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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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样宋代政治史在宋史研究中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推衍和发展，史学研究的热点渐转至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政治史研究遭受冷遇。但就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言，政治史仍应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2001年，海内外宋史研究者汇聚浙江杭州，召开了“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其中多篇论文涉及政治史议题。2003年，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在《浙江学刊》第3期上发表了《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一文，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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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样宋代政治史在宋史研究中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推衍和发展，史学研究的热点渐转至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政治史研究遭受冷遇。但就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言，政治史仍应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2001年，海内外宋史研究者汇聚浙江杭州，召开了“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其中多篇论文涉及政治史议题。2003年，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在《浙江学刊》第3期上发表了《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一文，倡导“活”的制度史研究。这些努力皆为政治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示了新的方向，也催生出一批在切入角度、观照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皆具新意的研究成果。创新是学术进步的不竭动力，在既有基础上如何盘活宋代政治史研究，仍是宋史研究者亟待思考的问题。这一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呼唤学者从活的制度史方法自觉地走向新的政治史实践。借助邓小南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项目“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这一学术平台，由她邀约和组织了这组笔谈。五位学者既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既有大陆的，也有台湾地区的。他们就开拓视野、挖掘史料、拓展议题、丰富内涵等深化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诸方面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希望能够给大家以启发，为繁荣宋代政治史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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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战国时期引起了诸子的群体性重视，成为子学的共同话域。诸子对义观念内涵作了选择性继承，对“义”亲亲尊尊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义”由此成为百家争鸣的主要对象。换个角度看，“义”是诸子共同的思想原点，论“义”是诸子共同的学术方向，立“义”是诸子共同的学术宗旨，“义”又是诸子共鸣的核心内容。这表明“义”不是某家某派的特殊标签，而是不同学派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是诸子建构自身学说的公共文化资源。诸子围绕“义”形成的争鸣与共鸣，集中体现出子学具有不容忽视的共性和内在一致性。
1928年12月29日，随着张学良宣布东北“改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由于是形式上的国家统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各派军阀间的战乱依然不断，政局不稳严重影响着县域社会的发展。战乱对县域社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农工商业的破坏，而且体现在地方驻军侵扰县域社会的发展。
《奈女祗域因缘经》是后汉时安息的安世高所译佛经。祗域又译为只域、耆域，是奈女之子，母子二人都是天竺一代神医。这部佛经记载了祗域所做的三例外科手术，若按现代医学来分类，手术分别是肠梗阻、肝脏和脑部寄生虫清除。就手术本身的难度来看，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也属于比较大的，故其真实性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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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维度来探讨托马斯·杰斐逊对革命的共和事业的奉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杰斐逊的个人独立与美国独立的宣布和维护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与其他签字人一道，不惜舍身拼命以摈弃对乔治三世的效忠，把自己当作造反派和叛徒，同时又把其个人的身份融进他所协助构想出来的“人民”身份之中。揭示杰斐逊革命生涯的个人维度，对于我们理解杰斐逊对自主而能表达同意的个人权利的崇奉，他的自我塑造和他形成中的自治的民主政体的概念，都具有核心意义。
国族构建并不是十分抽象的东西，人的个性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历史并非完全受无情的结构所主宰，其中有偶然性因素的作用。研究表明，在美国国家构建过程中，杰斐逊的种族主义扰乱了他的治国之术，导致他危害国家的利益和他本人在西部建立一个自耕农自由帝国的梦想，而这一切为的是要摧毁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以平息他的种族主义怒火。杰斐逊采取的经济禁运以及在外交上拒绝承认海地，所展现的不仅是对那个年幼共和国的刻意蹂躏，而且也是此后一直困扰海地的深重依附的开端。杰斐逊时期美国国家构建和国族构建的历史事实，让我们铭记，同我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曾两度遭遇困难，国家先后两次进行调整，最终使其走出困境，并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主要集中于调整政策措施的具体阐述与分析（参见赫崇飞等：《试析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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