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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常常与民族主义连在一起。民族主义又是从氏族主义、部落主义这种血缘情绪脱胎而来的情感。这种情感虽然是低缘性的，但与狭义的民族情绪关系含混。鲁迅所处的时代也是这样，满清政府腐败，国力衰退，民不聊生，先有改良主义者，想通过光绪皇帝启动政治改革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但这次运动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意义重大。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历史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地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了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后有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他持之以恒地、无数次地领导了反清、反军阀的救国救民的运动，这其中以辛亥革命最为著名。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从此以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鲁迅先生可以说也是在先辈们的影响和感召下，深刻思考中国的出路，起先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来寻求救国之路，后又弃文从医远走日本，想医治被冠以“东亚病夫”蔑称的国民来寻求救国之路，最后看到国民的愚昧必须通过改变思想来唤醒因而又弃医从文，拿起笔来揭露国民的劣根性，想通过这样来唤醒国民，最终达到救国之目的。
当时的革命者把“复国”与“反满”相提并论。所以，在很长时间里，鲁迅先生不仅非常谨慎于“爱国”这个词，而且花很大力气清理其中的狭义性。
直到去世，他的民族都属于弱势者，处于被蹂躏状态。这种状态很容易激起民族情绪，甚至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处于铁蹄下的民众，这种情绪似也无可厚非，但对他并不构成大众效应，他的理性不曾为之感动。
救国压倒启蒙，取代启蒙，这也许是中国的历史使然。对此，作事后聪明的挖苦未必高明，而且未必道德，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工作，轻重缓急可以不必遵循“逻辑在先”。但是，如果长期地、理直气壮地视此为应然，而且似乎还以为被压倒的东西本来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似乎我们应该庆幸历史的洪流压倒了一种观念的偶然，却不能叫人放心，它至少表明我们的民族理念缺乏现代性。
在这个“压倒”的过程中，中国知识者中不是没有高屋建瓴的清醒者存在，至少鲁迅就是一位。然而这种遗产却很少被人注意。不错，作为一个受压迫的中国人，他理所当然地挺身而出，捍卫他的祖国。然而，这不只为其国属所决定，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启蒙主义者。民族间的以强凌弱，在这样的价值观中没有位置，无法通过。正因为如此，他从来不在价值观上将启蒙与救国对立起来理解，而是从个性独立的立场上理解民族或国家关系。
鲁迅先生生活在三十年代的中国，那时正是一个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曾有记者这样问他：“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么话，作怎样努力的方针？”鲁迅的回答十分地坚决，他固执地说：“如果一定要逼我说一点的话，那么，我说，首先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即使在外敌当前，全民怒吼的1936年，他也一边写抗战檄文，一边敲响警钟，提醒文人们在述说沦为异族奴隶之苦时，要十分小心，不可以使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做本国的奴隶比做异族的奴隶好。在他那里，“民族本位”只有在个性自由本位的意义上才有肯定的价值；只能用后者定义前者，而不是相反。在这一点上，他把文字同历史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他因此高出同时代知识者的民族本位的立场。
所以在中日邦交日益恶化的时候，他一边拖着病体，为抗日不懈努力，一边仍然从容不迫地与日本朋友过从甚密，在日本报刊揭露当局的专制，揭露“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揭露“中国真正的王道”、“中国的监狱”。似乎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瓜田李下，没有想到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时候。
可是“志士”们不仅不为之悲，而且“谓自取其殃而加之谤”。因此他十分敏感于文人学士们的爱国言论，十分痛心于国人对弱国的态度，“现在理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口气，就足够教人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知道，对强者媚与奴，对弱者欺或讥，是同一种价值观在不同场合的表现。他很清楚，“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种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爱国是“兽爱”，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又何以至少提到大家以为然的爱国者。
成吉思汗横扫欧洲，曾被铁蹄下的国人引以为宽慰与荣光。尤其是“民族主义文学者”，以“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的口气，炫耀曾经“征服欧洲”的武功，鲁迅先生所害怕的，不只是这种的“兽爱”情绪。他说：“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莫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然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鲁迅先生的救国之路，正像历史上的“志士”们一样，寻路坎坷艰难，爱国之情炽烈，但先生对国民愚昧劣根性的思考，是何等的深邃，睿智，这也是其他“志士”们无可企及的！我深切感悟到鲁迅先生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担忧，对国民“劣根性”地揭露和批判，这些其实都饱含着鲁迅先生拳拳赤子心，深挚爱国情！
当时的革命者把“复国”与“反满”相提并论。所以，在很长时间里，鲁迅先生不仅非常谨慎于“爱国”这个词，而且花很大力气清理其中的狭义性。
直到去世，他的民族都属于弱势者，处于被蹂躏状态。这种状态很容易激起民族情绪，甚至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处于铁蹄下的民众，这种情绪似也无可厚非，但对他并不构成大众效应，他的理性不曾为之感动。
救国压倒启蒙，取代启蒙，这也许是中国的历史使然。对此，作事后聪明的挖苦未必高明，而且未必道德，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工作，轻重缓急可以不必遵循“逻辑在先”。但是，如果长期地、理直气壮地视此为应然，而且似乎还以为被压倒的东西本来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似乎我们应该庆幸历史的洪流压倒了一种观念的偶然，却不能叫人放心，它至少表明我们的民族理念缺乏现代性。
在这个“压倒”的过程中，中国知识者中不是没有高屋建瓴的清醒者存在，至少鲁迅就是一位。然而这种遗产却很少被人注意。不错，作为一个受压迫的中国人，他理所当然地挺身而出，捍卫他的祖国。然而，这不只为其国属所决定，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启蒙主义者。民族间的以强凌弱，在这样的价值观中没有位置，无法通过。正因为如此，他从来不在价值观上将启蒙与救国对立起来理解，而是从个性独立的立场上理解民族或国家关系。
鲁迅先生生活在三十年代的中国，那时正是一个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曾有记者这样问他：“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么话，作怎样努力的方针？”鲁迅的回答十分地坚决，他固执地说：“如果一定要逼我说一点的话，那么，我说，首先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即使在外敌当前，全民怒吼的1936年，他也一边写抗战檄文，一边敲响警钟，提醒文人们在述说沦为异族奴隶之苦时，要十分小心，不可以使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做本国的奴隶比做异族的奴隶好。在他那里，“民族本位”只有在个性自由本位的意义上才有肯定的价值；只能用后者定义前者，而不是相反。在这一点上，他把文字同历史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他因此高出同时代知识者的民族本位的立场。
所以在中日邦交日益恶化的时候，他一边拖着病体，为抗日不懈努力，一边仍然从容不迫地与日本朋友过从甚密，在日本报刊揭露当局的专制，揭露“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揭露“中国真正的王道”、“中国的监狱”。似乎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瓜田李下，没有想到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时候。
可是“志士”们不仅不为之悲，而且“谓自取其殃而加之谤”。因此他十分敏感于文人学士们的爱国言论，十分痛心于国人对弱国的态度，“现在理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口气，就足够教人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知道，对强者媚与奴，对弱者欺或讥，是同一种价值观在不同场合的表现。他很清楚，“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种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爱国是“兽爱”，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又何以至少提到大家以为然的爱国者。
成吉思汗横扫欧洲，曾被铁蹄下的国人引以为宽慰与荣光。尤其是“民族主义文学者”，以“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的口气，炫耀曾经“征服欧洲”的武功，鲁迅先生所害怕的，不只是这种的“兽爱”情绪。他说：“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莫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然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鲁迅先生的救国之路，正像历史上的“志士”们一样，寻路坎坷艰难，爱国之情炽烈，但先生对国民愚昧劣根性的思考，是何等的深邃，睿智，这也是其他“志士”们无可企及的！我深切感悟到鲁迅先生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担忧，对国民“劣根性”地揭露和批判，这些其实都饱含着鲁迅先生拳拳赤子心，深挚爱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