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1年的作家，一般是指公开的作家群体中的作家，包括但不限于有作品后来被《中国新文学大系》收录，或者本身就是该《大系》的编者等，在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次，在1921年这一特定年份，有传世作品发表并有重要文学建树，例如创建有影响力的文学社团，编辑新文学期刊，从事文学教育或进步文学思潮传播等，具有不同凡响的文学贡献。议论对象明确方可议有所依，论有所得。
1921年的文坛，鲁迅发表《阿Q正传》，赢得广泛声誉并影响了一代共产党人。沈雁冰改版《小说月报》，使这本充满旧文学气息的消闲类刊物，变为引领新文学潮流的严肃文学杂志。瞿秋白在苏俄追求真理，笔歌墨舞，传播真相，参与培养我党干部。其他作家在这红色起点与此后历史的风陵渡口，都做出了各自的选择。适逢2021年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钩沉百年前中国作家的活动与作品，唤醒红色记忆，既能让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又能藉由审视相关的传记与传奇，辨识另一种历史的景深。
1921年是一个丰富立体活跃创新的文学年份。这一年的鲁迅，通过译作传播左翼思想，以《阿Q正传》等作品，深刻影响广大读者，尤其是一代共产党人。
1921年的鲁迅，刚过不惑之年，这一年仍属他的“北京沉默”时期。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业余从事翻译与创作。他渴望变革、为时代呐喊、希望唤醒国民的先锋姿态，继续跃然纸上，开启着民智，滋润着中国红色革命的种子。
翻译方面，1921年鲁迅的译作《工人绥惠略夫》《池边》相继发表。理解这两篇作品的主题，也就能够理解鲁迅翻译的用意与秉笔的立场。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被鲁迅翻译后，连载于1921年7月至12月的《小说月报》。单行本于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鲁迅为什么要翻译这篇小说？谈到翻译的动机，鲁迅说：
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之后，我想，还是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毋庸贅言，这是国外一本关于改革者受难的小说。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作品在俄国革命运动高涨期，带有揭发沙皇黑暗统治的倾向。他创作的工人绥惠略夫，正如鲁迅所言，“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这样个人单身靡战以反抗社会的故事，经鲁迅翻译，所要传播的变革社会的反抗精神，足见一斑。
1921年9月10日，鲁迅还译完了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池边》并作《译后附记》，见刊于9月24至26日《晨报》第七版。同年10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转载。
《池边》讲述一双蝴蝶在黑夜降临时为追回沉没的太阳，让世界恢复光明而牺牲生命的故事。鲁迅《译后附记》中说：“五月初，日本为治安起见”，驱逐了盲诗人，但其童话“含有美的感情与纯朴的心”，“看不出什么危险思想来。他不像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这大约便是被逐的原因”。为了使大家不把这诗人“忘却”，“由不得要绍介他的心给中国人看”。
这两篇译作都与俄国有关。可以说，1921年的鲁迅，冷静观史，审慎品人，如果没有对底层劳工的“理解之同情”，是不可能去翻译俄国作家的《工人绥惠略夫》的；如果没有对俄国十月革命乃至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之理解”，也是断然不会去翻译因为参加“五一”游行而被迫害的俄国作家的童话的。鲁迅把对人物的温情敬意注入译写当中，使译本叙事显得异乎寻常。
创作方面，1921年1月，鲁迅创作了小说《故乡》，5月刊于《新青年》9卷1号上，反映了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影响、个人抱负、价值追求。小说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景象，写出了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层层压榨下的灾难深重。这种关注视野与后来蓬勃成长的共产党人的眼界焦点不谋而合。
这一年，鲁迅还创作发表了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阿Q正传》，作品从1921年10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在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新文艺》《文艺》等栏中分九期刊完。
这篇小说，不但赢得外国文学家的好评，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罗曼·罗兰就说过：“阿Q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类似阿Q的农民。”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鲁迅的著作中，毛泽东最爱读、谈得最多的就是《阿Q正传》。在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时候，他常常利用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1937年3月1日，毛泽东会见了到访延安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到《阿Q正传》。他认为，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作“屈服、投降与悔过”，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毛泽东还在《论十大关系》中，就《阿Q正传》特别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1921年之后的鲁迅，特别是1927年在上海定居后，与我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成为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革命队伍中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
1937年10月19日，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演讲说：“他（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38年3月29日对陕北公学第十一至二十队演讲中，毛泽东再次指出：“抗日不仅需要大大发展共产党，而且需要非党布尔什维克，例如鲁迅就是非党布尔什维克。” 百年之后的鲁迅，依然光彩照人。习近平同志的书架上，就有《鲁迅全集》。在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讲话中，“鲁迅”曾多次出现。例如，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6次谈及鲁迅。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两次提到鲁迅，还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话：“鲁迅先生1925年就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虽然说，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13人中，没有职业作家，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0多名党员乃至更多的先进分子当中，还是有红色先驱作家身影的。
1921年的沈雁冰（茅盾），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主编并大刀阔斧地改版《小说月报》，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变革勇气与文化自信。
聚焦历史中的作家个体存在，能构建起作家与现代文学的特殊关系。沈雁冰在1920年下半年就与陈独秀等一道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是第一批党员。事实上，沈雁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家，他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以文学为武器，为党的事业英勇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1年1月4日，新文化运动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山公园成立，沈雁冰虽为12个发起人之一，但他在上海，没有去北京参加成立会。作为“文研会”的核心成员，沈雁冰在上海接编并改革《小说月报》，使之“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月刊”、文学研究会和左翼新文学的重要发表阵地。
众所周知，1910年《小说月报》创刊于上海，是商务印书馆主打刊物之一。1916年，文学青年沈雁冰经人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0年1月，他开始参与《小说月报》编辑工作。到了1921年，在沈雁冰的主编下，《小说月报》的体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设置了“长篇及短篇小说”“西洋小说史略”“诗歌及戏剧”“文学家的研究（西洋）”“创作讨论”“杂论”“通信”“读者文坛”“最后一页”等新颖栏目，使杂志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些新的办刊识见也得以实现，展现了主编卓越的文化智慧。
沈雁冰领导《小说月报》革新改版后，探及了一些新的题材空间，例如致力于推动左翼革命文学的发展。重点介绍了俄国的著名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果戈里等。同年第12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收有郑振铎的《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鲁迅的《阿尔志跋綏夫》、耿济之的《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等二十多篇论文，系统地介绍了俄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情况，团结了一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总体风貌、文化思潮和精神诉求，传播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
除了对于俄国文学的关注，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还推介西方文学作品、文学思潮以及文学家。上文已提及的鲁迅所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以及郑振铎所译路卜洵的《灰色马》、耿济之所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长篇小说，都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除了刊发文学研究会成员作品，沈雁冰还大力扶持、鼓励新人创作，《小说月报》特辟推介新人作品的栏目“创作”，提奖后辈，给文学新人更多发表作品与改变命运的机会。
沈雁冰1921年开始主编的《小说月报》，深度融合了他的革命文学观念与启蒙救国理想，使其由一个满身旧文学气息的消闲类杂志，华丽转身为引领新文学风向的严肃文学刊物，刊物的宗旨、风格与理念，此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前进方向。新文学史上许多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都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小说月报》的改革成功，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然，1921年的沈雁冰，最重要的传记与传奇，还应该算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荣光绽放，他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正式党员，并且在文艺的政治方向上他和党是一致的，和党的文学原则也是一致的。海外学者夏志清也认为，“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作家，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
梳理沈雁冰的创作，仍有当下意义。茅盾的文学主张，至今给我们带来启发和触动。习近平在2016年11月30日全国文代会讲话中谈到，“茅盾说过：‘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借此说明，“文艺要反映生活，但文艺不能机械反映生活。”
（作者简介：张一文，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博士，江西上饶师院副教授；文修齐，上饶师院文传学院首届第二学士学位班学生；胡磊，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东莞市文联创作部主任、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1921年的文坛，鲁迅发表《阿Q正传》，赢得广泛声誉并影响了一代共产党人。沈雁冰改版《小说月报》，使这本充满旧文学气息的消闲类刊物，变为引领新文学潮流的严肃文学杂志。瞿秋白在苏俄追求真理，笔歌墨舞，传播真相，参与培养我党干部。其他作家在这红色起点与此后历史的风陵渡口，都做出了各自的选择。适逢2021年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钩沉百年前中国作家的活动与作品，唤醒红色记忆，既能让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又能藉由审视相关的传记与传奇，辨识另一种历史的景深。
“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
1921年是一个丰富立体活跃创新的文学年份。这一年的鲁迅，通过译作传播左翼思想，以《阿Q正传》等作品，深刻影响广大读者，尤其是一代共产党人。
1921年的鲁迅，刚过不惑之年，这一年仍属他的“北京沉默”时期。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业余从事翻译与创作。他渴望变革、为时代呐喊、希望唤醒国民的先锋姿态，继续跃然纸上，开启着民智，滋润着中国红色革命的种子。
翻译方面，1921年鲁迅的译作《工人绥惠略夫》《池边》相继发表。理解这两篇作品的主题，也就能够理解鲁迅翻译的用意与秉笔的立场。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被鲁迅翻译后，连载于1921年7月至12月的《小说月报》。单行本于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鲁迅为什么要翻译这篇小说？谈到翻译的动机，鲁迅说：
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之后，我想，还是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毋庸贅言，这是国外一本关于改革者受难的小说。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作品在俄国革命运动高涨期，带有揭发沙皇黑暗统治的倾向。他创作的工人绥惠略夫，正如鲁迅所言，“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这样个人单身靡战以反抗社会的故事，经鲁迅翻译，所要传播的变革社会的反抗精神，足见一斑。
1921年9月10日，鲁迅还译完了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池边》并作《译后附记》，见刊于9月24至26日《晨报》第七版。同年10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转载。
《池边》讲述一双蝴蝶在黑夜降临时为追回沉没的太阳，让世界恢复光明而牺牲生命的故事。鲁迅《译后附记》中说：“五月初，日本为治安起见”，驱逐了盲诗人，但其童话“含有美的感情与纯朴的心”，“看不出什么危险思想来。他不像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这大约便是被逐的原因”。为了使大家不把这诗人“忘却”，“由不得要绍介他的心给中国人看”。
这两篇译作都与俄国有关。可以说，1921年的鲁迅，冷静观史，审慎品人，如果没有对底层劳工的“理解之同情”，是不可能去翻译俄国作家的《工人绥惠略夫》的；如果没有对俄国十月革命乃至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之理解”，也是断然不会去翻译因为参加“五一”游行而被迫害的俄国作家的童话的。鲁迅把对人物的温情敬意注入译写当中，使译本叙事显得异乎寻常。
创作方面，1921年1月，鲁迅创作了小说《故乡》，5月刊于《新青年》9卷1号上，反映了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影响、个人抱负、价值追求。小说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景象，写出了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层层压榨下的灾难深重。这种关注视野与后来蓬勃成长的共产党人的眼界焦点不谋而合。
这一年，鲁迅还创作发表了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阿Q正传》，作品从1921年10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在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新文艺》《文艺》等栏中分九期刊完。
这篇小说，不但赢得外国文学家的好评，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罗曼·罗兰就说过：“阿Q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类似阿Q的农民。”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鲁迅的著作中，毛泽东最爱读、谈得最多的就是《阿Q正传》。在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时候，他常常利用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1937年3月1日，毛泽东会见了到访延安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到《阿Q正传》。他认为，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作“屈服、投降与悔过”，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毛泽东还在《论十大关系》中，就《阿Q正传》特别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1921年之后的鲁迅，特别是1927年在上海定居后，与我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成为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革命队伍中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
1937年10月19日，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演讲说：“他（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38年3月29日对陕北公学第十一至二十队演讲中，毛泽东再次指出：“抗日不仅需要大大发展共产党，而且需要非党布尔什维克，例如鲁迅就是非党布尔什维克。” 百年之后的鲁迅，依然光彩照人。习近平同志的书架上，就有《鲁迅全集》。在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讲话中，“鲁迅”曾多次出现。例如，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6次谈及鲁迅。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两次提到鲁迅，还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话：“鲁迅先生1925年就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红色先驱作家沈雁冰、瞿秋白
虽然说，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13人中，没有职业作家，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0多名党员乃至更多的先进分子当中，还是有红色先驱作家身影的。
1921年的沈雁冰（茅盾），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主编并大刀阔斧地改版《小说月报》，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变革勇气与文化自信。
聚焦历史中的作家个体存在，能构建起作家与现代文学的特殊关系。沈雁冰在1920年下半年就与陈独秀等一道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是第一批党员。事实上，沈雁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家，他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以文学为武器，为党的事业英勇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1年1月4日，新文化运动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山公园成立，沈雁冰虽为12个发起人之一，但他在上海，没有去北京参加成立会。作为“文研会”的核心成员，沈雁冰在上海接编并改革《小说月报》，使之“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月刊”、文学研究会和左翼新文学的重要发表阵地。
众所周知，1910年《小说月报》创刊于上海，是商务印书馆主打刊物之一。1916年，文学青年沈雁冰经人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0年1月，他开始参与《小说月报》编辑工作。到了1921年，在沈雁冰的主编下，《小说月报》的体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设置了“长篇及短篇小说”“西洋小说史略”“诗歌及戏剧”“文学家的研究（西洋）”“创作讨论”“杂论”“通信”“读者文坛”“最后一页”等新颖栏目，使杂志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些新的办刊识见也得以实现，展现了主编卓越的文化智慧。
沈雁冰领导《小说月报》革新改版后，探及了一些新的题材空间，例如致力于推动左翼革命文学的发展。重点介绍了俄国的著名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果戈里等。同年第12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收有郑振铎的《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鲁迅的《阿尔志跋綏夫》、耿济之的《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等二十多篇论文，系统地介绍了俄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情况，团结了一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总体风貌、文化思潮和精神诉求，传播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
除了对于俄国文学的关注，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还推介西方文学作品、文学思潮以及文学家。上文已提及的鲁迅所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以及郑振铎所译路卜洵的《灰色马》、耿济之所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长篇小说，都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除了刊发文学研究会成员作品，沈雁冰还大力扶持、鼓励新人创作，《小说月报》特辟推介新人作品的栏目“创作”，提奖后辈，给文学新人更多发表作品与改变命运的机会。
沈雁冰1921年开始主编的《小说月报》，深度融合了他的革命文学观念与启蒙救国理想，使其由一个满身旧文学气息的消闲类杂志，华丽转身为引领新文学风向的严肃文学刊物，刊物的宗旨、风格与理念，此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前进方向。新文学史上许多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都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小说月报》的改革成功，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然，1921年的沈雁冰，最重要的传记与传奇，还应该算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荣光绽放，他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正式党员，并且在文艺的政治方向上他和党是一致的，和党的文学原则也是一致的。海外学者夏志清也认为，“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作家，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
梳理沈雁冰的创作，仍有当下意义。茅盾的文学主张，至今给我们带来启发和触动。习近平在2016年11月30日全国文代会讲话中谈到，“茅盾说过：‘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借此说明，“文艺要反映生活，但文艺不能机械反映生活。”
（作者简介：张一文，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博士，江西上饶师院副教授；文修齐，上饶师院文传学院首届第二学士学位班学生；胡磊，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东莞市文联创作部主任、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