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发生交通事故时，路人一般会尽可能地帮助伤者，至少愿意帮忙打个电话叫救护车。但在世界上交通事故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印度，事故伤者很可能会遭遇“无人伸手援助”的窘境，无助的他们只能自求多福。
　　2013年，坎内亚·拉尔一家四口共乘的摩托车在印度北部被一辆卡车撞翻，肇事车辆逃逸。拉尔的妻子和8个月大的女儿躺在路边，浑身是血。拉尔抱着4岁儿子在路边苦苦呼救40多分钟，路过的摩托车、轿车和巴士无一理睬，直到一名收费站员工发现情况后通知警方，才得以将他们送至医院，但拉尔的妻子和女儿到院时已不幸身亡。
　　这段监控录像在电视台播放后，举国震惊。拉尔妻女的死亡引发了全民关于交通事故中“路人”角色的激烈争论。印度媒体称这次事件为“公众冷漠的新低点”，有的甚至将这称为“人性泯灭的一天”。
　　而在致力于提高道路安全的活动家皮沃什·特瓦利看来，这个事件的重点不在于人们同情心的缺失，而在于整个制度设计并不鼓励人们救助事故受害者。
　　特瓦利自身的经历让他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大约在10年前，他17岁的表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车撞伤。“很多人都在驻足旁观，但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特瓦利说，“表弟最终就在路边失血而死。”
　　后来，特瓦利尝试分析人们的这种冷漠行为。他发现同样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一再地发生。本来可以伸出援手的路人却退缩不前，站在一旁什么都不干。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害怕警察，”他说，“如果你帮助了别人，很常见的情况是，警察认为是你犯了错，出于愧疚才帮助伤者。”
　　
　　这个发现促使特瓦利成立了“拯救生命”基金会。在2013年的一份调查中，他们发现74%的印度人倾向于不帮助交通事故受害者——无论是在单独面对伤者还是有其他旁观者的情况下。而其中的原因除了害怕无辜承担罪责之外，还包括担心成为案件证人，受累于庭审——印度的诉讼程序是出了名的冗长。另外，如果他们送伤者到医院，医院要求他们支付医疗费用也会成为他们担心的事情。
　　在一个急救服务健全的国家，遇到这种情况，路人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叫救护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急救措施，安抚伤者，告诉他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
　　但在印度，救护车资源供不应求，而且救护车抵达事故现场的速度常常过慢，救护装备也太落后。这让交通事故现场的救助极大依赖“乐善好施”的人。按照特瓦利的说法，印度有很多好心人，只是他们在行动前，也不得不权衡利弊，顾虑再三。
　　特瓦利对比了路人对火车事故和爆炸事故中伤者的反应。“这种情况下，在警察和媒体赶来之前，伤者就已经被路人们送到了医院。”这类大型事故和一般的车祸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受害者常常只有一两个人，“这样被冤枉的概率就会高很多。”特瓦利说。
　　“拯救生命”基金会于是向印度最高法院提出了诉讼，要求为路人提供法律保护。在一年前，这项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印度最高法院发布了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包括：
　　允许人们在拨打急救电话报告交通事故情况时匿名向他们提供刑事豁免权禁止医院要求送伤者到医院的路人支付医疗费用
　　然而，指导方针发布仅仅两个月后，又一起被监控摄像头拍下的交通肇事逃逸案震惊了全国。
　　“看到他们袖手旁观的样子了吗？”安妮塔·金黛尔一边翻看着手机上的视频一边愤慨地说道。在这段被网络疯传监控录像里，金黛尔20岁的儿子维奈骑着一辆摩托车，突然被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撞倒，当时有一群人在旁边围观，但是没有人上前帮忙。
　　去年7月，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引发了人们新一轮的反思，甚至总理莫迪也在每月例行的广播讲话中向全国民众谈及此事。
　　“如果当时有人伸出援手的话，他现在可能还活着，”金黛尔说，她对没有人帮助自己的儿子感到气愤，“每个人都跟我说他们是因为害怕警察。”
　　对于瓦特利和他的“拯救生命”基金会来说，他们的战斗还在继续。
　　今年3月，印度最高法院宣布强制执行去年颁布的指导方针。为了确保指导方针真正能得以落实，“拯救生命”基金会积极游说印度的29个邦和7个中央直辖区将这些内容写进“好撒马利亚人法”（给自愿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中。
　　什瑞吉塔·拉威德兰是印度一家连锁餐厅的总经理，在他看来，相关立法刻不容缓。
　　今年1月，他在印度西部的普纳市街边发现一个流血受伤的老人，围观的人群都在讨论该如何是好，却没有施救。拉威德兰将伤者抱上了自己的车，然后载他去医院。

　　最近的那家医院先让拉威德兰填一堆表格。看了填表内容后，医院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到了第二家医院，被要求填写的表格更多，拉威德兰说，光是填表前后就花了三个小时。
　　“他们会问，‘你是病人的亲属吗？’只要你一说‘不是’，他们就什么都不愿意干了。”拉威德兰说，“必须有人出面确保一定会支付医疗费用，他们才会予以治疗。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宝贵的时间就流逝了。”
　　所有表格都填完后，这位受伤的老人终于得到了救治，但为时已晚，他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