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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市场风险面前，我国农业产业链显得过于脆弱了。产值近30亿元的海南香蕉产业，竟然敌不过几句莫名其妙的谣言。
猪肉的价格倒是一直在涨，涨价的原因是，畜牧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导致供应紧张。而本轮涨价很可能刺激养殖户一哄而上，纷纷增加养殖规模，从而导致供大于求。歉产肯定歉收，丰产也不丰收，这是个宿命般的怪圈，如何破解?
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矛盾，让农产品升值，让农民得到实惠，关键在于流通领域，在于市场需求的搜集和多层次检验标准体系的确立。
一位媒体记者大胆声称：农业生产应该形成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需要更多更大胆的尝试。7月2日，重庆试验区工商局出台文件，支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土地革命”。
一位农业专家大吃一惊：“第三次土地革命”应当缓行。虽然从法律上讲，该政策没有太大的障碍，但无法保证农民利益。前两次土地革命都涉及土地所有权的更迭，农民都成为土地的主人。现在如果农户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该经营权即成为企业的合法资产。如果入股成立后的公司破产，农户将失去承包经营的土地。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后果会很严重。我们应该慎之又慎。
一位经济学者回归本原：农民增收的出路，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农产品流通工作。这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满足人民需求和保持市场繁荣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意义。一方面，农民不知道应该种什么或养什么、种多少或养多少；另一方面，市场上一些注重食品质量的高端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二者之间始终缺乏一个沟通的桥梁。
一位城乡流通专家称：这个桥梁，一定是规模需求理论中重点谈过的“消费经纪中介”。传统的农产品流通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农产品的“卖难”症结，不是简单的产能相对不足或者过剩，而是因为中间环节多、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所以才造成流通效率低的情况。如果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纪，让其搜集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再反向配置给农民，就可以促进农产品流通，联结起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理想的图景是，未来每一个家庭的菜篮子和米袋子，都和某个村子里某一块田紧密连锁在一起。
那位经济学者闻言一笑：如此理想的极端状况大可不必，那恐怕要回到完全计划经济时代才可能。譬如建国初期，因为商品短缺，每一头奶牛的奶都被确定的某一个消费者预定了。现在我们的农产品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只要农产品经纪活跃起来就足够了，消费者有必要保留有限的选择权，这才是消费储蓄的精髓和真谛。
农产品经纪最大的特点是，它所给出的用来指导农民生产的信息，不是预测的可能的市场需求，而是来自消费者群体的确定的需求。这个农产品经纪不一定是个人，最好公司化运营，有自己的品牌，同时对消费者和农户负责。
如此一来，就把原来的“公司+农户”模式，演变为“公司+农产品经纪组织+农户”模式。这里的公司可以是大型超市等零售商，也可以是牛奶生产商等食品企业，实际上是公司群。这样还能够减少双方的道德风险，企业承诺不能像对单个农户那样随意违背，而农户也需要保证自己的农产品质量。
那位农业专家有些担心：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呈现出大量化、多样化、优质化和动态化的趋势，而农产品生产规模小，有季节性、区域性、分散性等特点。因此，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合作进行农业生产并不难；但是把一家一户对农产品的日常搜集起来，进行汇聚、记录、梳理、分类，非常不容易。假如没有充分的信息，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有价值的规模需求，来反向指导规模农业生产。
那位媒体记者话题一转：正是因为难能，所以才宝贵。信息技术和连锁商业的发展，已经使之成为可能，只是大家目前还没有主动搜集将要发生的确定的需求的意识罢了。相对来说，食品安全的问题更让人揪心。
那位经济学者胸有成竹；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可以采用“引进标准、模拟出口”模式，在流通环节的最后一关，依据一个标准体系，进行严格检验，并且检验结果要快速、准确。这个标准体系要解决两件事。一是保证食品安全的基准底线，不达标拒绝进入市场。一个是与国际接轨，引进更高的国际标准作为商业标准或企业标准，使农产品区分为多个层次，国家标准应该是最低标准。
那位媒体记者追问：仅仅在流通的最后一环努力还不够，如果出现问题怎么追溯和解决?现在比较流行的是RFID技术。有报道，广州对上市猪肉，除了通常的打耳孔、盖章标识外，下一步还将在小猪身上植入一块芯片，全程记录小猪变成大猪过程中吃喝拉撒的情况。这无疑将需要很高的成本，能广泛应用吗?
那位农业专家表示不解：有这个必要吗?小猪变成大猪的过程都被记录下来了，但是大猪一进加工厂就被分解了，这块芯片上的记录就失去意义了，一出加工厂又得从零开始。难道还要再追加芯片?一只前腿一块芯片，一只后腿一块芯片，猪肝一块芯片，大肠一块芯片……简直不可能。
那位经济学者若有所思：不一定非得高科技。我们要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不能迷信技术。每块猪肉都上芯片，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只要追到哪个农户或者哪个厂来的就行了。再说有能力上芯片的是极个别的科技型农民，不能推广。值得推广的，必然是因地制宜的马上就能够执行的办法，使用卡片就成。
农产品只要有交易，就有记录。买方记买方的，卖方记卖方的。一旦出现问题，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拿出卡片，交代出你的上家就可以抓到与问题有关联的一串人，可以罚责抵扣。
那位农业专家点头称是：对终端消费者来说，英雄不问来路，你保证质量就行了。吃午饭的时候，夹起块肉，清楚地能知道是哪个地方哪头猪上的哪个部分，经过多少个流转过程来到你的碗里，真的没有必要。
那位经济学者条分缕析：信用体系建设靠的不是技术，而是技术背后的信息和记录。在《规模需求拼图》(见本刊封三)上，商品实名、流转实名、消费实名都有了，生产记录、流转记录、消费记录也有了，就可以保证订单信用的有效性，跟消费者的消费储蓄进行充分对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连续自给的流通闭环。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确定的规模需求的存在，农产品流通链条并没有增加，反而缩短了，降低了交易成本。那些以前因为信息不确定而造成的低附加值的流通环节，例如各级中间商，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那位农业专家强烈建议：现在的流通闭环有了物流和信息流，还需要金融支持，应该加大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服务。而且农业生产容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市场波动大，探索农业保险新模式也应该提上工作日程。
有数据表明，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常常超过90％，加上20％到30％的管理成本，目前农业保险对保险公司而言，成了赔本买卖。如何把农业领域赚钱的保险和不赚钱的保险捆绑在一起，以险养险，把风险在农业系统内有效化解，是个难题。
那位媒体记者畅想未来：在德国，70％以上农业生产者加入了各类农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遍布德国农村，为农民提供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信贷、农资供应、咨询等方面的服务，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服务网。它结构完善，法律完备，服务周到，在农业中发挥着个体农民和国家都不能替代的作用。
我们的农产品经纪组织也应该具备这样的功能：搜集农产品的规模需求，建立多层次的检验标准和价格体系，执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提供周到的金融服务。农民最迫切需要的，正是这些。
(本文作者是规模需求理论的创始人，他力主将经济学通俗化，文中所有专家皆为其虚拟)
猪肉的价格倒是一直在涨，涨价的原因是，畜牧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导致供应紧张。而本轮涨价很可能刺激养殖户一哄而上，纷纷增加养殖规模，从而导致供大于求。歉产肯定歉收，丰产也不丰收，这是个宿命般的怪圈，如何破解?
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矛盾，让农产品升值，让农民得到实惠，关键在于流通领域，在于市场需求的搜集和多层次检验标准体系的确立。
一位媒体记者大胆声称：农业生产应该形成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需要更多更大胆的尝试。7月2日，重庆试验区工商局出台文件，支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土地革命”。
一位农业专家大吃一惊：“第三次土地革命”应当缓行。虽然从法律上讲，该政策没有太大的障碍，但无法保证农民利益。前两次土地革命都涉及土地所有权的更迭，农民都成为土地的主人。现在如果农户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该经营权即成为企业的合法资产。如果入股成立后的公司破产，农户将失去承包经营的土地。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后果会很严重。我们应该慎之又慎。
一位经济学者回归本原：农民增收的出路，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农产品流通工作。这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满足人民需求和保持市场繁荣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意义。一方面，农民不知道应该种什么或养什么、种多少或养多少；另一方面，市场上一些注重食品质量的高端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二者之间始终缺乏一个沟通的桥梁。
一位城乡流通专家称：这个桥梁，一定是规模需求理论中重点谈过的“消费经纪中介”。传统的农产品流通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农产品的“卖难”症结，不是简单的产能相对不足或者过剩，而是因为中间环节多、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所以才造成流通效率低的情况。如果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纪，让其搜集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再反向配置给农民，就可以促进农产品流通，联结起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理想的图景是，未来每一个家庭的菜篮子和米袋子，都和某个村子里某一块田紧密连锁在一起。
那位经济学者闻言一笑：如此理想的极端状况大可不必，那恐怕要回到完全计划经济时代才可能。譬如建国初期，因为商品短缺，每一头奶牛的奶都被确定的某一个消费者预定了。现在我们的农产品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只要农产品经纪活跃起来就足够了，消费者有必要保留有限的选择权，这才是消费储蓄的精髓和真谛。
农产品经纪最大的特点是，它所给出的用来指导农民生产的信息，不是预测的可能的市场需求，而是来自消费者群体的确定的需求。这个农产品经纪不一定是个人，最好公司化运营，有自己的品牌，同时对消费者和农户负责。
如此一来，就把原来的“公司+农户”模式，演变为“公司+农产品经纪组织+农户”模式。这里的公司可以是大型超市等零售商，也可以是牛奶生产商等食品企业，实际上是公司群。这样还能够减少双方的道德风险，企业承诺不能像对单个农户那样随意违背，而农户也需要保证自己的农产品质量。
那位农业专家有些担心：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呈现出大量化、多样化、优质化和动态化的趋势，而农产品生产规模小，有季节性、区域性、分散性等特点。因此，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合作进行农业生产并不难；但是把一家一户对农产品的日常搜集起来，进行汇聚、记录、梳理、分类，非常不容易。假如没有充分的信息，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有价值的规模需求，来反向指导规模农业生产。
那位媒体记者话题一转：正是因为难能，所以才宝贵。信息技术和连锁商业的发展，已经使之成为可能，只是大家目前还没有主动搜集将要发生的确定的需求的意识罢了。相对来说，食品安全的问题更让人揪心。
那位经济学者胸有成竹；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可以采用“引进标准、模拟出口”模式，在流通环节的最后一关，依据一个标准体系，进行严格检验，并且检验结果要快速、准确。这个标准体系要解决两件事。一是保证食品安全的基准底线，不达标拒绝进入市场。一个是与国际接轨，引进更高的国际标准作为商业标准或企业标准，使农产品区分为多个层次，国家标准应该是最低标准。
那位媒体记者追问：仅仅在流通的最后一环努力还不够，如果出现问题怎么追溯和解决?现在比较流行的是RFID技术。有报道，广州对上市猪肉，除了通常的打耳孔、盖章标识外，下一步还将在小猪身上植入一块芯片，全程记录小猪变成大猪过程中吃喝拉撒的情况。这无疑将需要很高的成本，能广泛应用吗?
那位农业专家表示不解：有这个必要吗?小猪变成大猪的过程都被记录下来了，但是大猪一进加工厂就被分解了，这块芯片上的记录就失去意义了，一出加工厂又得从零开始。难道还要再追加芯片?一只前腿一块芯片，一只后腿一块芯片，猪肝一块芯片，大肠一块芯片……简直不可能。
那位经济学者若有所思：不一定非得高科技。我们要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不能迷信技术。每块猪肉都上芯片，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只要追到哪个农户或者哪个厂来的就行了。再说有能力上芯片的是极个别的科技型农民，不能推广。值得推广的，必然是因地制宜的马上就能够执行的办法，使用卡片就成。
农产品只要有交易，就有记录。买方记买方的，卖方记卖方的。一旦出现问题，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拿出卡片，交代出你的上家就可以抓到与问题有关联的一串人，可以罚责抵扣。
那位农业专家点头称是：对终端消费者来说，英雄不问来路，你保证质量就行了。吃午饭的时候，夹起块肉，清楚地能知道是哪个地方哪头猪上的哪个部分，经过多少个流转过程来到你的碗里，真的没有必要。
那位经济学者条分缕析：信用体系建设靠的不是技术，而是技术背后的信息和记录。在《规模需求拼图》(见本刊封三)上，商品实名、流转实名、消费实名都有了，生产记录、流转记录、消费记录也有了，就可以保证订单信用的有效性，跟消费者的消费储蓄进行充分对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连续自给的流通闭环。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确定的规模需求的存在，农产品流通链条并没有增加，反而缩短了，降低了交易成本。那些以前因为信息不确定而造成的低附加值的流通环节，例如各级中间商，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那位农业专家强烈建议：现在的流通闭环有了物流和信息流，还需要金融支持，应该加大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服务。而且农业生产容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市场波动大，探索农业保险新模式也应该提上工作日程。
有数据表明，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常常超过90％，加上20％到30％的管理成本，目前农业保险对保险公司而言，成了赔本买卖。如何把农业领域赚钱的保险和不赚钱的保险捆绑在一起，以险养险，把风险在农业系统内有效化解，是个难题。
那位媒体记者畅想未来：在德国，70％以上农业生产者加入了各类农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遍布德国农村，为农民提供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信贷、农资供应、咨询等方面的服务，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服务网。它结构完善，法律完备，服务周到，在农业中发挥着个体农民和国家都不能替代的作用。
我们的农产品经纪组织也应该具备这样的功能：搜集农产品的规模需求，建立多层次的检验标准和价格体系，执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提供周到的金融服务。农民最迫切需要的，正是这些。
(本文作者是规模需求理论的创始人，他力主将经济学通俗化，文中所有专家皆为其虚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