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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讲述故事中会塑造我们的情感价值与道德判断，这就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缘由，因为在讲述者、书写者的好恶取舍中洋溢着他的褒贬尺度和要传递的伦理倾向。但历史最根本的功能还是提供关于过去的知识，鉴往知来，以备参考，培根子爵一言以蔽之“读史可以明智”。
我们的历史写法更多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史”，这种历史是以当下的国家的疆域规模、族群构成为基本框架倒着回溯，将曾经在这个空间与人口中流淌过的时间与事件结撰成首尾相续、连贯一体的故事，而且往往在描述社会形态时会采用进化论式的说法。
世界史往往失却亚非拉的观测视角
这样的写法是特定认知框架中的产物，是一种“国家知识”，谈不上对错。在涉及到近现代历史时，如果目光仅仅局限于一国之内，或者陷入某种先行的观念当中，则很容易错失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从而未必能“明智”，反倒有可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国别史常常陷入到一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之中，对于区域性的整体国际格局昧于了解；而“世界史”又往往为西方（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强势话语所主导，失却了亚非拉的观测视角。
近现代以来，尤其是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16世纪盛行的文艺复兴、17世纪勃兴的启蒙运动，18世纪飞速运转的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向全球范围内扩展，东西方碰撞式的相遇，进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肇兴，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怨恨、反抗、战争、媾和、解放、独立，最后形成了当代的民族国家林立却又不平衡的世界体系。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讲述者显然已经无法将自己的眼光局限在某一个局部地区了，他必须在一种互动的过程中把握全球史的变迁。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就是这样一部从亚洲的角度返观二百年来欧洲列强竞争及欧美逐步全球殖民及至现代亚洲去殖民化的艰难历程。
这个过程是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大清帝国等老帝国分崩离析的过程，它们的土崩瓦解不仅仅体现在战争与缔结条约、强迫性的政治体系的破解、经济贸易形态的转换，也体现在文化与价值观上的颠覆与更替。因为殖民者在国土占有、资源掠夺、商贸侵袭这些直接的控制之外，也会进行文化上的教育和改造。何伟亚（James L. Hevia）在《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中就通过中英的个案展示了帝国主义通过惩罚警诫、报复性恐怖、将原有君主去神圣化、传教、大众传媒输入新观念等方式来进行新的欧美文化的哺育，其基础是一系列“科学的”的理念：白人种族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关于文明发展和等级的理论等。这样一来，原先帝国的民族被视为“原始”，而文化则是“野蛮”的，通过将一套新的宇宙-道德体系覆盖到旧的文化之上，而取得被征服人民的默认。
亚洲与欧美相遇后的冲突
亚洲与欧美的相遇可以视为原先的伊斯兰教、儒家、佛教、印度教文化等多元文明与现代性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在西方现代性的思想、技术、建制取代这些文明之前，它们分别在特定区域拥有一定的普世性。以伊斯兰为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曾经具有极大的普世性，成功塑造了从摩洛哥到爪哇各地的穆斯林的价值观，形成了独具特色且遍及辽阔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和文化态度：14世纪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在印度或者西非的帝国朝廷觅得一个官职，就像今天哈佛大学的MBA在香港或者开普敦找个工作一样容易。但是到了19世纪，欧洲把诞生自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理念推广到世界前沿，通过它在工业文明、军事组织、立宪政体、政教分离国家、现代行政治理上的多重成就，使它们蹿升为新的“普世性”。
欧式科学知识、历史见解和欧洲的道德观、公共秩序观、刑罚观，乃至衣着风格、生活方式，逐渐成为“文明”的表征。各处的亚洲人都面临欧式的新自我认知——非专制的、日益都市化和商业化的、创新的、充满活力的认知，原先的那一套被认为过时了，如同泰戈尔郁闷地写道：“亚洲始终是欧洲法庭上的被告，始终把该法庭的裁定当作定论，承认我们唯一可取之处，乃是彻底拆除我们社会四分之三部分和它们的根本基础，照英格兰工程师所规划的，代之以英格兰砖和灰浆。”既然有了“文明”与“野蛮”之别，那么欧洲人在面对亚洲时，无论做什么恶行都可以被视为是帮助、提携、改进、熔冶“旧社会”，哪怕杀人越货也不会有道德的愧疚感。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在讨论道德距离的时候举的例子就是“杀死满大人”，“满大人”原是葡萄牙人称谓锡兰、交趾支那和中国等地的高级政府官员，后来专指中国人，这个看似不经意的例子其实可以窥见亚洲人在欧洲人眼中的形象之一斑。
如何不跟着西方残暴之路走？
亚洲的政治觉醒和思想觉醒伴随着殖民过程而来，其内部也充满了复杂性。呈主流之势的是摹仿、学习西方现代性道路，从清帝国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奥斯曼帝国的世俗化，日本的“脱亚入欧”是其顶峰，日本从19世纪中叶之后才开始的明治维新能够迅速赶上欧洲强国，也正是拜这种西化思维所赐，这种追赶其实内含着对于殖民主义的不满。正如日本漫画《进击的巨人》（2013年荒木哲郎改编过电视剧，2015年樋口真嗣导演了电影真人版）所要表达的主旨：要战胜怪物，必须自己先变成怪物——亚洲要赶超欧美，自己也要走欧美的道路。
日本道路的短暂成功一度引起了亚洲被殖民地区人民的极大兴奋，尤其是1905年的对马海战，日本战胜了俄国，这是中世纪以来第一次有欧洲之外的国家击溃欧洲强国。在大马士革的奥斯曼军人穆斯塔法?凯末尔欣喜若狂，认为日本之路可以为土耳其所效仿。印度的尼赫鲁此时正在英格兰哈罗公学念书，闻之心情大好。中国的孙中山此时人在伦敦，同样为之雀跃。美国的黑人领袖杜波伊斯提到全球各地迸发“有色人种的自豪”。在孟加拉乡间的反战诗人泰戈尔则高兴地带着自己的学生展开了胜利游行。泛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阿布都雷希德?易卜拉辛（Abdurreshid Ibrahim）后来前往东京寻找日本同志，缅甸的民族主义象征人物乌?奥塔玛（U Ottma）和尚干脆1907年搬到了东京，土耳其女小说家哈立德?艾迪普（Halide Edip）则用当时日本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郞的姓为自己的新生儿命名。
但是日本确实成了个怪物，它一开始固然带着富国强兵、反帝反殖的诉求，但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使它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路线，走上侵略、统治亚洲之路。确实如同还在南非当律师的甘地所担忧的：“日本战胜的根已经蔓生的太远太广，因而它会长出哪些果实，如今已无法完全预测。”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之路结出的是颗苦果，给自己和周边民族带来了深远的灾难。西方新兴的帝国不允许亚非人民走自己的路，也被1919年的巴黎和会所证实了，美国的威尔逊大总统的“民族自决”论只不过是幌子，弱小民族还以为找到了救星。当时在巴黎的后来越南民族主义领导人胡志明还是个籍籍无名之辈，甚至租了个礼服求见威尔逊。他被拒见，正隐喻了亚洲走欧美道路的被拒绝。
彼时亚洲人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使自己和别人无奈接受本国文明因内部衰败和西化而逐渐式微的事实，同时重新得到主宰世界的白人对他们平等看待和尊重。在主流之外的一些思想家同时也开始探讨本土自主的道路，潘卡吉着力梳理了那些试图重新诠释印度教、儒家、伊斯兰传统的先驱们进行本土思想融合外来资源现代转型的探索。他们包括出生于波斯、后来漂泊足迹遍布欧亚非三洲的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中国的梁启超，印度的泰戈尔等人。
在峻急的社会局势之中，深远理性和平缓的变革很难为人接受。因为西方现代性理念魅力之大，这个理念因为有欧洲成功先例的加持，而受到亚洲几乎所有地方的反殖民精英所拥抱，它承诺了解放和国家建制，包括明确的疆界、井然有序的政府、忠贞的官僚组织、保护公民的法典、透过工业达成的快速经济增长、群众读写能力计划、技术性知识、同民族内同起源感的问世等。在后来成功建立新国家的领袖如尼赫鲁、胡志明、纳赛尔、苏加诺那里，尽管因为地理经济、宗教文化、政治传统的因素差异，在意识形态上各有取舍选择，总体上还是遵从了现代性的语法。民族解放与自决固然是对西方殖民者的报复，但是这种报复是含糊不明的，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之路还需要漫漫求索。亚洲这个在全球化时代“进击的巨人”，如何不跟着西方走竞争、自私、残暴之路？可能还需要像那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一样重新思考本土的精神与思想传统。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责任编辑：张蕾磊
我们的历史写法更多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史”，这种历史是以当下的国家的疆域规模、族群构成为基本框架倒着回溯，将曾经在这个空间与人口中流淌过的时间与事件结撰成首尾相续、连贯一体的故事，而且往往在描述社会形态时会采用进化论式的说法。
世界史往往失却亚非拉的观测视角
这样的写法是特定认知框架中的产物，是一种“国家知识”，谈不上对错。在涉及到近现代历史时，如果目光仅仅局限于一国之内，或者陷入某种先行的观念当中，则很容易错失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从而未必能“明智”，反倒有可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国别史常常陷入到一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之中，对于区域性的整体国际格局昧于了解；而“世界史”又往往为西方（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强势话语所主导，失却了亚非拉的观测视角。
近现代以来，尤其是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16世纪盛行的文艺复兴、17世纪勃兴的启蒙运动，18世纪飞速运转的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向全球范围内扩展，东西方碰撞式的相遇，进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肇兴，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怨恨、反抗、战争、媾和、解放、独立，最后形成了当代的民族国家林立却又不平衡的世界体系。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讲述者显然已经无法将自己的眼光局限在某一个局部地区了，他必须在一种互动的过程中把握全球史的变迁。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就是这样一部从亚洲的角度返观二百年来欧洲列强竞争及欧美逐步全球殖民及至现代亚洲去殖民化的艰难历程。
这个过程是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大清帝国等老帝国分崩离析的过程，它们的土崩瓦解不仅仅体现在战争与缔结条约、强迫性的政治体系的破解、经济贸易形态的转换，也体现在文化与价值观上的颠覆与更替。因为殖民者在国土占有、资源掠夺、商贸侵袭这些直接的控制之外，也会进行文化上的教育和改造。何伟亚（James L. Hevia）在《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中就通过中英的个案展示了帝国主义通过惩罚警诫、报复性恐怖、将原有君主去神圣化、传教、大众传媒输入新观念等方式来进行新的欧美文化的哺育，其基础是一系列“科学的”的理念：白人种族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关于文明发展和等级的理论等。这样一来，原先帝国的民族被视为“原始”，而文化则是“野蛮”的，通过将一套新的宇宙-道德体系覆盖到旧的文化之上，而取得被征服人民的默认。
亚洲与欧美相遇后的冲突
亚洲与欧美的相遇可以视为原先的伊斯兰教、儒家、佛教、印度教文化等多元文明与现代性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在西方现代性的思想、技术、建制取代这些文明之前，它们分别在特定区域拥有一定的普世性。以伊斯兰为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曾经具有极大的普世性，成功塑造了从摩洛哥到爪哇各地的穆斯林的价值观，形成了独具特色且遍及辽阔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和文化态度：14世纪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在印度或者西非的帝国朝廷觅得一个官职，就像今天哈佛大学的MBA在香港或者开普敦找个工作一样容易。但是到了19世纪，欧洲把诞生自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理念推广到世界前沿，通过它在工业文明、军事组织、立宪政体、政教分离国家、现代行政治理上的多重成就，使它们蹿升为新的“普世性”。
欧式科学知识、历史见解和欧洲的道德观、公共秩序观、刑罚观，乃至衣着风格、生活方式，逐渐成为“文明”的表征。各处的亚洲人都面临欧式的新自我认知——非专制的、日益都市化和商业化的、创新的、充满活力的认知，原先的那一套被认为过时了，如同泰戈尔郁闷地写道：“亚洲始终是欧洲法庭上的被告，始终把该法庭的裁定当作定论，承认我们唯一可取之处，乃是彻底拆除我们社会四分之三部分和它们的根本基础，照英格兰工程师所规划的，代之以英格兰砖和灰浆。”既然有了“文明”与“野蛮”之别，那么欧洲人在面对亚洲时，无论做什么恶行都可以被视为是帮助、提携、改进、熔冶“旧社会”，哪怕杀人越货也不会有道德的愧疚感。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在讨论道德距离的时候举的例子就是“杀死满大人”，“满大人”原是葡萄牙人称谓锡兰、交趾支那和中国等地的高级政府官员，后来专指中国人，这个看似不经意的例子其实可以窥见亚洲人在欧洲人眼中的形象之一斑。
如何不跟着西方残暴之路走？
亚洲的政治觉醒和思想觉醒伴随着殖民过程而来，其内部也充满了复杂性。呈主流之势的是摹仿、学习西方现代性道路，从清帝国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奥斯曼帝国的世俗化，日本的“脱亚入欧”是其顶峰，日本从19世纪中叶之后才开始的明治维新能够迅速赶上欧洲强国，也正是拜这种西化思维所赐，这种追赶其实内含着对于殖民主义的不满。正如日本漫画《进击的巨人》（2013年荒木哲郎改编过电视剧，2015年樋口真嗣导演了电影真人版）所要表达的主旨：要战胜怪物，必须自己先变成怪物——亚洲要赶超欧美，自己也要走欧美的道路。
日本道路的短暂成功一度引起了亚洲被殖民地区人民的极大兴奋，尤其是1905年的对马海战，日本战胜了俄国，这是中世纪以来第一次有欧洲之外的国家击溃欧洲强国。在大马士革的奥斯曼军人穆斯塔法?凯末尔欣喜若狂，认为日本之路可以为土耳其所效仿。印度的尼赫鲁此时正在英格兰哈罗公学念书，闻之心情大好。中国的孙中山此时人在伦敦，同样为之雀跃。美国的黑人领袖杜波伊斯提到全球各地迸发“有色人种的自豪”。在孟加拉乡间的反战诗人泰戈尔则高兴地带着自己的学生展开了胜利游行。泛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阿布都雷希德?易卜拉辛（Abdurreshid Ibrahim）后来前往东京寻找日本同志，缅甸的民族主义象征人物乌?奥塔玛（U Ottma）和尚干脆1907年搬到了东京，土耳其女小说家哈立德?艾迪普（Halide Edip）则用当时日本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郞的姓为自己的新生儿命名。
但是日本确实成了个怪物，它一开始固然带着富国强兵、反帝反殖的诉求，但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使它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路线，走上侵略、统治亚洲之路。确实如同还在南非当律师的甘地所担忧的：“日本战胜的根已经蔓生的太远太广，因而它会长出哪些果实，如今已无法完全预测。”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之路结出的是颗苦果，给自己和周边民族带来了深远的灾难。西方新兴的帝国不允许亚非人民走自己的路，也被1919年的巴黎和会所证实了，美国的威尔逊大总统的“民族自决”论只不过是幌子，弱小民族还以为找到了救星。当时在巴黎的后来越南民族主义领导人胡志明还是个籍籍无名之辈，甚至租了个礼服求见威尔逊。他被拒见，正隐喻了亚洲走欧美道路的被拒绝。
彼时亚洲人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使自己和别人无奈接受本国文明因内部衰败和西化而逐渐式微的事实，同时重新得到主宰世界的白人对他们平等看待和尊重。在主流之外的一些思想家同时也开始探讨本土自主的道路，潘卡吉着力梳理了那些试图重新诠释印度教、儒家、伊斯兰传统的先驱们进行本土思想融合外来资源现代转型的探索。他们包括出生于波斯、后来漂泊足迹遍布欧亚非三洲的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中国的梁启超，印度的泰戈尔等人。
在峻急的社会局势之中，深远理性和平缓的变革很难为人接受。因为西方现代性理念魅力之大，这个理念因为有欧洲成功先例的加持，而受到亚洲几乎所有地方的反殖民精英所拥抱，它承诺了解放和国家建制，包括明确的疆界、井然有序的政府、忠贞的官僚组织、保护公民的法典、透过工业达成的快速经济增长、群众读写能力计划、技术性知识、同民族内同起源感的问世等。在后来成功建立新国家的领袖如尼赫鲁、胡志明、纳赛尔、苏加诺那里，尽管因为地理经济、宗教文化、政治传统的因素差异，在意识形态上各有取舍选择，总体上还是遵从了现代性的语法。民族解放与自决固然是对西方殖民者的报复，但是这种报复是含糊不明的，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之路还需要漫漫求索。亚洲这个在全球化时代“进击的巨人”，如何不跟着西方走竞争、自私、残暴之路？可能还需要像那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一样重新思考本土的精神与思想传统。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