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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我从岷县高级农校毕业，报考西北师范学院劳作科。入学考试，在萃英门内的兰州大学进行。写生的过程中，老师走过来看我的画，没说什么，画完写生，要画第二张自由画，画什么呢？想来想去，决定画我家乡临潭新城的“小儿会”。
我的家乡新城是个山城，半个城在山上，城内有个山头，山头上有座庙，庙里供奉着子孙娘娘。每年六月初六，举行“小儿会”，我和小伙伴们都到庙里去吃这种供菜，十分开心。我把纸竖起来，左上角画庙宇，画面主要部分画上山的路，老太太、年轻妇女带着她们的孙子、孩子，手中拿着纸花，在盘旋曲折的山路上，或上或下，穿行在松柏杨柳之间，气氛热烈，场面宏大。画了二三十个人物，越远越小，进到庙中去了。偷眼看看我近处的考生，他们大多不会画。监考老师看我画完了，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美术老师是谁。我说我原是西北师范学校的学生，我的老师是潘国彦先生。他说：“潘先生我知道，我知道，原来你是潘先生的学生，他现在到了兰州女师，你见了吗？”听了他的话，我一阵狂喜，没想到潘老师也到了兰州。第二天，我去女师找潘老师，他到河北老家去了。失望之余，希望能侥幸被西北师范学院录取，就可以等潘老师回来，不然，考不上回了家，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潘老师呢？
8月中旬放榜，我的名字排在劳作科录取新生的第一名。母亲把家中的地卖掉6亩，还完债务，剩下一点钱，给我当学费。我到地处兰州十里店的西北师范学院报到，见到了入学考试时的监考老师魏同仁先生。
我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度过了劳作科学习生活。劳作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逐步在政治上走向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道路，成为兰州“三·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成员之一；二是向潘国彦老师学习木刻，并从事木刻创作，与之同步在劳作科学习绘画课，甚至在没有油画颜料的情况下，用厚漆来画油画；三是认真学习《劳作教育》理论，学习木工、金工、机械学的理论和实践，获得一些实际的技能，认识到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伟大。这些经历成了我思想转变和形成后半生人生观、艺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一年，学习木工，了解木工理论，学习制图学，学习计算下料，学习材料力学，学习设计和创造。我们的木工老师是孙培先生，他理论知识丰富，教得很认真，使我感觉到学习木工很有意思，木工的主要工具是斧子、锯子、刨子、凿子，这几种工具看似简单，但并不易学，要经过刻苦练习，才能锯得直、刨得平、凿得正。记得学习之初，锯一块木板，锯出来的断面总不平，而是一个类似螺旋桨一样的曲面。孙培老师说：“真要有意地锯一个如此形状的曲面，那可是困难得不得了啊！”第一次使用凿子制作一条老式的板凳，接四条腿的榫，它是双眼倾斜，我凿得不规范，腿一接上去，板凳摆不平，就像跳舞一样，大家看了哈哈大笑。经过较长时间训练，基本上能运用木工工具了，也掌握了木工常规，进入了木工课的主要阶段：学习木材的处理、力学、制图设计。木工课的考试题中有一个是设计一个沙发的椭圆形扶手的接榫，要求打破常规，有创造性，坚固耐用。我想了一个点子，把两段四方木头的头略加内圆，制成对应的两个三角，互相咬合，中间用一个楔子打紧，使越紧越咬合，坚固而不可分离。这个设计，使我的木工课得到一个满分。
班上有一位同学喜欢小提琴，二、三年级也有几位同学喜欢小提琴、洋琴，他们是全校音乐演奏会上的骨干分子，在木工车间自己制作小提琴、洋琴，我也参加进去。这是一种高级手工艺品，它的面板是一个非常考究的曲面。小提琴共鸣箱的功能好坏，就是靠它来决定的。我们研究它们的曲度、薄厚、粘接面的大小与音色、音量、音质的关系，读一些欧洲的小提琴制作家的故事，但是一点实际制作的资料都找不到，物质条件也差，没有优质的木料，也没有先进的加工机械和粘合材料，全凭自己摸索，用土办法薰烤，用自己制作的曲面板夹子来制作曲面板。大家干得津津有味，制作出来的提琴、洋琴在演出会上大出风头。二年级有一位同学还会拉锯琴，将一把木工手锯，左手握住锯把，锯头顶在左腿上（有一块厚衬布）用力把锯身曲成“S”形，用一个拉胡琴的弓在锯上拉出美妙的曲调，手锯时而伸展时而弯曲，不时颤抖，锯弓上下移动，曲调强劲有力、亢奋激昂，以展现劳动者的聪明才智。这锯琴本身就是劳动者在劳动之余，用自己手中的工具来演奏乐曲，抒发劳动的艰辛与对悲惨命运的抗争，演奏起来，凄凉悲壮，动人心弦。当时，教劳作科主要理论课《劳作教育》的老师，是著名进步教授李化方先生，他的思想感染着我们，因此，我们演唱的歌曲都是健康进步的，如《大路歌》、《团结就是力量》等。
我还学会了木工常规，在木工车间里，我制作了一些教具和画具，这些知识使我终生受益。后来劳作科改为艺术系，我自己的专业方向改为油画创作和教学。我一直在研究、制作方便耐用的油画写生工具，设计制作出许多型号和规格的油画写生箱、隔离箱。由于木工制作费时费力，无法规模生产，多年后的2007年我又设计出了用塑料铸塑的多功能便携式写生箱，由北京行宽文化用品公司生产。我设计制作的这些画箱，不但中国没有，即使在国外也没有，它的批量生产，可以说是我晚年对美术教育的一个贡献，也是我学习劳作知识的一项成果。
劳作科的二年级学习金工，以锻工为核心，学习锻造，加钢、淬火、锉磨、钻孔等技术；同时，学习制模、翻沙和铸造，也学习线金工和板金工，掌握编织、焊接、铆接等技术，内容庞杂，学习起来非常吃力。金工技师（即协助教授教我们的技术人员）傅三台先生，是山丹培黎技校路易·艾黎的学生，他技术娴熟，为人热情，教给我许多实际操作的本领，也给我们讲述艾黎在山丹的教学活动和工合思想。劳作科的科主任果沈初先生，同艾黎是好朋友，劳作科的好几台机床以及由汽修厂到劳作科各车间拉的动力线紫铜线都是通过艾黎买到的，当时国内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这些东西。劳作科的教学、实习活动和艾黎的培黎学校的合作是很好的。
在教授和傅三台先生的帮助下，我掌握了锻造等金工常规。科主任果沈初先生说，古代人炼剑，就是研究锻工中的加钢和淬火技术，我忽然来了兴趣，想自己锻造一把“宝剑”。我买了当时市场上能买到的最好的钢材竹节钢，采用了用沙子炒热和用油淬火的办法，使这把剑内柔外刚、锋利而不易折断。我用从飞机发动机上拆下来的铝合金管制成剑把和剑鞘，用暗扣连接起来。这把剑从外观上看，是一个手杖，但把暗扣一压，抽出来就是一把80厘米长的宝剑。我带着它经过莲花山步行回家，当手杖助步，也作防身之用。当时年轻幼稚，心中洋洋自得，常想有机会抽剑一试，现在回想起来，诚属可笑。 学习金工课，后来也常得到实际使用，搞过一些发明创造，现在看来，有些也还可以申请专利，我设计的许多画箱，实际上是金、木、土联合产品，光靠木工是不行的。
劳作科第三年是学习机械学，了解一些工作母机如车床、刨床、钻床、铣床、磨床、冲床等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劳作科的金工厂里，就有这些车床。教机械学的教授是科主任果沈初先生，他是留学美国回来的，英语很好，上课时有些词他直接用英语，使我感到听课极为困难。下课后我就查字典，问别的同学，请教傅三台先生，直到弄懂为止。我特别喜欢车床，一有工夫就去工厂摆弄车床，制造各种小工具，如木刻刀、小零件。
果沈初先生从红山根飞机场要来一台报废了的飞机发动机，我们拆开它，果先生给我们讲解汽缸的工作原理，圆活动和直活动是如何转化的，他还讲解偏心的作用，说缝纫机也叫“偏心机”。因为它没有一个齿轮全部活动，都是偏心活动。飞机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汽缸和偏心轮，拆卸它，大大增长了我对机械学的了解。我用拆卸下来的一套小汽缸作为蒸汽机，自己铆了一个小锅炉，制成一台小火车，用木炭作燃料，烧开锅炉，带动汽缸工作，在劳作科院子里跑，引得许多人参观。果先生说：“笨是笨了些，但汽缸的工作原理，也就掌握了。锅炉的铆工也不错，铆工的难点，你也掌握了。”
木工、金工、机械学的学习，李化方先生关于劳作理论的讲述，加上傅三台先生、木工技师王文德先生对我的帮助教育，使我实际体会到了劳动的重要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创造了文学艺术，这使我终身受益。虽然我后来走上了绘画和美术教学的道路，追求绘画艺术的完美，但我知道劳动者是最有思想和最聪明、最高尚的人，我一直尊重他们。这种认识使我不走歪路，始终有明确的方向，不做空头艺术家，以普通劳动者自居，和他们做朋友，体察他们的爱好，尊重他们对艺术的要求，使我的绘画有血有肉，不空泛，不怪奇。
在劳作科三年的学习中，最不能忘记的是从事木刻的学习与创作。这些学习占用了我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入学不久，我到女师找到了潘国彦先生，他答应教我木刻。不久，在潘老师的身旁，集聚了好几位喜爱木刻的青年，我们在约定的时间或是星期天到潘老师在闵家桥的家中去，请他给我们讲授、指正。我自己在劳作科的工厂里制作木刻刀，质量上乘，用起来非常顺手。制作木刻刀用料极少，不花一文钱。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丢弃在劳作科围墙内草丛中的好几条子弹袋被我拣到。我在台钳上取掉弹头，倒出炸药，锯下弹壳头作木刻刀的束口，黄铜发着优美的光，又好看，又高档。我给潘老师和我的木刻朋友一人做了一套，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的木刻在《西北日报》副刊《西北文灯》上发表，后来还出了一本《西北诗歌木刻集》，封面是潘先生的木刻《阳关古道》。
木刻运动是鲁迅先生大力提倡起来的新兴的艺术。木刻虽然不是劳作科的主要课程，但它是我大学三年中最主要的艺术活动，使我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来了全国的解放，投入到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之中。
1949年，劳作科撤销了。科主任果沈初先生到北京中央直属的一家设计院当高级工程师，孙培先生也调到北京，傅三台先生也到兰州一家工厂去当厂长了。劳作科改为艺术系，组织上明确告诉我，要我留下来，担任艺术系的助教，劳作科的另一位助教马骥德先生则回了陕西城固。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有机会三次赴美国。第二次是受兰州师专之托，我对美国美术教育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回国后用大量文字和图片进行了汇报展览。在这次调查中，我发现美国的中学美术课课时相当多，每周高达九小时。美术课不但包括绘画，还包括雕型、陶瓷、木工、金工、机械和编织等，学生在很大的画室和车间里实习，实际上相当于1949年前国立西北师范大学的劳作科设置。我还认识了一位抗日战争中曾到中国援助过中国抗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队员查尔斯先生，他的妻子叫玛德琳，是个画家。玛德琳告诉我，她丈夫去了中国前线，她就进工厂当工人，生产前线所需的物资。我问她：“那你会吗？”“会啊，我们在中学都学过，后来战争结束了，胜利了，他回来进工厂，我回家生孩子，建设幸福家庭。”她的话，使我感慨万端。
不用翻译了！
我的家乡新城是个山城，半个城在山上，城内有个山头，山头上有座庙，庙里供奉着子孙娘娘。每年六月初六，举行“小儿会”，我和小伙伴们都到庙里去吃这种供菜，十分开心。我把纸竖起来，左上角画庙宇，画面主要部分画上山的路，老太太、年轻妇女带着她们的孙子、孩子，手中拿着纸花，在盘旋曲折的山路上，或上或下，穿行在松柏杨柳之间，气氛热烈，场面宏大。画了二三十个人物，越远越小，进到庙中去了。偷眼看看我近处的考生，他们大多不会画。监考老师看我画完了，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美术老师是谁。我说我原是西北师范学校的学生，我的老师是潘国彦先生。他说：“潘先生我知道，我知道，原来你是潘先生的学生，他现在到了兰州女师，你见了吗？”听了他的话，我一阵狂喜，没想到潘老师也到了兰州。第二天，我去女师找潘老师，他到河北老家去了。失望之余，希望能侥幸被西北师范学院录取，就可以等潘老师回来，不然，考不上回了家，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潘老师呢？
8月中旬放榜，我的名字排在劳作科录取新生的第一名。母亲把家中的地卖掉6亩，还完债务，剩下一点钱，给我当学费。我到地处兰州十里店的西北师范学院报到，见到了入学考试时的监考老师魏同仁先生。
我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度过了劳作科学习生活。劳作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逐步在政治上走向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道路，成为兰州“三·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成员之一；二是向潘国彦老师学习木刻，并从事木刻创作，与之同步在劳作科学习绘画课，甚至在没有油画颜料的情况下，用厚漆来画油画；三是认真学习《劳作教育》理论，学习木工、金工、机械学的理论和实践，获得一些实际的技能，认识到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伟大。这些经历成了我思想转变和形成后半生人生观、艺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一年，学习木工，了解木工理论，学习制图学，学习计算下料，学习材料力学，学习设计和创造。我们的木工老师是孙培先生，他理论知识丰富，教得很认真，使我感觉到学习木工很有意思，木工的主要工具是斧子、锯子、刨子、凿子，这几种工具看似简单，但并不易学，要经过刻苦练习，才能锯得直、刨得平、凿得正。记得学习之初，锯一块木板，锯出来的断面总不平，而是一个类似螺旋桨一样的曲面。孙培老师说：“真要有意地锯一个如此形状的曲面，那可是困难得不得了啊！”第一次使用凿子制作一条老式的板凳，接四条腿的榫，它是双眼倾斜，我凿得不规范，腿一接上去，板凳摆不平，就像跳舞一样，大家看了哈哈大笑。经过较长时间训练，基本上能运用木工工具了，也掌握了木工常规，进入了木工课的主要阶段：学习木材的处理、力学、制图设计。木工课的考试题中有一个是设计一个沙发的椭圆形扶手的接榫，要求打破常规，有创造性，坚固耐用。我想了一个点子，把两段四方木头的头略加内圆，制成对应的两个三角，互相咬合，中间用一个楔子打紧，使越紧越咬合，坚固而不可分离。这个设计，使我的木工课得到一个满分。
班上有一位同学喜欢小提琴，二、三年级也有几位同学喜欢小提琴、洋琴，他们是全校音乐演奏会上的骨干分子，在木工车间自己制作小提琴、洋琴，我也参加进去。这是一种高级手工艺品，它的面板是一个非常考究的曲面。小提琴共鸣箱的功能好坏，就是靠它来决定的。我们研究它们的曲度、薄厚、粘接面的大小与音色、音量、音质的关系，读一些欧洲的小提琴制作家的故事，但是一点实际制作的资料都找不到，物质条件也差，没有优质的木料，也没有先进的加工机械和粘合材料，全凭自己摸索，用土办法薰烤，用自己制作的曲面板夹子来制作曲面板。大家干得津津有味，制作出来的提琴、洋琴在演出会上大出风头。二年级有一位同学还会拉锯琴，将一把木工手锯，左手握住锯把，锯头顶在左腿上（有一块厚衬布）用力把锯身曲成“S”形，用一个拉胡琴的弓在锯上拉出美妙的曲调，手锯时而伸展时而弯曲，不时颤抖，锯弓上下移动，曲调强劲有力、亢奋激昂，以展现劳动者的聪明才智。这锯琴本身就是劳动者在劳动之余，用自己手中的工具来演奏乐曲，抒发劳动的艰辛与对悲惨命运的抗争，演奏起来，凄凉悲壮，动人心弦。当时，教劳作科主要理论课《劳作教育》的老师，是著名进步教授李化方先生，他的思想感染着我们，因此，我们演唱的歌曲都是健康进步的，如《大路歌》、《团结就是力量》等。
我还学会了木工常规，在木工车间里，我制作了一些教具和画具，这些知识使我终生受益。后来劳作科改为艺术系，我自己的专业方向改为油画创作和教学。我一直在研究、制作方便耐用的油画写生工具，设计制作出许多型号和规格的油画写生箱、隔离箱。由于木工制作费时费力，无法规模生产，多年后的2007年我又设计出了用塑料铸塑的多功能便携式写生箱，由北京行宽文化用品公司生产。我设计制作的这些画箱，不但中国没有，即使在国外也没有，它的批量生产，可以说是我晚年对美术教育的一个贡献，也是我学习劳作知识的一项成果。
劳作科的二年级学习金工，以锻工为核心，学习锻造，加钢、淬火、锉磨、钻孔等技术；同时，学习制模、翻沙和铸造，也学习线金工和板金工，掌握编织、焊接、铆接等技术，内容庞杂，学习起来非常吃力。金工技师（即协助教授教我们的技术人员）傅三台先生，是山丹培黎技校路易·艾黎的学生，他技术娴熟，为人热情，教给我许多实际操作的本领，也给我们讲述艾黎在山丹的教学活动和工合思想。劳作科的科主任果沈初先生，同艾黎是好朋友，劳作科的好几台机床以及由汽修厂到劳作科各车间拉的动力线紫铜线都是通过艾黎买到的，当时国内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这些东西。劳作科的教学、实习活动和艾黎的培黎学校的合作是很好的。
在教授和傅三台先生的帮助下，我掌握了锻造等金工常规。科主任果沈初先生说，古代人炼剑，就是研究锻工中的加钢和淬火技术，我忽然来了兴趣，想自己锻造一把“宝剑”。我买了当时市场上能买到的最好的钢材竹节钢，采用了用沙子炒热和用油淬火的办法，使这把剑内柔外刚、锋利而不易折断。我用从飞机发动机上拆下来的铝合金管制成剑把和剑鞘，用暗扣连接起来。这把剑从外观上看，是一个手杖，但把暗扣一压，抽出来就是一把80厘米长的宝剑。我带着它经过莲花山步行回家，当手杖助步，也作防身之用。当时年轻幼稚，心中洋洋自得，常想有机会抽剑一试，现在回想起来，诚属可笑。 学习金工课，后来也常得到实际使用，搞过一些发明创造，现在看来，有些也还可以申请专利，我设计的许多画箱，实际上是金、木、土联合产品，光靠木工是不行的。
劳作科第三年是学习机械学，了解一些工作母机如车床、刨床、钻床、铣床、磨床、冲床等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劳作科的金工厂里，就有这些车床。教机械学的教授是科主任果沈初先生，他是留学美国回来的，英语很好，上课时有些词他直接用英语，使我感到听课极为困难。下课后我就查字典，问别的同学，请教傅三台先生，直到弄懂为止。我特别喜欢车床，一有工夫就去工厂摆弄车床，制造各种小工具，如木刻刀、小零件。
果沈初先生从红山根飞机场要来一台报废了的飞机发动机，我们拆开它，果先生给我们讲解汽缸的工作原理，圆活动和直活动是如何转化的，他还讲解偏心的作用，说缝纫机也叫“偏心机”。因为它没有一个齿轮全部活动，都是偏心活动。飞机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汽缸和偏心轮，拆卸它，大大增长了我对机械学的了解。我用拆卸下来的一套小汽缸作为蒸汽机，自己铆了一个小锅炉，制成一台小火车，用木炭作燃料，烧开锅炉，带动汽缸工作，在劳作科院子里跑，引得许多人参观。果先生说：“笨是笨了些，但汽缸的工作原理，也就掌握了。锅炉的铆工也不错，铆工的难点，你也掌握了。”
木工、金工、机械学的学习，李化方先生关于劳作理论的讲述，加上傅三台先生、木工技师王文德先生对我的帮助教育，使我实际体会到了劳动的重要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创造了文学艺术，这使我终身受益。虽然我后来走上了绘画和美术教学的道路，追求绘画艺术的完美，但我知道劳动者是最有思想和最聪明、最高尚的人，我一直尊重他们。这种认识使我不走歪路，始终有明确的方向，不做空头艺术家，以普通劳动者自居，和他们做朋友，体察他们的爱好，尊重他们对艺术的要求，使我的绘画有血有肉，不空泛，不怪奇。
在劳作科三年的学习中，最不能忘记的是从事木刻的学习与创作。这些学习占用了我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入学不久，我到女师找到了潘国彦先生，他答应教我木刻。不久，在潘老师的身旁，集聚了好几位喜爱木刻的青年，我们在约定的时间或是星期天到潘老师在闵家桥的家中去，请他给我们讲授、指正。我自己在劳作科的工厂里制作木刻刀，质量上乘，用起来非常顺手。制作木刻刀用料极少，不花一文钱。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丢弃在劳作科围墙内草丛中的好几条子弹袋被我拣到。我在台钳上取掉弹头，倒出炸药，锯下弹壳头作木刻刀的束口，黄铜发着优美的光，又好看，又高档。我给潘老师和我的木刻朋友一人做了一套，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的木刻在《西北日报》副刊《西北文灯》上发表，后来还出了一本《西北诗歌木刻集》，封面是潘先生的木刻《阳关古道》。
木刻运动是鲁迅先生大力提倡起来的新兴的艺术。木刻虽然不是劳作科的主要课程，但它是我大学三年中最主要的艺术活动，使我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来了全国的解放，投入到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之中。
1949年，劳作科撤销了。科主任果沈初先生到北京中央直属的一家设计院当高级工程师，孙培先生也调到北京，傅三台先生也到兰州一家工厂去当厂长了。劳作科改为艺术系，组织上明确告诉我，要我留下来，担任艺术系的助教，劳作科的另一位助教马骥德先生则回了陕西城固。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有机会三次赴美国。第二次是受兰州师专之托，我对美国美术教育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回国后用大量文字和图片进行了汇报展览。在这次调查中，我发现美国的中学美术课课时相当多，每周高达九小时。美术课不但包括绘画，还包括雕型、陶瓷、木工、金工、机械和编织等，学生在很大的画室和车间里实习，实际上相当于1949年前国立西北师范大学的劳作科设置。我还认识了一位抗日战争中曾到中国援助过中国抗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队员查尔斯先生，他的妻子叫玛德琳，是个画家。玛德琳告诉我，她丈夫去了中国前线，她就进工厂当工人，生产前线所需的物资。我问她：“那你会吗？”“会啊，我们在中学都学过，后来战争结束了，胜利了，他回来进工厂，我回家生孩子，建设幸福家庭。”她的话，使我感慨万端。
不用翻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