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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汤一介先生编写的《汤用彤著译目录》(《汤用彤学术论文集》417—420页，又见《燕园论学集》501—505页)，我们一向只知道汤老先生的第一篇文章是一九二二年发表在《学衡》第十二期上的《评近人之文化研究》。而最近出版的汤锡予(用彤)先生论文集《理学·佛学·玄学》，前六十页内所收的文章均发表于一九一七年之前。而正是这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文章，可以使我们悟出中国现代学术界上的一段令人扼腕的往事。
读这些文章，首先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不用说别的，在本书第1页第三行就出现了“□□”这种通常只有在整理极古老的古籍时才会使用的符号。其次，直接而来的却是切肤之感，时隔六、七十年之后，“心同此理”的感觉竟仍是那样地强烈。
一九一四年九月至一九一五年一月发表在《清华周刊》第十三——二十九期的《理学谵言》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谵言”者，病中之胡言乱语也，锡予先生用“谵言”作标题，恐怕与理学在晚明之后不断遭人病诟有关。晚明以降，理学先受到颜李学派的诘难。颜习斋云：“果息王学而朱子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今天下百里无一士，千里无一贤，朝无政事，野无善俗，生民沦丧，谁执其咎耶？”(《习斋记余》卷六)无论朱学亦或王学都成了“杀人”之学。清代戴震更痛切指出，理学同于酷吏之法，“酷吏以法杀人”，而理学则“以理杀人”。魏源批评理学为无用之学，空谈之学，误国之学。理学“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默觚下·治篇》)及至民国，国势衰败至极，复加以西方冲击，理学自然就更难逃厄运。“打倒孔家店”，其实在极大程度上是打倒理学家，这已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潮。在“国人皆恶理学”的反传统思潮弥漫之时，要“阐王”、“进朱”，为理学正名，就需要极高的道德勇气，但也不能不顾虑到时尚所趋。故锡予先生言：“我虽非世人所恶之理学先生者，然心有所见，不敢不言，以蕲见救于万一，于是擅论古人”。(第1页)谵言理学背后的苦心孤诣自然不难窥见也。
费希特有一句名言：“你主张哪种系统的哲学，完全要看你是怎样一种人。”汤用彤先生有感于“自西化东渐，吾国士夫震焉不察，昧于西学之真谛，忽于国学之精神，遂神圣欧美，顶礼欧学，以为凡事今长于古，而西优于中，数典忘祖莫此为甚，则奴吾人，奴吾国并奴我国之精神矣”。(第32页)国之将亡，文化之将亡，“故欲救吾国精神上之弱，吾愿乞灵于朱子之学”。(第30页)不难看出，汤用彤先生是一位极富于族类意识，文化意识之人。在他看来，有志救国不能光靠科学，而要求之理学，即鞭辟入里之学，但“求鞭辟入里之学，求之于外国之不合国性，母宁求之本国”。(第29页)以这种文化意识省视自己的民族文化，自然会认定“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第1页)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给理学如此之高的评价者，并非汤用彤先生一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实则是直关族类危机的。因此，“阐王”、“进朱”、“申论”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朱学、王学以及传统阐释注入他们自己的理解。
但是，这种理解绝不是任意曲解，而是旨在将阳明、朱熹的思想学说之精髓赋于时代性再进而阐发弘扬。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以新文化来理解旧文化”，已超越了康有为、谭嗣同那一时代的“以旧文化理解新文化”。(《三松堂学术文集·中国现代哲学》)在“阐王”一节中，汤用彤先生对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存养省察”、“克欲制情”、“克己改过”、“格物”；在“进朱”一节中，对朱熹的“性理本体”、“天理人欲”、“主敬穷理”、“反躬实践”所做之阐释，均“明其得失，详其利害”。(第29页)每每针对时人时事而言，有的放矢。姑举其例。汤用彤先生辨朱王之学之异同，不泥于前说，而以为“朱子之学非支离迂阔者”。然就朱学、王学于社会之功用而言，汤用彤先生反对“称王学而弃朱子”，认为社会之病“以王学治之，犹水济水，不如行平正之学为得，此余阐王进朱子之微意也”。(本书第27页)这表明在朱学、王学之间，汤用彤先生不固执一偏。他的真正目的是“亦非欲人人从二人之学，实仅欲明道德之要”。(第32页)显然，汤用彤先生最终所向往的并不是具体的某一学说，而是一种文化理想，确立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体——中国文化自具的特质。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更好地理解汤用彤先生“南方佛学，反而在表面上显现消沉。却是对后来的影响说，北方的华严、天台对宋元明思想的关系并不很大，而南方的禅宗则对宋元明文化思想的关系很大，特别关于理学，虽然它对理学并非起直接的作用，但自另一面看，确是非常重要”的话，以及认为禅宗“到了宋朝，便完全变作中国本位理学，并且由于以上的考察，也使我们自然的预感到宋代思想的产生”。(《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隋唐佛学之特点》)正是希望能“阐王”、“进朱”以“明道德之要”，基本上是搞“考据之学”(《往日杂稿·前言》)，基本上走着汉学(或清学)道路的汤老先生才会对宋明理学特别关注。如果天遂人意的话，汤用彤先生大概是不会不将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宋学的。
无独有偶，陈寅恪先生也是以考据见重士林而特别推重宋学者。当然，这两位老先生的考据之学实际上已超过了乾嘉诸老。汪荣祖先生说“他(陈寅恪)虽一贯承袭乾嘉朴学的家法，但已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在方法的训练上，材料的运用上，以及议论的发明上，即沈曾植、王国维也不可及，因寅恪更进而研究外国文字，吸收西方语文考证学派的精义”。(《史家陈寅恪传》，台湾联经一九八四年版，45—47页)但陈寅恪先生毕竟是走的汉学路子，故尔汪荣祖先生又撰写了《陈寅恪与乾嘉考据学》(《九州学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卷一期)，反驳许冠三先生“近人论述陈氏治史门径颇有误解，一贯承袭乾嘉朴学的家法之说，尤其无根”(《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238页)的说法。
陈寅恪先生承袭汉学家法。实在是没有问题的。令人深思的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卷第一句话就是“《朱子语类》一一六《历代类》三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陈寅恪先生史识卓越，以此二句理学先生的话为线索，辅以汉学考据手段，阐明了“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的“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这般路数，陋儒一看，定会说是“不明家法”。其实陈寅恪先生是极赞誉宋学的。
在《赠蒋秉南序》中，陈寅恪先生说道：“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寒柳堂集》第162页)显然，紧接其下的“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环宝”也是表露出与汤用彤先生一样的愿望，即确立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体。所以，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陈寅恪先生断然预言道：“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读这些文章，首先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不用说别的，在本书第1页第三行就出现了“□□”这种通常只有在整理极古老的古籍时才会使用的符号。其次，直接而来的却是切肤之感，时隔六、七十年之后，“心同此理”的感觉竟仍是那样地强烈。
一九一四年九月至一九一五年一月发表在《清华周刊》第十三——二十九期的《理学谵言》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谵言”者，病中之胡言乱语也，锡予先生用“谵言”作标题，恐怕与理学在晚明之后不断遭人病诟有关。晚明以降，理学先受到颜李学派的诘难。颜习斋云：“果息王学而朱子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今天下百里无一士，千里无一贤，朝无政事，野无善俗，生民沦丧，谁执其咎耶？”(《习斋记余》卷六)无论朱学亦或王学都成了“杀人”之学。清代戴震更痛切指出，理学同于酷吏之法，“酷吏以法杀人”，而理学则“以理杀人”。魏源批评理学为无用之学，空谈之学，误国之学。理学“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默觚下·治篇》)及至民国，国势衰败至极，复加以西方冲击，理学自然就更难逃厄运。“打倒孔家店”，其实在极大程度上是打倒理学家，这已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潮。在“国人皆恶理学”的反传统思潮弥漫之时，要“阐王”、“进朱”，为理学正名，就需要极高的道德勇气，但也不能不顾虑到时尚所趋。故锡予先生言：“我虽非世人所恶之理学先生者，然心有所见，不敢不言，以蕲见救于万一，于是擅论古人”。(第1页)谵言理学背后的苦心孤诣自然不难窥见也。
费希特有一句名言：“你主张哪种系统的哲学，完全要看你是怎样一种人。”汤用彤先生有感于“自西化东渐，吾国士夫震焉不察，昧于西学之真谛，忽于国学之精神，遂神圣欧美，顶礼欧学，以为凡事今长于古，而西优于中，数典忘祖莫此为甚，则奴吾人，奴吾国并奴我国之精神矣”。(第32页)国之将亡，文化之将亡，“故欲救吾国精神上之弱，吾愿乞灵于朱子之学”。(第30页)不难看出，汤用彤先生是一位极富于族类意识，文化意识之人。在他看来，有志救国不能光靠科学，而要求之理学，即鞭辟入里之学，但“求鞭辟入里之学，求之于外国之不合国性，母宁求之本国”。(第29页)以这种文化意识省视自己的民族文化，自然会认定“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第1页)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给理学如此之高的评价者，并非汤用彤先生一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实则是直关族类危机的。因此，“阐王”、“进朱”、“申论”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朱学、王学以及传统阐释注入他们自己的理解。
但是，这种理解绝不是任意曲解，而是旨在将阳明、朱熹的思想学说之精髓赋于时代性再进而阐发弘扬。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以新文化来理解旧文化”，已超越了康有为、谭嗣同那一时代的“以旧文化理解新文化”。(《三松堂学术文集·中国现代哲学》)在“阐王”一节中，汤用彤先生对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存养省察”、“克欲制情”、“克己改过”、“格物”；在“进朱”一节中，对朱熹的“性理本体”、“天理人欲”、“主敬穷理”、“反躬实践”所做之阐释，均“明其得失，详其利害”。(第29页)每每针对时人时事而言，有的放矢。姑举其例。汤用彤先生辨朱王之学之异同，不泥于前说，而以为“朱子之学非支离迂阔者”。然就朱学、王学于社会之功用而言，汤用彤先生反对“称王学而弃朱子”，认为社会之病“以王学治之，犹水济水，不如行平正之学为得，此余阐王进朱子之微意也”。(本书第27页)这表明在朱学、王学之间，汤用彤先生不固执一偏。他的真正目的是“亦非欲人人从二人之学，实仅欲明道德之要”。(第32页)显然，汤用彤先生最终所向往的并不是具体的某一学说，而是一种文化理想，确立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体——中国文化自具的特质。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更好地理解汤用彤先生“南方佛学，反而在表面上显现消沉。却是对后来的影响说，北方的华严、天台对宋元明思想的关系并不很大，而南方的禅宗则对宋元明文化思想的关系很大，特别关于理学，虽然它对理学并非起直接的作用，但自另一面看，确是非常重要”的话，以及认为禅宗“到了宋朝，便完全变作中国本位理学，并且由于以上的考察，也使我们自然的预感到宋代思想的产生”。(《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隋唐佛学之特点》)正是希望能“阐王”、“进朱”以“明道德之要”，基本上是搞“考据之学”(《往日杂稿·前言》)，基本上走着汉学(或清学)道路的汤老先生才会对宋明理学特别关注。如果天遂人意的话，汤用彤先生大概是不会不将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宋学的。
无独有偶，陈寅恪先生也是以考据见重士林而特别推重宋学者。当然，这两位老先生的考据之学实际上已超过了乾嘉诸老。汪荣祖先生说“他(陈寅恪)虽一贯承袭乾嘉朴学的家法，但已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在方法的训练上，材料的运用上，以及议论的发明上，即沈曾植、王国维也不可及，因寅恪更进而研究外国文字，吸收西方语文考证学派的精义”。(《史家陈寅恪传》，台湾联经一九八四年版，45—47页)但陈寅恪先生毕竟是走的汉学路子，故尔汪荣祖先生又撰写了《陈寅恪与乾嘉考据学》(《九州学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卷一期)，反驳许冠三先生“近人论述陈氏治史门径颇有误解，一贯承袭乾嘉朴学的家法之说，尤其无根”(《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238页)的说法。
陈寅恪先生承袭汉学家法。实在是没有问题的。令人深思的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卷第一句话就是“《朱子语类》一一六《历代类》三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陈寅恪先生史识卓越，以此二句理学先生的话为线索，辅以汉学考据手段，阐明了“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的“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这般路数，陋儒一看，定会说是“不明家法”。其实陈寅恪先生是极赞誉宋学的。
在《赠蒋秉南序》中，陈寅恪先生说道：“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寒柳堂集》第162页)显然，紧接其下的“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环宝”也是表露出与汤用彤先生一样的愿望，即确立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体。所以，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陈寅恪先生断然预言道：“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