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征购与地方政治:1957-1958年安徽省无为县粮食的统购统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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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中期安徽省无为县统购统销的实践表明,正是统购统销制度本身造成了无为县周期性的饥荒。上下级之间的讨价还价、干部们对于返销粮数量与下拨时间的把握,成为影响农民生存生活状况至关重要的因素。无为县政治生态的异动与粮食问题相交织。推广双季稻、“反宗派主义”、“反瞒产”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展现了地方粮食政治的微妙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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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危机及其政府应对,是个很有现实感的历史命题,是个从当代社会需要出发提出的新的认识视域。在这个命题下边,我们完全可以有诸多旧题新作的可能。譬如,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年代历史学界趋之若鹜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成了被冷落、被抛弃的话题,甚至都有点禁区的味道;而一旦我们把它纳入社会危机及其政府应对的视域去考察,就会是一个旧题新作并确有意义的新问题,由此切入,传统的农战史研究就可以别开生面,获得许多有益于当代社会的历史启示。
西汉中期以降,经学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极大提高,于皇帝诏令中多有体现。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页),儒家思想超拔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后,诏令中称引儒家经传者屡见不鲜(按,西汉时期的"经"指"五经",即《易》《书》《诗》《礼》和《春秋》。西汉通行今文经,六经中《乐经》已不存在,因此只有五经。其中《礼》指《仪礼》,时称《士礼》,《春秋》通常指《公羊春秋》。
1960~1961年,老挝国内局势发展成一场严重的东西方关系危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老挝问题决策混乱:国务院及驻老挝大使馆支持老挝中间派,国防部与中央情报局支持老挝右翼力量,艾森豪威尔总统却举棋不定,没有倾向性意见。老挝危机的发展最终令美国政府在印支问题上陷入决策困境:是否出兵印支对老挝进行单边军事干涉?在离任前的交接会晤中,即将上任的肯尼迪总统深感在是否出兵印支问题上难以决策,问计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但后者的回答模棱两可,这也反映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印支地区的决策陷入困境。
“义”在战国时期引起了诸子的群体性重视,成为子学的共同话域。诸子对义观念内涵作了选择性继承,对“义”亲亲尊尊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义”由此成为百家争鸣的主要对象。换个角度看,“义”是诸子共同的思想原点,论“义”是诸子共同的学术方向,立“义”是诸子共同的学术宗旨,“义”又是诸子共鸣的核心内容。这表明“义”不是某家某派的特殊标签,而是不同学派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是诸子建构自身学说的公共文化资源。诸子围绕“义”形成的争鸣与共鸣,集中体现出子学具有不容忽视的共性和内在一致性。
1928年12月29日,随着张学良宣布东北“改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由于是形式上的国家统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各派军阀间的战乱依然不断,政局不稳严重影响着县域社会的发展。战乱对县域社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农工商业的破坏,而且体现在地方驻军侵扰县域社会的发展。
《奈女祗域因缘经》是后汉时安息的安世高所译佛经。祗域又译为只域、耆域,是奈女之子,母子二人都是天竺一代神医。这部佛经记载了祗域所做的三例外科手术,若按现代医学来分类,手术分别是肠梗阻、肝脏和脑部寄生虫清除。就手术本身的难度来看,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也属于比较大的,故其真实性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
在美国历史上,如果哪一个人能作为美国民主的象征,那就是托马斯·杰斐逊。一个占有奴隶的贵族竟然是美国民主的布道者,这无疑是充满了讽刺的美国历史中最大的讽刺。无论我们将民主视为个人所拥有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还是视为多数人自我统治的权利,杰斐逊都成了它在美国最著名的代言人。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人比杰斐逊对普通人民怀有更大的信念,也没有人比他对未来更为乐观。
从个人维度来探讨托马斯·杰斐逊对革命的共和事业的奉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杰斐逊的个人独立与美国独立的宣布和维护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与其他签字人一道,不惜舍身拼命以摈弃对乔治三世的效忠,把自己当作造反派和叛徒,同时又把其个人的身份融进他所协助构想出来的“人民”身份之中。揭示杰斐逊革命生涯的个人维度,对于我们理解杰斐逊对自主而能表达同意的个人权利的崇奉,他的自我塑造和他形成中的自治的民主政体的概念,都具有核心意义。
国族构建并不是十分抽象的东西,人的个性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历史并非完全受无情的结构所主宰,其中有偶然性因素的作用。研究表明,在美国国家构建过程中,杰斐逊的种族主义扰乱了他的治国之术,导致他危害国家的利益和他本人在西部建立一个自耕农自由帝国的梦想,而这一切为的是要摧毁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以平息他的种族主义怒火。杰斐逊采取的经济禁运以及在外交上拒绝承认海地,所展现的不仅是对那个年幼共和国的刻意蹂躏,而且也是此后一直困扰海地的深重依附的开端。杰斐逊时期美国国家构建和国族构建的历史事实,让我们铭记,同我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曾两度遭遇困难,国家先后两次进行调整,最终使其走出困境,并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主要集中于调整政策措施的具体阐述与分析(参见赫崇飞等:《试析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