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广州某工业区喝了一个农民工朋友给刚出生儿子办的满月酒。一年多前，我见过他，那时他在工厂边的村里租着一间每月300元的小房子，和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陕西姑娘相恋。个人魅力，以及在工厂区的便利条件，使他避免了农村中很多年纪超过30岁但又贫穷的男人打光棍的命运。
　　我那时和他的见面，是在一个福利彩票的销售点，他买了10元的彩票。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几个工友。一年多了，他已结婚生子，但看来没有中到大奖。当我们喝酒聊天的时候，他没有显示出生活已得到改善的迹象。他的工友们似乎也差不多。
　　这也是中国社会底层的缩影。由于所处的“制度地位”，以及“市场地位”非常低，在利益结构已固化的当下，他们对于改变命运并无多少机会和预期，于是转而祈求运气，期待奇迹发生。买彩票就是如此。相关调查表明，社会底层是中国彩票销售的主要对象。某个人坚持买彩票多年，突然中了大奖的励志故事激励着他们。
　　“运气”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公共议题中较少被关注。然而它现在真是越来越重要了。
　　一个人到底是含着破钥匙出生，还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直接影响到他未来的阶层地位。一个出生于社会底层家庭的人，通过个人努力来突破“阶层壁垒”的希望越来越小；而出生在权力阶层、富人阶层家庭的人，他即使不作任何个人努力，要下降到更低阶层的可能性也不大。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当然是一个社会流动率低的社会。
　　很清楚，无论一个人在出生时，得到的是破钥匙还是金钥匙，在道德上，这把钥匙都不是他应得的。这纯粹就是运气。没有人因为出生在社会底层，他就活该贫穷；也没有人因为出生在社会中上层，他就应该比别人得到更多。
　　既然无论是坏运气，还是好运气，都不是一个人应得的，那又怎么样？有意思的是，12月7日，我去喝满月酒的第二天，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因教授哲学公开课“公正”而让中国人民熟悉的朋友—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来到了广州。他也谈到了“运气”这一话题。他说那些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人，往往会有个习惯，总忘记自己其实是运气好。而其实因为他们靠运气，才更应该回馈给社会。
　　桑德尔所说的这些人，包括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
　　为什么运气好就应该回馈给社会呢？那是不是可以推导出，运气不好就可以抱怨？桑德尔在广州没展开说。
　　但其实包括他在内的很多政治哲学家们已经说过，尤其是写了《正义论》的罗尔斯。总结一下就是：运气属于一种“先赋地位”，和一个人的努力没有什么关系；而问题在于，运气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机会—这就有一个“公正”的问题了。
　　像我那位农民工朋友运气差，出生在社会底层，在对教育资源、工作机会的分配上，肯定比“官二代”、“富二代”们吃亏很多。加上个人努力和拼命，也远不能弥补他的运气差所带来的劣势。他和 “官二代”、“富二代”的生活现状，以及可预期的生活前景天差地别。在这方面（也仅仅是在这方面），他当然可以合理地抱怨。
　　既然这样—罗尔斯等人大胆地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些靠一个人的好运气所得到的资源，也应进行分配，不能让他独占了。一个人运气好，买彩票中了大奖，要交高额的个人所得税，根据的就是这个原理。
　　按这个思路，桑德尔所说到那些人，以及涉及整个社会利益分配的制度、政策的设计者们，打算怎么行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