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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
一 建房
徐悲鸿买地建“危巢”
画家创作需要画室，可是徐悲鸿却没有独立的画室，蜗居在中央大学宿舍。建新房，又缺资金，徐悲鸿那时经济状况并不好，一筹莫展。此事被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知道后，先是由吴稚晖出资3000元购买了鼓楼北侧当时属于傅厚岗的两亩荒地。1931年，吴稚晖又与钮永建、李石曾等人倡议，为徐悲鸿建房筹款。大家凑钱购买建筑材料，请人设计，施工，在傅厚岗修建了一座带有画室的西式二层楼房，就是后来的傅厚岗4号。
1932年12月，徐悲鸿入住新居时，距“九一八”事件发生一年有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面对时局，徐悲鸿拟将新居定名为“危巢”，取不忘国耻，居安思危之意。他在 《危巢小记》 中写道：“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然而，蒋碧薇认为此名不吉利，只得作罢。
一进徐悲鸿公馆大门，迎面是一个铺着草坪的开阔的庭院，庭院中种植着很多花木，梅竹扶疏，桃柳掩映，错落有致。新居是二层小楼，进深10米，宽8.33米，室高5.33米，通常房屋的高度只有3米多，新居房屋高达5米，完全是按照徐悲鸿建画室设计的。左边上下两层房屋，迎面一座楼梯，卧室与浴室在楼上，客厅与餐厅在楼下，客厅在前，餐厅在后。大门右边的门房系佣人住房。
室内陈设是法国风格，温情浪漫，雍容华贵。女主人蒋碧薇还在院中的草地上安了两把大遮阳伞，伞下放圆桌和藤椅，可以在草地上乘凉消闲，也方便朋友聚会。
老北京的四合院
民国时期，北京是北洋政府执政所在地，居住在北京的高官、文人也很多，北京的置业很热火。
曾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一度代理过国务总理。他不仅官做得显要，也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文人。他收藏的丝绸品，非常有名，是业界公认的丝绸收藏大家。他对古建筑也很在行，对于保护中国古建筑贡献很多。当年他创建了中国营造社，汇集了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一批建筑学界最顶尖的人物。在营造社时，罗哲文、王世襄还是小字辈，是梁思成、刘敦桢的助手。
赵堂子胡同3号是当年朱启钤在北京的住所，1931年他花费四万元，从北洋政府前财政总长贺德霖手中买下。仅装修就耗资五万元。大宅院有四进，整个宅院约有近百间房屋。正对宅子大门自南向北的游廊将院子分为东西两个部分，每一部分又从南到北分为四个院子，每个院子都是四四方方的，却只有北房和西房，不见南房。大门左右各有五间房屋，进门迎面粉墙，东首有粉墙与别院房屋相隔，西首是大宅院的外院。外院北面粉墙，中间是通内院的垂花门，外院有南房与西房。整座宅院被走廊连通得四通八达，但是有些院落前又有一道月亮门将内、外分了个清清楚楚。这种格局是北京大型宅院的常见格局。
二 买房
鲁迅3500块购下八道湾11号
1919年，鲁迅开始张罗在北京购房，先后跑了报子街、铁匠胡同、广宁伯街、鲍家街、护国寺等处看屋，7月份选定了八道弯11号罗姓的房子，花费3500块。八道湾宅是一所大房子，有车门，有大门，前面正院是个四合院，不带廊子，也没有垂花门，是有三进的大四合院。有房屋28间，空地很大，可以容纳大家庭居住。当年年底全家人搬了进去，包括母亲鲁太夫人，鲁迅与夫人朱安，周作人全家，周建人全家，由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主持家政。
八道湾住宅是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一进院有倒坐房九间，鲁迅的书房设在中间。他在这里创作了 《阿Q正传》 《风波》 《故乡》 等名篇。鲁迅住在西厢房，正东东侧有一夹道，可通后院，后院有9间后罩房，周作人、周建人各用3间，东边的3间是客房。周作人的书房就在八道湾，原名苦雨斋，后改名为苦茶庵，是读书写作之处，偶尔也宴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序。
周家兄弟搬进八道湾之后，蔡元培、郁达夫、钱玄同、胡适、沈伊默等许多文化名人频频造访此地。当年，鲁迅曾在屋前栽植了丁香和青杨，这院子里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是庭院寂静，高树蝉鸣。购买八道湾住宅的房款3500块是分两次支付的。另外按照当时的购房规矩，支付中介费173块，税金180块，合计3855块，这尚不算宴请中介的费用。中介人一手托两家，对售房者与购房者负责。民国期间的房屋中介主要是个人经营，很少有以公司名义的。中介就是经纪人，按照当时的行情，中介费为房价的5%。买主出三成，卖主出二成，所谓“成三破二”，全部佣金十份，买卖双方再各扣一份，给家中佣人或亲友，谓之“门里一份，门外一份”（参见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
八道湾的房屋原本没有自来水，鲁迅买下房屋后，从生活方便角度考虑，进行了自来水改造，并且对房屋进行了修缮，花费了近200块。那时绝大多数居民还在饮用井水，用上自来水不容易。
张恨水用稿酬在北京购房
在获得巨额稿酬后，张恨水先是在北京租了一所带有庭院的大房子，他的书房就有两间。后来用4000银圆的稿酬在前门大栅栏12号购买了一所大宅门四合院。
四合院里很宽敞，有许多间房屋。庭院里原本有枣树、槐树、桑树、椿树、花椒树、无花果树11棵，张恨水搬来后，又栽种了洋槐、梧桐、杨柳、丁香等树木，还栽种了菊花等花卉。当时张恨水将收入分为四部分支配：一部分作为家庭开支，比例占大头；第二部分购买木板印刷的线装书；第三部分养花，四合院的花草购买了不少，按照季节更换；第四部分听戏，张恨水是戏迷，北京的大剧院，名角很多，张恨水得以一饱耳福。除了编报去报馆，看戏去戏院，其他时间，张恨水住在宽敞的四合院里，写作、养花是张恨水平时主要的事情。闲暇之时，张恨水也邀请三五个友人，来此赏菊花，喝茶，摆龙门阵。
1933年夏季，张恨水四弟牧野在北京办了美术学校，请他做校长，所谓请张恨水做校长，其实就是张恨水出资办了美术学校。划了一座院落做校长室，事实上是给他作写作室。这房子是前清名人裕禄的私邸，花木深深，美轮美奂，校长室又是最精华的一部分，把这屋子作书房，简直太好了。张恨水乐意挂名不管事，照常写小说。 三 租房
胡适租房
1917年胡适回国，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作为海归派的代表人物，胡适的经济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有教授的薪水，还写文章拿稿酬，写书得书费，除了一部分寄回老家，大部分留着自用。但是胡适刚到北京，没有买房，而是选择租房而居。
胡适在北京居住过的地方有五处：南池子缎库后身8号、钟鼓寺14号、景山大街陟山门6号、米粮库4号、东厂胡同1号。
起初租的房子比较简单，钟鼓寺的房子是普通四合院，寻常百姓家，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因为房子狭小，胡适另寻新居，恰巧，郭松龄的秘书长林长民陟山门的房子待租，郭松龄倒戈张作霖兵败被杀，林长民也受牵连被诛杀，胡适租下了景山大街陟山门6号。此时房子宽敞了，也有了庭院，庭院内有长廊，院内还有机井。房子的陈设、沙发家具都是林家原有的，一并租下。
20世纪20年代末，胡适在上海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冯自由、张元济是他的邻居。这座小洋楼三层，楼下是客厅、饭厅和厨房，二楼前面是凉台，凉台后是一间大房，胡适的寝室。第二间是胡适书房，第三间是北房，弟子罗尔纲当时借宿在这里，成了罗尔纲的工作室和卧室。三楼是胡适儿子胡祖望、胡思杜和侄儿胡思猷、外甥程法正的寝室。
后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住房搬迁到米粮库4号，仍然是租赁的。这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从大门到洋楼前是一条长长的路，楼前是一个大庭院，种植高大树木，并有花圃点缀其间。庭院的左边是汽车间，厨房和锅炉间在洋楼的后面。小楼三层，一楼入门处是客人衣帽间，屋子左边是客厅，右边是餐厅。东面大厅是胡适的藏书室，胡适书房在大厅南面，一间长方形房。卧室在二楼，向南最大的一间房是胡适夫人江冬秀寝室，另有几间是胡适的两个儿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寝室。女佣房在三楼。米粮库4号房间多，胡适家里的几个人住不了，当时还有其他人在此住宿，胡适弟子罗尔纲，朋友徐悲鸿、徐志摩来北京，暂无居所时，也应邀住进了小洋楼。当时，上海亚东图书馆派人来编辑胡适著作，大厅过道的几间房间就成了编辑人员的工作间和寝室 （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
按照胡适的经济收入，支付买房费用绰绰有余。他给商务印书馆刊物写文章，千字3—5块大洋，每月有几百圆稿费收入。刚回到北大任教时月薪一百零几圆，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月薪600圆，后来回北大当教授，月薪600圆。此外，他还在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兼董事，收入颇丰，但是胡适始终没有在北京和上海买房。除了生活开支之外，他的收入一则用于购书、买画、买敦煌卷子。二则资助年轻学生，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当年食住在胡适家；一些青年学子负笈海外，经费不够，胡适也资助他们。三则资助社会研究和野外调查。
栖身国难房
1936年，张恨水来南京，投资4000圆办 《南京人报》，报纸没有赢利，而家里的人口却近30口，经济负担很重。南京沦陷后第四天，《南京人报》 停刊。张恨水举家回老家安徽潜山避难。随后，张恨水拎着一个柳条箱，离开家乡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7月张恨水来到重庆。半年后妻子周南带着孩子也来到重庆，居住在重庆南温泉的三间茅草房里。
重庆的房子，因为战乱，炸去了十之五六，原本在重庆住鸽子笼的人，都纷纷地抢着下了乡。乡下本没有现成的房子，好在有的是空地，于是下乡的人，就以极少的价钱，圈一块空地，盖起国难房来居住。这种国难房，是用竹片夹着，黄泥涂砌，当了屋子的墙，将活木架着梁柱，把篾片扎里，在山上割些野草，盖着屋顶。七歪八倒，在野田里撑立起来，这就是避难之家了。当时张恨水也有这样一所茅屋。茅屋不是张恨水亲手盖的，也不是租的，而是朋友送的。原来张恨水住在一幢瓦房里，有两间房，相当干净。房东发国难财，把他们撵了出去，要卖那房子。这房子后面有十间茅屋，卖出了四间，六间租给了文艺协会。后来文协搬走了，房东是张恨水的朋友，让他搬了进去，议定自修自住，不取房租。张恨水觉得六间屋子太大，自己一家住三间就够了，就将另外三间给了一位穷教授居住。
房屋虽然简陋，居住的环境却有田园的野趣。窗子外是走廊，走廊下是道干涸的山溪，上面架有木桥，直通走廊，木桥那头，是丛竹子。竹子后面，是赶集的石板路，石板路后面是大山。居住的茅屋是用竹片夹泥的墙，屋顶上的草，即是山上所生的茅草，只要轻轻拍一下墙壁，整个房屋就会微微颤动。张恨水把房屋取名为“待漏斋”。一到雨季，室内到处漏水，只好把家里的盆盆罐罐拿出来，放在漏水的地方接水，待漏斋真的名副其实。
如此窘况，让人想起当年诗圣杜甫居住在成都草堂，茅屋被秋风吹走几层茅草的困窘。一个是一千多年前的大诗人，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的名作家，竟然有共同的境遇。抗战8年，张恨水一家居住在重庆。在这8年里，张恨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裳；抽的是重庆最廉价的劣质的神童牌香烟，后来连劣质烟也抽不起了，干脆戒了烟；夜里写作，没有电灯，又买不起洋蜡烛，只好点菜油灯。
面对居室的破漏，生活的贫困，张恨水倒是泰然处之。简陋与困窘，在他的笔下变成了一种乐观与豁达。“所居在一深谷中，面山而为窗。窗下列短案，笔砚图书，杂乱堆案上。”（《山窗小品·短案》）“窗前有小廊，面溪而立。顾非山洪陡发，溪中终年不见水，名为溪，实非溪也。溪岸在茅檐下，有花草数十株。隔岸则为人家菜圃，立竹一丛。”（《山窗小品·涸溪》） “涸溪对岸有竹一丛，正临吾窗。竹上为斜坡，下为溪沿，丰草环绕前后，差免玩童砍伐。”（《山窗小品·竹与鸡》）
出行
一 市内交通
北京的黄包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市民出行交通工具以人力车为主，乘坐方式如今天的出租车。当时北京人口近200万，人力车达到10万辆，平均每20人一辆。北京各高校的教授、讲师，几乎都有人力车。高档的进口人力车，售价高达100块银圆。 豪门小姐玩车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滩有两辆最时尚的别克敞篷轿车，一辆米色车身、浅米色车棚的是赵四小姐的。另一辆深灰色车身、灰白色帆布棚的是经营钱庄、当铺、米店产业的富商小马家（区别于开吴宫饭店的富商大马家）的。
小马家的公子马冠良娶了大家闺秀严仁美。严仁美的家世显赫，其曾祖父严筱舫曾是李鸿章幕僚，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马冠良、严仁美夫妻经常驾驶敞篷别克，出去兜风。赵四小姐的那辆别克敞篷车，也经常带着兄嫂赵燕生、吴靖夫妇，一块去玩。车子走过的地方，吸引路人眼球，很拉风。
民国时期小轿车数量少，开私家车的主要是男性，会开车的女性很少，上海滩买办、地产大鳄周纯卿的女儿周素琼就是其中的一位。
周素琼家的老房子在南京西路806号，是一处花园洋房。主楼高四层，面宽五开间，非常气派，在上海滩私家住宅中非常少见。花园分前花园、后花园，还有一处停车场，可停放一二十辆轿车，这在上海私家住宅中也不多见。周素琼的父亲周纯卿是洋行买办，也是房地产商，喜欢玩汽车，他有三辆高级轿车，还有两艘游艇。他的车牌号是1号，也是老上海知道的大名鼎鼎的一号汽车，周纯卿也被称为一号汽车车主。周素琼会穿着高筒马靴，策马飞驰，高头大马被她驾驭得服服帖帖。上海一号汽车上也经常看到她的身影。
二 远行
火车
1876年7月3日，英国怡和洋行未经清政府批准在上海修建的吴淞铁路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后来被清政府购买回来并拆除。1879年，李鸿章奏请修建唐山至北塘的铁路，仅修成唐山至胥各庄一段。
清末，中国境内已经修建了京榆铁路 （1900年）、南满铁路 （1905年）、正太铁路 （1907年）、沪宁铁路 （1908年）、京张铁路 （1909年）等几十条铁路。线路最长的津浦铁路，北起天津总站，南至南京浦口车站，始建于清末的1908年，全线通车是1912年，已经进入民国时期。全长1009.48公里，沿线有车站85个，是民国时期最长、最著名的铁路。在这条线路上，1923年5月6日曾经发生过震惊中外的津浦临城列车大劫案。
民国时期的火车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四等车厢，舒适度、票价有明显差别。头等车厢空间大，座位宽敞，椅子上铺鹅绒，设置齐全，车厢内铺设地毯，有卫生间，甚至化妆间。二等车厢是软垫椅，三等车厢车座是硬板。候车进站待遇也不一样，头等、二等车厢乘客候车有专门的候车室，三等车厢没有候车室、没有卧铺，三等车厢的乘客不能进餐车。
头等车厢的票价最贵，是二等车厢票价的二倍，是三等车厢的四倍，（即“一二四制”，还有一种是“一二三制”）。1927年的沪宁铁路客票价目表上，从南京到上海，头等车厢票价10元，二等车厢票价5元，三等车厢票价2.5元。当时一担大米的价格只有六七元，工人收入较高的月薪不到10元，也就是说一张头等车厢票价，抵得上普通工人1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收入。有学者研究认为民国时期的购买力1元相当于如今的200元，那么，由南京到上海，头等车厢票价相当于2000元，三等车厢票价也要500元。
民国时期的火车，三等四等的普通车厢，不实行对号入座，乘客上车自己找座位，如果乘客多，后来的乘客就可能没有座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站票。火车票售出概不退票。有文章说，民国时期火车票不能提前预订，只能在开车前一两个小时购买。似乎并不准确，张恨水的文章记述可以买联运票，省去临时购票的时间，联运票对于其他车票来说就是预售的。
民国时期的火车车速慢。一是停靠站点多，津浦线1000多公里，沿途85个车站，这一停靠时间就长了，有的停车几个小时。二是那时候都是蒸汽机车，烧煤的，时速慢。1876年淞沪铁路上的英制先导号蒸汽机车时速为24—32公里，如果火车头拖挂的车厢多，更是影响车速。南京到上海京沪线300多公里，火车需要跑一天。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从上海赴南京就任，开了一趟特快专列，一路用时8个小时。天津至浦口的津浦线1000多公里，鲁迅1913年6月回绍兴探亲从天津到浦口，耗时30个小时。如果加上北京乘坐火车至天津换乘津浦线，在南京浦口坐船渡江，再换乘京（南京） 沪线，由北京到上海大约50小时。
铁路在中国建成初期，通车没有电力，照明用煤油灯，那时候夜间无法行车。进入民国，火车可以夜行了。那时候火车上也供应茶水、饭菜。张恨水1934年5月去西北采风，走的是陇海线，列车要比京 （南京） 沪线、津浦线列车差，二等车厢硬凳子，没电灯。不过车厢里可以泡茶，费用三角钱，供应中餐，一菜一汤，费用1元。相比之下，京沪线在全国线路中享受着优待。1930年国民政府铁道部改造京沪线路，并从德国进口了三辆蓝钢列车，火车头购自英国，车厢仅九节，车速大大提高，南京至上海只需5.5小时 （沿途只停靠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四个大站）。尽管车票比普通车贵一块，乘坐者仍然趋之若鹜。当时上海滩的知名影星来南京演出，也喜欢搭乘蓝钢列车，胡蝶、舒绣文、吴茵、徐来、赵丹、金山、王莹等都是“蓝钢”列车上的常客。1947年底，导演蔡楚生、郑君里率电影 《一江春水向东流》 剧组30余演职人员包下“蓝钢列车”一节车厢，从上海来南京参加首映仪式。蓝钢列车抵达下关火车站时，受到上千市民的欢迎。津浦线也有蓝钢列车，一等座车厢的票价是64块，相当于一个小学校长或中学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三等车厢票价是十几块钱，相差很多。
海轮上缔结好姻缘
民国时期出国留学，尤其是到大洋彼岸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乘坐海轮，在海上要生活半个月。
1923年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获得了“斐托斐名誉学会”的金钥匙奖和燕大女校的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赴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学院留学，攻读英国文学。吴文藻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准备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深造。梁实秋1923年8月毕业于清华学校，也接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学院的录取通知。许地山192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之后留校任教，1923年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学习。 1923年8月17日，冰心和一群年轻人从上海登上约克逊号邮轮，赴美留学。
船启程前，冰心在贝满女中的一个同学来信请冰心上船后找她的弟弟、清华学校学生吴卓。当时乘客差不多全是中国留学生，光清华学校的就有近百人。上船之后，通过许地山的介绍，冰心认识了梁实秋。此前，梁实秋、顾一樵等人在上海创办文艺刊物 《海啸》，约请许地山、冰心撰稿。上船第二天，冰心让校友许地山去找吴卓，找到了一位清华的吴同学，冰心与仪表堂堂高个子的吴同学一见面，就互有好感，两人攀谈起来，有共同语言。等到梁实秋一出现，说起来姓名，冰心才知道人找错了，此吴同学是吴文藻，不是吴卓。然而就是这一错，成就了一段姻缘。
海上近半月的旅行，使冰心与吴文藻建立起一种奇特的友谊。踏上美国国土后，尽管两人各奔东西，进入两个学校学习，但是一直保持联系，保持书信往来，渐渐书信语言变得炽热，他们由相知而相爱，并于1929年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相伴一生的伴侣。
徐志摩飞机失事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忙于挣钱养家，在上海、北京、南京、苏州等处奔波，乘坐飞机可以实现朝发夕至，因此，他时常乘坐飞机。
传闻徐志摩曾经问梁实秋：“你坐过飞机没有？”梁实秋回答：“没有坐过。一来没有机会，二来没有必要，三来也太贵。”
徐志摩坐飞机体验到比火车更快的速度，他说：“坐飞机很有意思的，速度快，御风而行，平稳之至。而且在飞机里可以写稿子。自上海到北京，比朝发夕至还要快，早上还在北京吃早点，到上海正好吃午饭。”徐志摩住在上海，在苏州东吴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讲课，还在北京兼职。到苏州、南京，可以乘坐火车，到北京则乘飞机。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本来没有课，但是他听说林徽因在北京协和小礼堂演讲，为外国使者讲解中国建筑艺术，非要去捧场不可。早上8点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飞往北京。这是架司汀逊式六座单叶九汽缸飞机，1929年由宁沪航空公司管理处从美国购入，马力350匹，速率每小时90英里，在两个月前刚刚换了新机器。
10点10分，飞机降落在徐州机场，徐志摩给林徽因发了一封电报，要她来机场接。并且给陆小曼也写了一封信，说想要回家。10点20分，飞机从徐州起飞，飞临济南南部党家庄上空时，忽遇大雾，航向难辨，驾驶员降低飞行高度，不慎飞机撞上白马山 （又称开山），邮政号坠入山谷，机身起火，徐志摩与两位机组人员王贯一、机械员梁壁堂遇难，无一生还。徐志摩年仅34岁。
下午3点梁思成租了一辆汽车去南苑机场接徐志摩，结果等到4点半，人仍未到，汽车只好又开了回来。对此，林徽因对梁思成说：“志摩这人向来不失信，他说要赶回来听我的讲座，一定会来的。”
等到晚上，林徽因开讲座时，徐志摩还没有出现。回家后，梁思成告诉林徽因，徐志摩未回，胡适推测途中有变故。
20日早晨，胡适和林徽因看到了北京 《晨报》刊登的消息：
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
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天雨雾大误触开山。
11月22日上午9点半，梁思成、金岳霖、张奚若三人赶到济南，在齐鲁大学会同乘夜车到济南的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人，一起赶到福缘庵。他们抵达失事地点时，当地人已经给徐志摩的尸体入殓，穿着小袄、戴着瓜皮小帽，额头上磕破的大窟窿也收拾干净。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的 《再别康桥》，似乎是他的谶语。
（选自《趣民国》/黄强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2月版）
一 建房
徐悲鸿买地建“危巢”
画家创作需要画室，可是徐悲鸿却没有独立的画室，蜗居在中央大学宿舍。建新房，又缺资金，徐悲鸿那时经济状况并不好，一筹莫展。此事被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知道后，先是由吴稚晖出资3000元购买了鼓楼北侧当时属于傅厚岗的两亩荒地。1931年，吴稚晖又与钮永建、李石曾等人倡议，为徐悲鸿建房筹款。大家凑钱购买建筑材料，请人设计，施工，在傅厚岗修建了一座带有画室的西式二层楼房，就是后来的傅厚岗4号。
1932年12月，徐悲鸿入住新居时，距“九一八”事件发生一年有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面对时局，徐悲鸿拟将新居定名为“危巢”，取不忘国耻，居安思危之意。他在 《危巢小记》 中写道：“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然而，蒋碧薇认为此名不吉利，只得作罢。
一进徐悲鸿公馆大门，迎面是一个铺着草坪的开阔的庭院，庭院中种植着很多花木，梅竹扶疏，桃柳掩映，错落有致。新居是二层小楼，进深10米，宽8.33米，室高5.33米，通常房屋的高度只有3米多，新居房屋高达5米，完全是按照徐悲鸿建画室设计的。左边上下两层房屋，迎面一座楼梯，卧室与浴室在楼上，客厅与餐厅在楼下，客厅在前，餐厅在后。大门右边的门房系佣人住房。
室内陈设是法国风格，温情浪漫，雍容华贵。女主人蒋碧薇还在院中的草地上安了两把大遮阳伞，伞下放圆桌和藤椅，可以在草地上乘凉消闲，也方便朋友聚会。
老北京的四合院
民国时期，北京是北洋政府执政所在地，居住在北京的高官、文人也很多，北京的置业很热火。
曾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一度代理过国务总理。他不仅官做得显要，也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文人。他收藏的丝绸品，非常有名，是业界公认的丝绸收藏大家。他对古建筑也很在行，对于保护中国古建筑贡献很多。当年他创建了中国营造社，汇集了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一批建筑学界最顶尖的人物。在营造社时，罗哲文、王世襄还是小字辈，是梁思成、刘敦桢的助手。
赵堂子胡同3号是当年朱启钤在北京的住所，1931年他花费四万元，从北洋政府前财政总长贺德霖手中买下。仅装修就耗资五万元。大宅院有四进，整个宅院约有近百间房屋。正对宅子大门自南向北的游廊将院子分为东西两个部分，每一部分又从南到北分为四个院子，每个院子都是四四方方的，却只有北房和西房，不见南房。大门左右各有五间房屋，进门迎面粉墙，东首有粉墙与别院房屋相隔，西首是大宅院的外院。外院北面粉墙，中间是通内院的垂花门，外院有南房与西房。整座宅院被走廊连通得四通八达，但是有些院落前又有一道月亮门将内、外分了个清清楚楚。这种格局是北京大型宅院的常见格局。
二 买房
鲁迅3500块购下八道湾11号
1919年，鲁迅开始张罗在北京购房，先后跑了报子街、铁匠胡同、广宁伯街、鲍家街、护国寺等处看屋，7月份选定了八道弯11号罗姓的房子，花费3500块。八道湾宅是一所大房子，有车门，有大门，前面正院是个四合院，不带廊子，也没有垂花门，是有三进的大四合院。有房屋28间，空地很大，可以容纳大家庭居住。当年年底全家人搬了进去，包括母亲鲁太夫人，鲁迅与夫人朱安，周作人全家，周建人全家，由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主持家政。
八道湾住宅是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一进院有倒坐房九间，鲁迅的书房设在中间。他在这里创作了 《阿Q正传》 《风波》 《故乡》 等名篇。鲁迅住在西厢房，正东东侧有一夹道，可通后院，后院有9间后罩房，周作人、周建人各用3间，东边的3间是客房。周作人的书房就在八道湾，原名苦雨斋，后改名为苦茶庵，是读书写作之处，偶尔也宴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序。
周家兄弟搬进八道湾之后，蔡元培、郁达夫、钱玄同、胡适、沈伊默等许多文化名人频频造访此地。当年，鲁迅曾在屋前栽植了丁香和青杨，这院子里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是庭院寂静，高树蝉鸣。购买八道湾住宅的房款3500块是分两次支付的。另外按照当时的购房规矩，支付中介费173块，税金180块，合计3855块，这尚不算宴请中介的费用。中介人一手托两家，对售房者与购房者负责。民国期间的房屋中介主要是个人经营，很少有以公司名义的。中介就是经纪人，按照当时的行情，中介费为房价的5%。买主出三成，卖主出二成，所谓“成三破二”，全部佣金十份，买卖双方再各扣一份，给家中佣人或亲友，谓之“门里一份，门外一份”（参见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
八道湾的房屋原本没有自来水，鲁迅买下房屋后，从生活方便角度考虑，进行了自来水改造，并且对房屋进行了修缮，花费了近200块。那时绝大多数居民还在饮用井水，用上自来水不容易。
张恨水用稿酬在北京购房
在获得巨额稿酬后，张恨水先是在北京租了一所带有庭院的大房子，他的书房就有两间。后来用4000银圆的稿酬在前门大栅栏12号购买了一所大宅门四合院。
四合院里很宽敞，有许多间房屋。庭院里原本有枣树、槐树、桑树、椿树、花椒树、无花果树11棵，张恨水搬来后，又栽种了洋槐、梧桐、杨柳、丁香等树木，还栽种了菊花等花卉。当时张恨水将收入分为四部分支配：一部分作为家庭开支，比例占大头；第二部分购买木板印刷的线装书；第三部分养花，四合院的花草购买了不少，按照季节更换；第四部分听戏，张恨水是戏迷，北京的大剧院，名角很多，张恨水得以一饱耳福。除了编报去报馆，看戏去戏院，其他时间，张恨水住在宽敞的四合院里，写作、养花是张恨水平时主要的事情。闲暇之时，张恨水也邀请三五个友人，来此赏菊花，喝茶，摆龙门阵。
1933年夏季，张恨水四弟牧野在北京办了美术学校，请他做校长，所谓请张恨水做校长，其实就是张恨水出资办了美术学校。划了一座院落做校长室，事实上是给他作写作室。这房子是前清名人裕禄的私邸，花木深深，美轮美奂，校长室又是最精华的一部分，把这屋子作书房，简直太好了。张恨水乐意挂名不管事，照常写小说。 三 租房
胡适租房
1917年胡适回国，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作为海归派的代表人物，胡适的经济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有教授的薪水，还写文章拿稿酬，写书得书费，除了一部分寄回老家，大部分留着自用。但是胡适刚到北京，没有买房，而是选择租房而居。
胡适在北京居住过的地方有五处：南池子缎库后身8号、钟鼓寺14号、景山大街陟山门6号、米粮库4号、东厂胡同1号。
起初租的房子比较简单，钟鼓寺的房子是普通四合院，寻常百姓家，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因为房子狭小，胡适另寻新居，恰巧，郭松龄的秘书长林长民陟山门的房子待租，郭松龄倒戈张作霖兵败被杀，林长民也受牵连被诛杀，胡适租下了景山大街陟山门6号。此时房子宽敞了，也有了庭院，庭院内有长廊，院内还有机井。房子的陈设、沙发家具都是林家原有的，一并租下。
20世纪20年代末，胡适在上海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冯自由、张元济是他的邻居。这座小洋楼三层，楼下是客厅、饭厅和厨房，二楼前面是凉台，凉台后是一间大房，胡适的寝室。第二间是胡适书房，第三间是北房，弟子罗尔纲当时借宿在这里，成了罗尔纲的工作室和卧室。三楼是胡适儿子胡祖望、胡思杜和侄儿胡思猷、外甥程法正的寝室。
后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住房搬迁到米粮库4号，仍然是租赁的。这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从大门到洋楼前是一条长长的路，楼前是一个大庭院，种植高大树木，并有花圃点缀其间。庭院的左边是汽车间，厨房和锅炉间在洋楼的后面。小楼三层，一楼入门处是客人衣帽间，屋子左边是客厅，右边是餐厅。东面大厅是胡适的藏书室，胡适书房在大厅南面，一间长方形房。卧室在二楼，向南最大的一间房是胡适夫人江冬秀寝室，另有几间是胡适的两个儿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寝室。女佣房在三楼。米粮库4号房间多，胡适家里的几个人住不了，当时还有其他人在此住宿，胡适弟子罗尔纲，朋友徐悲鸿、徐志摩来北京，暂无居所时，也应邀住进了小洋楼。当时，上海亚东图书馆派人来编辑胡适著作，大厅过道的几间房间就成了编辑人员的工作间和寝室 （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
按照胡适的经济收入，支付买房费用绰绰有余。他给商务印书馆刊物写文章，千字3—5块大洋，每月有几百圆稿费收入。刚回到北大任教时月薪一百零几圆，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月薪600圆，后来回北大当教授，月薪600圆。此外，他还在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兼董事，收入颇丰，但是胡适始终没有在北京和上海买房。除了生活开支之外，他的收入一则用于购书、买画、买敦煌卷子。二则资助年轻学生，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当年食住在胡适家；一些青年学子负笈海外，经费不够，胡适也资助他们。三则资助社会研究和野外调查。
栖身国难房
1936年，张恨水来南京，投资4000圆办 《南京人报》，报纸没有赢利，而家里的人口却近30口，经济负担很重。南京沦陷后第四天，《南京人报》 停刊。张恨水举家回老家安徽潜山避难。随后，张恨水拎着一个柳条箱，离开家乡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7月张恨水来到重庆。半年后妻子周南带着孩子也来到重庆，居住在重庆南温泉的三间茅草房里。
重庆的房子，因为战乱，炸去了十之五六，原本在重庆住鸽子笼的人，都纷纷地抢着下了乡。乡下本没有现成的房子，好在有的是空地，于是下乡的人，就以极少的价钱，圈一块空地，盖起国难房来居住。这种国难房，是用竹片夹着，黄泥涂砌，当了屋子的墙，将活木架着梁柱，把篾片扎里，在山上割些野草，盖着屋顶。七歪八倒，在野田里撑立起来，这就是避难之家了。当时张恨水也有这样一所茅屋。茅屋不是张恨水亲手盖的，也不是租的，而是朋友送的。原来张恨水住在一幢瓦房里，有两间房，相当干净。房东发国难财，把他们撵了出去，要卖那房子。这房子后面有十间茅屋，卖出了四间，六间租给了文艺协会。后来文协搬走了，房东是张恨水的朋友，让他搬了进去，议定自修自住，不取房租。张恨水觉得六间屋子太大，自己一家住三间就够了，就将另外三间给了一位穷教授居住。
房屋虽然简陋，居住的环境却有田园的野趣。窗子外是走廊，走廊下是道干涸的山溪，上面架有木桥，直通走廊，木桥那头，是丛竹子。竹子后面，是赶集的石板路，石板路后面是大山。居住的茅屋是用竹片夹泥的墙，屋顶上的草，即是山上所生的茅草，只要轻轻拍一下墙壁，整个房屋就会微微颤动。张恨水把房屋取名为“待漏斋”。一到雨季，室内到处漏水，只好把家里的盆盆罐罐拿出来，放在漏水的地方接水，待漏斋真的名副其实。
如此窘况，让人想起当年诗圣杜甫居住在成都草堂，茅屋被秋风吹走几层茅草的困窘。一个是一千多年前的大诗人，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的名作家，竟然有共同的境遇。抗战8年，张恨水一家居住在重庆。在这8年里，张恨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裳；抽的是重庆最廉价的劣质的神童牌香烟，后来连劣质烟也抽不起了，干脆戒了烟；夜里写作，没有电灯，又买不起洋蜡烛，只好点菜油灯。
面对居室的破漏，生活的贫困，张恨水倒是泰然处之。简陋与困窘，在他的笔下变成了一种乐观与豁达。“所居在一深谷中，面山而为窗。窗下列短案，笔砚图书，杂乱堆案上。”（《山窗小品·短案》）“窗前有小廊，面溪而立。顾非山洪陡发，溪中终年不见水，名为溪，实非溪也。溪岸在茅檐下，有花草数十株。隔岸则为人家菜圃，立竹一丛。”（《山窗小品·涸溪》） “涸溪对岸有竹一丛，正临吾窗。竹上为斜坡，下为溪沿，丰草环绕前后，差免玩童砍伐。”（《山窗小品·竹与鸡》）
出行
一 市内交通
北京的黄包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市民出行交通工具以人力车为主，乘坐方式如今天的出租车。当时北京人口近200万，人力车达到10万辆，平均每20人一辆。北京各高校的教授、讲师，几乎都有人力车。高档的进口人力车，售价高达100块银圆。 豪门小姐玩车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滩有两辆最时尚的别克敞篷轿车，一辆米色车身、浅米色车棚的是赵四小姐的。另一辆深灰色车身、灰白色帆布棚的是经营钱庄、当铺、米店产业的富商小马家（区别于开吴宫饭店的富商大马家）的。
小马家的公子马冠良娶了大家闺秀严仁美。严仁美的家世显赫，其曾祖父严筱舫曾是李鸿章幕僚，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马冠良、严仁美夫妻经常驾驶敞篷别克，出去兜风。赵四小姐的那辆别克敞篷车，也经常带着兄嫂赵燕生、吴靖夫妇，一块去玩。车子走过的地方，吸引路人眼球，很拉风。
民国时期小轿车数量少，开私家车的主要是男性，会开车的女性很少，上海滩买办、地产大鳄周纯卿的女儿周素琼就是其中的一位。
周素琼家的老房子在南京西路806号，是一处花园洋房。主楼高四层，面宽五开间，非常气派，在上海滩私家住宅中非常少见。花园分前花园、后花园，还有一处停车场，可停放一二十辆轿车，这在上海私家住宅中也不多见。周素琼的父亲周纯卿是洋行买办，也是房地产商，喜欢玩汽车，他有三辆高级轿车，还有两艘游艇。他的车牌号是1号，也是老上海知道的大名鼎鼎的一号汽车，周纯卿也被称为一号汽车车主。周素琼会穿着高筒马靴，策马飞驰，高头大马被她驾驭得服服帖帖。上海一号汽车上也经常看到她的身影。
二 远行
火车
1876年7月3日，英国怡和洋行未经清政府批准在上海修建的吴淞铁路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后来被清政府购买回来并拆除。1879年，李鸿章奏请修建唐山至北塘的铁路，仅修成唐山至胥各庄一段。
清末，中国境内已经修建了京榆铁路 （1900年）、南满铁路 （1905年）、正太铁路 （1907年）、沪宁铁路 （1908年）、京张铁路 （1909年）等几十条铁路。线路最长的津浦铁路，北起天津总站，南至南京浦口车站，始建于清末的1908年，全线通车是1912年，已经进入民国时期。全长1009.48公里，沿线有车站85个，是民国时期最长、最著名的铁路。在这条线路上，1923年5月6日曾经发生过震惊中外的津浦临城列车大劫案。
民国时期的火车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四等车厢，舒适度、票价有明显差别。头等车厢空间大，座位宽敞，椅子上铺鹅绒，设置齐全，车厢内铺设地毯，有卫生间，甚至化妆间。二等车厢是软垫椅，三等车厢车座是硬板。候车进站待遇也不一样，头等、二等车厢乘客候车有专门的候车室，三等车厢没有候车室、没有卧铺，三等车厢的乘客不能进餐车。
头等车厢的票价最贵，是二等车厢票价的二倍，是三等车厢的四倍，（即“一二四制”，还有一种是“一二三制”）。1927年的沪宁铁路客票价目表上，从南京到上海，头等车厢票价10元，二等车厢票价5元，三等车厢票价2.5元。当时一担大米的价格只有六七元，工人收入较高的月薪不到10元，也就是说一张头等车厢票价，抵得上普通工人1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收入。有学者研究认为民国时期的购买力1元相当于如今的200元，那么，由南京到上海，头等车厢票价相当于2000元，三等车厢票价也要500元。
民国时期的火车，三等四等的普通车厢，不实行对号入座，乘客上车自己找座位，如果乘客多，后来的乘客就可能没有座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站票。火车票售出概不退票。有文章说，民国时期火车票不能提前预订，只能在开车前一两个小时购买。似乎并不准确，张恨水的文章记述可以买联运票，省去临时购票的时间，联运票对于其他车票来说就是预售的。
民国时期的火车车速慢。一是停靠站点多，津浦线1000多公里，沿途85个车站，这一停靠时间就长了，有的停车几个小时。二是那时候都是蒸汽机车，烧煤的，时速慢。1876年淞沪铁路上的英制先导号蒸汽机车时速为24—32公里，如果火车头拖挂的车厢多，更是影响车速。南京到上海京沪线300多公里，火车需要跑一天。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从上海赴南京就任，开了一趟特快专列，一路用时8个小时。天津至浦口的津浦线1000多公里，鲁迅1913年6月回绍兴探亲从天津到浦口，耗时30个小时。如果加上北京乘坐火车至天津换乘津浦线，在南京浦口坐船渡江，再换乘京（南京） 沪线，由北京到上海大约50小时。
铁路在中国建成初期，通车没有电力，照明用煤油灯，那时候夜间无法行车。进入民国，火车可以夜行了。那时候火车上也供应茶水、饭菜。张恨水1934年5月去西北采风，走的是陇海线，列车要比京 （南京） 沪线、津浦线列车差，二等车厢硬凳子，没电灯。不过车厢里可以泡茶，费用三角钱，供应中餐，一菜一汤，费用1元。相比之下，京沪线在全国线路中享受着优待。1930年国民政府铁道部改造京沪线路，并从德国进口了三辆蓝钢列车，火车头购自英国，车厢仅九节，车速大大提高，南京至上海只需5.5小时 （沿途只停靠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四个大站）。尽管车票比普通车贵一块，乘坐者仍然趋之若鹜。当时上海滩的知名影星来南京演出，也喜欢搭乘蓝钢列车，胡蝶、舒绣文、吴茵、徐来、赵丹、金山、王莹等都是“蓝钢”列车上的常客。1947年底，导演蔡楚生、郑君里率电影 《一江春水向东流》 剧组30余演职人员包下“蓝钢列车”一节车厢，从上海来南京参加首映仪式。蓝钢列车抵达下关火车站时，受到上千市民的欢迎。津浦线也有蓝钢列车，一等座车厢的票价是64块，相当于一个小学校长或中学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三等车厢票价是十几块钱，相差很多。
海轮上缔结好姻缘
民国时期出国留学，尤其是到大洋彼岸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乘坐海轮，在海上要生活半个月。
1923年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获得了“斐托斐名誉学会”的金钥匙奖和燕大女校的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赴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学院留学，攻读英国文学。吴文藻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准备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深造。梁实秋1923年8月毕业于清华学校，也接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学院的录取通知。许地山192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之后留校任教，1923年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学习。 1923年8月17日，冰心和一群年轻人从上海登上约克逊号邮轮，赴美留学。
船启程前，冰心在贝满女中的一个同学来信请冰心上船后找她的弟弟、清华学校学生吴卓。当时乘客差不多全是中国留学生，光清华学校的就有近百人。上船之后，通过许地山的介绍，冰心认识了梁实秋。此前，梁实秋、顾一樵等人在上海创办文艺刊物 《海啸》，约请许地山、冰心撰稿。上船第二天，冰心让校友许地山去找吴卓，找到了一位清华的吴同学，冰心与仪表堂堂高个子的吴同学一见面，就互有好感，两人攀谈起来，有共同语言。等到梁实秋一出现，说起来姓名，冰心才知道人找错了，此吴同学是吴文藻，不是吴卓。然而就是这一错，成就了一段姻缘。
海上近半月的旅行，使冰心与吴文藻建立起一种奇特的友谊。踏上美国国土后，尽管两人各奔东西，进入两个学校学习，但是一直保持联系，保持书信往来，渐渐书信语言变得炽热，他们由相知而相爱，并于1929年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相伴一生的伴侣。
徐志摩飞机失事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忙于挣钱养家，在上海、北京、南京、苏州等处奔波，乘坐飞机可以实现朝发夕至，因此，他时常乘坐飞机。
传闻徐志摩曾经问梁实秋：“你坐过飞机没有？”梁实秋回答：“没有坐过。一来没有机会，二来没有必要，三来也太贵。”
徐志摩坐飞机体验到比火车更快的速度，他说：“坐飞机很有意思的，速度快，御风而行，平稳之至。而且在飞机里可以写稿子。自上海到北京，比朝发夕至还要快，早上还在北京吃早点，到上海正好吃午饭。”徐志摩住在上海，在苏州东吴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讲课，还在北京兼职。到苏州、南京，可以乘坐火车，到北京则乘飞机。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本来没有课，但是他听说林徽因在北京协和小礼堂演讲，为外国使者讲解中国建筑艺术，非要去捧场不可。早上8点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飞往北京。这是架司汀逊式六座单叶九汽缸飞机，1929年由宁沪航空公司管理处从美国购入，马力350匹，速率每小时90英里，在两个月前刚刚换了新机器。
10点10分，飞机降落在徐州机场，徐志摩给林徽因发了一封电报，要她来机场接。并且给陆小曼也写了一封信，说想要回家。10点20分，飞机从徐州起飞，飞临济南南部党家庄上空时，忽遇大雾，航向难辨，驾驶员降低飞行高度，不慎飞机撞上白马山 （又称开山），邮政号坠入山谷，机身起火，徐志摩与两位机组人员王贯一、机械员梁壁堂遇难，无一生还。徐志摩年仅34岁。
下午3点梁思成租了一辆汽车去南苑机场接徐志摩，结果等到4点半，人仍未到，汽车只好又开了回来。对此，林徽因对梁思成说：“志摩这人向来不失信，他说要赶回来听我的讲座，一定会来的。”
等到晚上，林徽因开讲座时，徐志摩还没有出现。回家后，梁思成告诉林徽因，徐志摩未回，胡适推测途中有变故。
20日早晨，胡适和林徽因看到了北京 《晨报》刊登的消息：
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
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天雨雾大误触开山。
11月22日上午9点半，梁思成、金岳霖、张奚若三人赶到济南，在齐鲁大学会同乘夜车到济南的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人，一起赶到福缘庵。他们抵达失事地点时，当地人已经给徐志摩的尸体入殓，穿着小袄、戴着瓜皮小帽，额头上磕破的大窟窿也收拾干净。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的 《再别康桥》，似乎是他的谶语。
（选自《趣民国》/黄强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