只做急重情报供给、保护自己、以伪军为重点、大胆而又谨慎；就该政策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的乡村中的运用提出四条策略，即团结全村一致对敌、与武装斗争相结合、注意组织工作、村庄之间协调一致。他提醒敌占区游击武装在活动中要考虑好两个问题，一是保护人民利益，凡可能招致敌人报复人民的事要慎重；二是处处力求隐蔽，麻痹敌人。在宽大政策和镇压政策的运用上，他强调镇压的对象是汉奸特务、叛徒、对抗战危害很大而又为群众最痛恨的分子，对胁从分子、次要分子要争取、给予回头的机会，分化瓦解伪军、孤立日寇。《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是一篇长文，邓小平对政策运用的具体方面细之又细，一是能使人感觉到当时斗争的激烈，其次也使人佩服他在政策执行上的高超思维与决策能力。
邓小平在抗战时期就非常重视经济建设，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根据地抗日政权在经济战线成效最显著的就是晋冀豫、华中和山东等地，而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领导的晋冀豫根据地又是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担负重大战略使命，其经济建设和敌后经济战线的斗争的艰辛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斗争。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我们仍能深深感触到邓小平早年在经济方面的辩证思维和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驾驭能力。他清楚透彻地理解毛泽东告诫全党的抗戰敌后三大任务：战争、生产、教育，并把三者有机联系，分析了敌人在其占领区疯狂掠夺，对根据地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强调敌后经济战线应重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2]太行区（晋鲁豫的一部分）在总结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有效的生产政策、负担政策、税收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在敌占区与游击区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利益的政策。每一项具体政策的具体施行时，邓小平都强调尊重客观条件，辩证看待不同时间节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因素，并促使政策与事实相符合，便于政策获得积极效果。例如，1942年冬至1943年春的大旱灾，太行区通过组织大规模抗灾、春耕、贷款救济灾民、组织妇女劳动、兴修水利，组织军队和干部参与劳动等具体措施，渡过了难关，团结了群众。又如，发行冀南钞票（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1939年10月开始在冀南、太行地区发行，后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冀南太行联合办事处在1941年2月宣布，“凡本区内一切贸易，一律以冀南银行钞票为本位币，不得再以法币、银币交易施行”。[4]冀南钞票的流通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上述两例，能使我们洞察出，中年时期的邓小平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敢于斗争，敢于创新，善于化不利为有利，并不断把有利局面引导向胜利，他在建国以后尤其是开创改革开放大业的历程中的清醒、自信是其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沿承与发展。
四、把握规律指导实践
对待复杂的事物，一定要透过各种现象看本质，实行科学决策，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邓小平《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文是一篇理论性很强但又不晦涩难懂的文章。他在第一章以太行分局的具体情况阐释了彭德怀根据地建设规律，即除了具备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一个革命根据地必须具备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总体”[5]，邓小平以设问并逐一回答的方式，首先说明了四种力量不论先后，只有四种力量均形成以后才有革命根据地。其次，四种力量缺一不可，同等重要，如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失败、太行区1939年由于没有坚强的政权影响了根据地的巩固等。他同时指出，党的指导要依据于当时当地的情形，提出当时注意的中心[2]，即不同条件下某一种力量是主要建设方向。再次，在四种力量的联系和配合上，他强调党是领导力量。最后，他又对统一战线工作做了强调，认为统一战线也是根据地建设的一个决定条件。他在文章的第二章阐释了群众运动的规律，并把规律论述为递进关系的四个方面，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群众组织→教育提高群众→把群众斗争统一在统一战线中。在检讨了太行、太岳和冀南区的历史经验教训后，他又强调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条件要注意把握开展群众运动的节奏和手段；尤其是对冀南区过于乐观的态度提出了发动群众的六条标准，要求加强政治、组织和教育三个方面的工作，全面实现目标。在敌强我弱、共产党、国民党、日伪各方势力犬牙差互的华北战场，如何掌握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尺度”，如何既斗争又合作，邓小平在该文中提出了七条策略，这些策略无一不是针对“地理、敌情和时机”等条件，诠释“把群众斗争统一在统一战线中”的具体实践方法，即根据具体情况对地主“打拉结合”、削弱封建而不是消灭封建、不只经济上而且政治上削弱封建、团结地主抗日、加强党的指导、正确对待富农、促进群众运动的深入但应注意其规模，凡此七条，缜密而不失灵活性。
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小平的论著，能够体现出他对中共中央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刻领会，他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创造性地制定政策策略，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发展壮大并取得最终胜利绝非偶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都极合乎民心，他们将人民组织起来，同人民共患难。中共的领导者们在任何场合下，他们的实践和作风都是第一流的”。[6]邓小平同志无疑是中共抗战时期这种精神的杰出代表和实践的先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征途上，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重温邓小平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更应从他的思想中汲取智慧，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12，45，78，65.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226.
[4]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50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9.
[6]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M].杨重光，郝平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于蕾
關键词：邓小平著作 抗日战争 实事求是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8-0189-03
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40周年，在40年前12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标志着我国彻底摆脱了“左”的束缚，进入改革开放的发展快车道。当时的邓小平，已是74周岁的老人，而纵览他在抗日战争年代的报告、文章，可以感觉到“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他鲜明的特色。实事求是作为中共的思想路线的科学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收录的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1943年）的文章不多，学术界对这部分文献的研究论文也不算多，但如果细细读来，邓小平中年时期的著作，就处处彰显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对客观实际具有清醒透彻的认识
清晰透彻地认清敌我态势和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抗战时期邓小平文章的特点。邓小平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中，他提及动员新兵存在的困难有四条，百姓中“好子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束缚、抗日教育异常不够、强迫式征调壮丁的方式、不重视对抗日军人家属的照顾。并且，他认为不能认为征兵工作已“具有相当的成绩”“还可以继续那些不好的征调方式”，因为这绝不能满足长期抗战的需要。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的第二章，他把一些党内同志惧怕民主斗争的幼稚尖刻地描述为“这是麻痹党、腐化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好办法”！具有三条致命危害：关起门来决策复杂的政策必然会发生错误；把党外干部群众看成傀儡，群众反对；党和党员都会因此麻痹，失去对新事物的知觉而逐渐腐朽。[2]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他明确阐释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与其政治任务密不可分：日伪的奴化政策及其欺骗性和毒辣性，反共顽固派抗日的两面性、不彻底性和文化上的买办性封建主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民主性、科学性、大众性”。他在发布一二九师文化工作方针任务后，又清楚列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五项缺点，即研究深度和深入基层不足、宣传时效性差、宣传形式不新颖、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设不足、对外宣传工作显得“极微弱”。而这些缺点产生的原因有四条：重视指导不够、文化工作者工作条件差、文化工作没有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不够大众化。在《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一文中，邓小平通过国共两党这方面工作成效的对比，明确指出了中共太行分局在敌占区工作的差距，在1943年之前“我们不但远远不及国民党努力，严格说来，工作简直还有没真正开始”[2]，原因就是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但从当时的战略局势看，他又敏锐指出中共太行分局如能克服三条困难，利用四个有利环境，是能够轰轰烈烈地打开敌占区工作局面的，即克服日本帝国主义对敌占区控制加紧、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我党干部经验能力不足的困难，利用敌占区敌我矛盾加剧、中共威信大大提高、国民党威信逐步下降、华北伪军伪组织人员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抗战的决定性地位的客观环境。在《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一文中，他以太行、太岳、冀南三个抗日根据地在太原失守到武汉失陷的一年左右时间党的工作为例，清醒地指出若干条工作中出现的“歪风”，即党组织发展过快导致影响党的巩固和战斗力减弱、统一战线工作的弱化、“左”的财经政策、“左”右摇摆的锄奸政策、形式主义与简单生硬的工作方法等等。
二、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中的论著，无一不直面困难、直面错误、直面自己或自己领导下的党组织的工作失误，但他又是彻底的革命家，提出问题不是因为畏缩与恐惧，而是为了针对具体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发现规律，解决问题。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中，他总结一些区域的显著成绩和成功经验，号召八路军做好抗日宣传，密切军民关系，组建游击队并在可能情况下将部分游击队员转入正规部队，做好军属工作，动员团结政府、民众团体和一切抗日人士支持征兵工作。他要求八路军在新战士入伍后，加强从政治上武装战士头脑，提高新战士的觉悟，新老战士团结互爱，关怀新战士的战斗力提高和心态稳定等，以适应残酷的对敌斗争。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的第二章指出一些党内同志惧怕民主斗争的三条致命危害后，他随即提出民主斗争的五条优势用来鼓励同志们开展民主斗争的积极性，即充分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1/3）可以及时全面了解情况并解决问题、检测党的政策在群众中的反应，提高党的警惕性，使党更好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提高党的战斗力并锻炼党的执政能力。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对比了敌我态势后，以八路军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为指导，明确了一二九师文化工作方针、任务和努力方向的七条具体内容，即加强对敌文化斗争、加强爱国教育、宣传党的政策、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建立党群的血肉联系、对国民党军加强文化宣传、加强外宣工作（对大后方甚至国际方面加强影响）。邓小平在该文列出工作中的缺点和缺点产生的原因后，针对性地提出今后工作的四点指导意见，即加强文化工作的大众化、造就大批有素养的文化工作者队伍、加强政治与文化的结合、教育文化工作者加强学习和探讨。在《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一文中用简要的文字分析了当时的日伪、国民党、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态势和中共面临的局面的优劣比较后，详尽地提出了八条政策，即做好打入敌后工作、运用好革命两面政策（建立“两面政权”，这是中共为坚持抗日对敌斗争而建立的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它在表面上采用伪政权的形式和做法，但在实质上，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仍然是抗日的政权组织。当时，也把这种基层政权形容为“白皮红心”[3]）、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保护敌占区中国人民利益、对敌恰当运用宽大政策和镇压政策、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配合（合法斗争就是敌人允许的斗争，非法斗争就是敌人不允许的斗争。敌人并不允许我们有什么斗争，只是这种斗争是用合法形式表现，而为合法形式所隐蔽，如请愿、告状、利用伪组织活动等等[2]）、政治攻势经常化、在敌占区建立党等。在《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他从中共建党二十二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和彭德怀关于整党的意义以及北方局所辖的太行、太岳、冀南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教训出发，阐述整风的重要性并提出指导意见，具体分为五条：一是认识自己、下决心改造自己，二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三是把整风与检查工作相结合，四是正视压力，五是同志间坦诚相待、互相帮助。 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运用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在其《邓小平的辩证法及其启示》中，评价邓小平具有过人的辩证思维能力，这个论点也可从邓小平抗日战争中有关论著中得以佐证。邓小平1943年1月26日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的一部分《五年以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被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这是一篇在波澜壮阔、错综复杂局面下，克服困难、敢于胜利的充满辩证思维的报告。邓小平在文中把全民抗战五年以来华北对敌斗争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39年年初之前），军事政治斗争将敌人束缚在“点”“线”（主要指城市、交通线周边等）之内，但我方经济斗争没有开展；第二阶段（1941年春之前），敌我斗争局面尖锐残酷，我方巩固了根据地并开始建设根据地，但敌占区工作被动，经济工作和反特务工作与敌人相比处于劣势；第三阶段（1941年春之后）以来，敌我双方斗争进入空前尖锐化的局面，军事、政治、经济、反特务、文化宣传五大方面我方从整体上变被动为主动（日伪在华北先后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加强对根据地的扫荡，加强建设伪军，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在经历头三次对抗“治安强化”的挫折后，中共和八路军依靠人民，取得了最终对抗的很大胜利。为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客观、动态地评价了五年多来的经验教训后，对今后如何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他提出十条对策：一是与敌人不仅斗勇，更要斗智；二是要清醒了解敌我双方实力，坚持持久战；三是开展全面的人民战争；四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五是巩固根据地；六是“敌进我进”，敢于到敌人后方去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七是以游击战作为作战指导原则；八是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工作等整体“一元化”斗争；九是加强对华北抗战战略上的认识，示范影响全国；十是认真研究落实中共中央的方针指示，并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
在政策执行层面，邓小平更是重视辩证地审视具体问题、不同情况，保证政策执行的效果，《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一文是体现他这方面才华的范文。他在文中强调打入敌人内部组织工作的“耐心”，从打入的对象、打入的任务、打入者的选择、对打入人员的训练、与打入人员的联络等五个方面都细致地作出操作性很强的部署。在论证了革命两面政策的性质后，他就该政策在伪军或上层伪组织内的运用提出十条策略，即利用并扩大敌人内部矛盾、广交朋友、做好宣传、争取周边、照顾抗日分子利益、区别对待敌人、只做急重情报供给、保护自己、以伪军为重点、大胆而又谨慎；就该政策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的乡村中的运用提出四条策略，即团结全村一致对敌、与武装斗争相结合、注意组织工作、村庄之间协调一致。他提醒敌占区游击武装在活动中要考虑好两个问题，一是保护人民利益，凡可能招致敌人报复人民的事要慎重；二是处处力求隐蔽，麻痹敌人。在宽大政策和镇压政策的运用上，他强调镇压的对象是汉奸特务、叛徒、对抗战危害很大而又为群众最痛恨的分子，对胁从分子、次要分子要争取、给予回头的机会，分化瓦解伪军、孤立日寇。《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是一篇长文，邓小平对政策运用的具体方面细之又细，一是能使人感觉到当时斗争的激烈，其次也使人佩服他在政策执行上的高超思维与决策能力。
邓小平在抗战时期就非常重视经济建设，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根据地抗日政权在经济战线成效最显著的就是晋冀豫、华中和山东等地，而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领导的晋冀豫根据地又是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担负重大战略使命，其经济建设和敌后经济战线的斗争的艰辛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斗争。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我们仍能深深感触到邓小平早年在经济方面的辩证思维和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驾驭能力。他清楚透彻地理解毛泽东告诫全党的抗戰敌后三大任务：战争、生产、教育，并把三者有机联系，分析了敌人在其占领区疯狂掠夺，对根据地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强调敌后经济战线应重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2]太行区（晋鲁豫的一部分）在总结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有效的生产政策、负担政策、税收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在敌占区与游击区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利益的政策。每一项具体政策的具体施行时，邓小平都强调尊重客观条件，辩证看待不同时间节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因素，并促使政策与事实相符合，便于政策获得积极效果。例如，1942年冬至1943年春的大旱灾，太行区通过组织大规模抗灾、春耕、贷款救济灾民、组织妇女劳动、兴修水利，组织军队和干部参与劳动等具体措施，渡过了难关，团结了群众。又如，发行冀南钞票（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1939年10月开始在冀南、太行地区发行，后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冀南太行联合办事处在1941年2月宣布，“凡本区内一切贸易，一律以冀南银行钞票为本位币，不得再以法币、银币交易施行”。[4]冀南钞票的流通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上述两例，能使我们洞察出，中年时期的邓小平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敢于斗争，敢于创新，善于化不利为有利，并不断把有利局面引导向胜利，他在建国以后尤其是开创改革开放大业的历程中的清醒、自信是其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沿承与发展。
四、把握规律指导实践
对待复杂的事物，一定要透过各种现象看本质，实行科学决策，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邓小平《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文是一篇理论性很强但又不晦涩难懂的文章。他在第一章以太行分局的具体情况阐释了彭德怀根据地建设规律，即除了具备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一个革命根据地必须具备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总体”[5]，邓小平以设问并逐一回答的方式，首先说明了四种力量不论先后，只有四种力量均形成以后才有革命根据地。其次，四种力量缺一不可，同等重要，如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失败、太行区1939年由于没有坚强的政权影响了根据地的巩固等。他同时指出，党的指导要依据于当时当地的情形，提出当时注意的中心[2]，即不同条件下某一种力量是主要建设方向。再次，在四种力量的联系和配合上，他强调党是领导力量。最后，他又对统一战线工作做了强调，认为统一战线也是根据地建设的一个决定条件。他在文章的第二章阐释了群众运动的规律，并把规律论述为递进关系的四个方面，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群众组织→教育提高群众→把群众斗争统一在统一战线中。在检讨了太行、太岳和冀南区的历史经验教训后，他又强调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条件要注意把握开展群众运动的节奏和手段；尤其是对冀南区过于乐观的态度提出了发动群众的六条标准，要求加强政治、组织和教育三个方面的工作，全面实现目标。在敌强我弱、共产党、国民党、日伪各方势力犬牙差互的华北战场，如何掌握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尺度”，如何既斗争又合作，邓小平在该文中提出了七条策略，这些策略无一不是针对“地理、敌情和时机”等条件，诠释“把群众斗争统一在统一战线中”的具体实践方法，即根据具体情况对地主“打拉结合”、削弱封建而不是消灭封建、不只经济上而且政治上削弱封建、团结地主抗日、加强党的指导、正确对待富农、促进群众运动的深入但应注意其规模，凡此七条，缜密而不失灵活性。
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小平的论著，能够体现出他对中共中央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刻领会，他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创造性地制定政策策略，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发展壮大并取得最终胜利绝非偶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都极合乎民心，他们将人民组织起来，同人民共患难。中共的领导者们在任何场合下，他们的实践和作风都是第一流的”。[6]邓小平同志无疑是中共抗战时期这种精神的杰出代表和实践的先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征途上，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重温邓小平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更应从他的思想中汲取智慧，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12，45，78，65.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226.
[4]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50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9.
[6]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M].杨重光，郝平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