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SARS、禽流感、埃博拉、寨卡等疫病的频频爆发，给世界公共卫生安全拉响了警报。尤其是年初以来，各类病毒肆虐，给人类造成的威胁和恐惧日益严重。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武器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生物武器的扩散进一步加剧，使得人们意识到生物战的威胁并不遥远，不论在战争或和平时期均会引发疾病的流行，造成人员的伤亡及长期的心理恐慌。生物战可导致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无法回避的问题。目前，有关生物性攻击的威胁和人类将面临何种生物威胁都成为国家安全与公共卫生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不得不深刻思考，面对未来的生物战争，我们将如何有效应对。

应对生物战威胁任重道远

　　据记载，人类首次“生物战”发生于1763年3月英国进攻印第安部落时。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生物武器却是在20世纪随着武器技术和微生物学的发展而出现。尽管国际社会已达成《禁止生物武器条约》，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生物领域军事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21世纪以来更是愈演愈烈。
　　狭义的生物战主要是指在作战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施放生物战剂，造成敌方军队和后方地区传染病流行，大面积农作物坏死，从而达到削弱对方战斗力、破坏其战争潜力的目的。广义的生物战不仅仅体现在战争中，还包括以威胁、恐吓、污染、改变基因等方式造成的生物侵害，比如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给人类健康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危害，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巨大。当今世界，生物技术日新月异，生物疫情频频爆发，生物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未来生物战争将更加残酷，生物安全问题将更难防范，人类直面应对生物战挑战之路步履艰难。

　　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将生物威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界发生的生物威胁，即传染病迅速传播直接影响人口健康、安全和繁荣;另一类是蓄意和意外的生物威胁，主要是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或扩散生物武器，对他国安全、人口、农业和环境构成的挑战。可以说，未来生物威胁可能是突发的人、动物或者植物疫情，与自然发生的传染病或公共卫生事件很难分清。随着生物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物威胁样式的增多，应对生物战将不再仅仅局限于应对战场上作战对手恶意发起的生物攻击，还在于应对邪教组织、恐怖分子等施放的生物战剂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以及有效预防和控制自然界生物疫病等。直面生物战争，国际社会应对手段明显捉襟见肘。在作战层面，一般采取多维侦察手段，收集情报证据，分析生物攻击方式;以精准打击，预先摧毁敌人发射生物武器的阵地和施放工具;采取防护措施，预防人、畜、农作物受染发病。在战略层面，各国则能力不一，主要军事强国生物技术科研能力强，主导制生物权，但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存在生物攻击技术“政治化”输出的风险，小国则更多基于《国际禁止生物武器使用公约》，技术上依靠主要大国支援，消除生物威胁。另外，尽管国际早已签约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公约，国际社会抵制生物战认同也一致，但各方备战程度却不同，国际社会和相关组织在规约生物武器使用、反生物战爆发的能力不足，机制不够完善。

各国如何应对生物战挑战

　　中国——纳入安全体系，制度建设逐步完善。与发达国家先进的生物安全管理经验相比，早期中国在生物威胁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生物科技支撑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对农业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等认识还不够到位，对生物安全缺乏足够的警惕性。厚积薄发，在应对2003年非典疫情过程中，中国依靠强大的制度优势，以出色表现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认可，也为有效应对生物战威胁积累了一定经验。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规体系、制度保障體系。可以说，这是既立足当下又深谋长远的战略决断，预示着生物安全被正式纳入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并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美国——构筑生物国防，确保制生物权优势。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在生物安全领域展开研究，并率先进行生物安全立法的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开始关注生物威胁，于1976年公布了全球首部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规定——《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并首次提出了“生物安全”概念。2001年炭疽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又出台了《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准备反应法案》等多部法律法规。2004年，布什签署了《21世纪生物防御》总统令，内容涵盖了美国生物防御计划的四大支柱。2009年，奥巴马签署了《应对生物威胁的国家战略》，全方位阐述了美国应对未来生物威胁将使用的七种武器。2018年，特朗普签署总统令颁发了新版《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此外，美国在生物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和力量整合方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总体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政府针对生物安全威胁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家战略和部署。
　　德国——居安思危，完备应急管理体系。德国严谨务实的传统使他们能够居安思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其不仅在生物科学实验硬件设施上加大投入，而且在生物防卫制度管理上也追求卓越，建立了完善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在救援领导体制上主要实行属地管理，成立以州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在救援指挥部方面分为行政指挥部和战术指挥部，行政指挥部主要负责后方决策与沟通协调，战术指挥部主要负责前方应急救援组织实施。救援队伍体系方面形成了以专业救援人员为核心，以技术救援为后备骨干，以志愿者为支柱，社会高度参与的分工格局。在救援程序上实行模块化、标准化管理，具有标准化的原则和步骤。总的来看，德国应急救援体系法律制度完善，机制协调有序，救援队伍充足，分工布局合理，装备先进齐全。

　　日本——目标明确，生物战略规划清晰。2019年6月，日本正式发布了国家新版生物技术发展战略——《生物战略2019——面向国际共鸣的生物社区的形成》。该战略明确提出日本生物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为“到2030年成为世界最先进的生物经济社会”，具体包括建立生物优先思想、建设生物社区、建成生物数据驱动三个方面，并提出了五项基本发展方针。根据日本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挑战，该战略提出了实现未来社会情景的4个建设重点和9个重点市场领域。此外，该战略还明确了日本生物技术发展的9项重点任务和相关举措。总体来看，日本在生物技术发展方面目标明确，战略规划路线比较清晰。

应对末来生物战之策

　　加强国际协同合作。应对生物战挑战作为人类共同担负的使命任务，既需要各国密切合作、共同担当，更需要国际组织的密切协同协调。然而，现实生活中国际争端不断，互不信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因此，面对生物战的潜在威胁，为保护人类共同利益，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一方面需要联合国相关组织积极敦促国际社会按照《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关于人类基因组与人类权利的国际宣言》精神，在全球范国内尽早达成限制基因技术使用、全面禁止基因武器研制的公约和协议;另一方面，联合国要尽快健全审查机制，由缔约国共同参与，加大对成员国生物武器检查核查力度，以便更好地督促和協调国际社会按照条约规定，加强对自身生物武器的控制。此外，有关国家和地区发生严重生物疫情和自然灾害时，还需要国际社会积极协调，加大援助救助力度，共渡难关。

　　依法规范应对。应对生物战威胁，离不开法律规范和制度保障。国外层面，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形成相对较为成熟的体制机制;国内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15个体系”“9种机制”“4项制度”的建设要求，相关法规制度呼之欲出。因此，应对生物战这个系统工程，需要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共同用力，既要加强顶层生物安全战略规划，又要完善科学研究、野生动物保护、物资储备、疾病防控、应急管理、生产调度等配套法律法规，确保应对生物战行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多方全力抗击。生物战是对国家指挥体系、军事体系、应急救援体系、社会动员体系、物资储备体系、通讯信息体系、舆论引导体系、伤病救治体系等的全面考验，需要多方全力综合应对。一是要完善应急预案。结合国家实际情况，针对敌人可能实施生物战的战法、途径和手段进行专门研究，及早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预案。二是要组建有力的生物安全防卫力量。应对生物战人人有责，人人参与，需要军民结合，群防群治，可组建专家队伍、应急机动部队和志愿者“三结合”的安全防卫力量。三是要加强训练演练。针对疫情特点和发生规律，组织部队、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等力量，定期进行训练和演习，不断提高应对生物战的能力。四是要统筹规划军地联合保障。应对生物战需要军地优势互补、联合行动，着力做好通用卫生防疫装备研发、一体化防疫药材联合保障工作。
　　前沿科学预防。由于生物战极具危害性和隐蔽性，所以应对其挑战除了应急处置、战后救治消除等手段，利用科学的手段进行监测预防更为重要。一是要加强生物安全教育培训力度。把生物安全知识纳入国防教育体系，建立以军事医学科研和军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骨干，以国家相应机构为依托的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全民生物国防意识，打造过硬生物安全科技队伍。二是要加大监测识别力度。建立和研发应对生物威胁的信息系统、检测系统、监测系统、通讯和报告系统、支持技术系统等，形成对突发疫情、环境灾害、生物武器等全频谱威胁动态实时监测、感知、鉴别与溯源的能力。三是加强民族基因密码保护。认真研究本民族的基因密码，及早察明其中特异性和敏感性基因，有针对性地采用相应技术，提高和增强民族基因抵抗力。
　　责任编辑：张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