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中国古典小说“第一奇书”之誉的《金瓶梅》，刚一问世，便在当时的文坛和社会引起了震动，至今虽历经四百多年，仍毁誉不一。
　　对《金瓶梅》的评论与研究，或许也要在这悖论中打滚。有细心的学者为《金瓶梅》人物补作了“起居注”，统计其中性描写总有105处，其中大写大描36处，一笔带过的33处；其中西门庆参与的99次，占68%，潘金莲参与的53次，占36%。
　　第一禁书
　　《金瓶梅》成书的具体时间至今仍是一个谜，研究者普遍认为其成书于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面对同样的文本，古代出现过种种不同选择：主张“决当焚之”者有之，视为“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亦有之。
　　虽然至今没有查到明代关于将此书列为禁书的明确文字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出生就被尊崇礼教的统治阶层列为禁书。
　　早期的《金瓶梅》抄本，是在当世名公和文人圈子里秘密传播的。现世所知，有关该书传世的第一条信息，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写给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董其昌的信中提到：“《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
　　当时，袁宏道已在文坛小有名气，他对《金瓶梅》充满赞美之词，甚至急切想知道后段在哪，可见此书的价值。然而，可惜的是，董其昌这位当时的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对自己留世的文字做了严格清理，后人看不到任何有关他对《金瓶梅》的记载。不过，曾有书记载董其昌说《金瓶梅》的情景，先说“极佳”，又说“决当焚之”。
　　应该说，对于以礼教治国、位于“统治阶层”上层的董其昌来说，他这种小心谨慎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两位较早藏有《金瓶梅》抄本的大人物——嘉靖隆庆年间内阁首辅徐阶和嘉靖大名士、后来的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文集中也不见蛛丝马迹。
　　最早透露出《金瓶梅》被禁信息的，是乾隆元年二月闭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文，他说：“《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例禁。”
　　而实际上，第一次对文学作品的大规模禁止，在清朝未入关之前便开始了。清天聪九年，即公元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下诏对汉人的演义小说“停其翻译”。清顺治九年，也就是满清入关之后的公元1653年，对小说戏曲的禁令便有恫吓的色彩了：“坛间书贾，只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它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业禁，违者重究治”。康熙二十六年，即公元1688年，禁毁小说书目开出1500余种；康熙五十三年，则复颁谕：“私行造卖刷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卖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
　　清乾隆、嘉庆两朝以来，《金瓶梅》的版本在坊间刊布，都是以极其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当局为防止其流布，采取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政策，其中包括以成本价收购坊间所藏的版片书本，或号召坊间自行销毁。为此，《金瓶梅》在清代的流传中书名多次变延。如《绣像八才子词话》《四大奇书第四种》《新镌绘图第一奇书钟情传》《多妻鉴》《校正加批多妻鉴全集》，等等。
　　到了民国，也没有哪一位统治者敢将《金瓶梅》从禁书的名单中删除。“五四”以后，明文禁令虽然没有了，但《金瓶梅》的出版发行、阅读谈论乃至专门研究仍难以顺畅。
　　1930年代，上海曾经印刷出版了三个版本的《金瓶梅词话》。或许是由于战乱的缘故，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宣部和租界当局都没有禁止出版。即便如此，出版商在出版时都对原著中特别淫秽的文字进行了删节。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当局也一度禁止出版《金瓶梅》，直至开放书禁后，才允许发行《金瓶梅》原本，但出版社出版的基本都是“洁本”。
　　相比来说，香港一直在出版，分：“洁本”、全本和摘本，而广泛流行的是“洁本”和摘本，全本则基本供研究者所用。同时，香港还拍摄了大量关于《金瓶梅》的影视作品，但在放映方面有着严格级别限制。
　　文学家的民间追捧
　　当然，《金瓶梅》能够流传于世，文学家们的追捧功不可没。就明清而言，许多朝廷官员也是文学巨匠，虽然他们口中喊着“决当焚之”的口号，但私底下很多人都藏有一本《金瓶梅》，这为该书能够流传到后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末李渔将《金瓶梅》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四大奇书”。清初著名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金瓶梅》为“第一奇书”，第一次对《金瓶梅》进行了系统研究，称“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而晚清小说批评家文龙，是另一位对《金瓶梅》做过批阅点评的文人，亦留下大量研究《金瓶梅》的文字。
　　时间推移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冲撞下，《金瓶梅》研究始呈崭新气象，其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单篇专论的大量问世，同时在内容上也逐步走出以简单的价值评判代替学术研究的限囿，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提出了许多新见，充分显示了中国现代学术肇始期“金学”开拓者的勇气。
　　在这一时期，众多名人都或多或少对《金瓶梅》进行过研究，鲁迅、胡适、郑振铎、陈独秀、吴晗等都从不掩饰对《金瓶梅》的喜爱。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金瓶梅》为世情书，“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金瓶梅》作者能文”，“描写世情，尽其情伪”，“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信中则说：“(《金瓶梅》)此书描写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红楼梦》又焉能免？”
　　“金学”繁荣与瓶颈
　　解放后，毛泽东的开明态度，直接影响了“金学”的繁荣。但是，由于政治运动的缘故，“金学”研究刚刚启动，就被匆匆搁浅，直至“文革”之后，才真正热火起来，蔚成热潮。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到1988年，全国第一、二、三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徐州、扬州召开。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立了金瓶梅研究学会，和文联一起，获得了民政部的批准。当时金学的研究就是一片空白，学会很繁荣，关于书的作者的考证、书的社会价值的重新认定，明代社会宗教、经济、服饰研究等，百花齐放，很是热闹。”复旦大学教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会长黄霖回忆说。
　　这一时期，最为大众所知的事件，当属魏明伦为潘金莲翻案了。魏明伦因此受到不少追捧，不过，这并不代表《金瓶梅》的研究没有困境。黄霖就直截了当地说，目前国内《金瓶梅》研究正处在很难深入的阶段。
　　2003年，中国金瓶梅学会被民政部的取消，更是一度让《金瓶梅》研究陷入困境。“民政部规定，民间社团必须挂靠在部级单位，上世纪80年代时金学会创建时是挂靠在社会科学院的，后来时间推移，社科院没有人在金学会挂职当领导，社科院就不愿让我们挂靠。正好到了2003年，民政部开始重新登记学会，我们就接到了取消的通知。后来我们就重新成立了‘中国金瓶梅研究会’，意思是重立门户，挂靠在复旦大学。复旦同意了，可民政部说复旦是副部级，必须挂靠在教育部，教育部那边不批……”黄霖说。
　　不过，也有人指出，有关部门并不想看到全社会都来热追“金学”的场面，民政部正好借机取消金学会，给社会《金瓶梅》热降降温。
　　对此，黄霖也认为，研究《金瓶梅》，应当更多地关注《金瓶梅》独特的历史学、社会学或经济学价值，还有它的政治讽喻性。 “我觉得研究过热过冷都不合适，最好是理性对待。小说中这些‘秽笔’不宜简单地剥离掉。但这对于一般青少年来说，还是不适宜的。”黄霖感慨说，“让人们以正常眼光看待《金瓶梅》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国外也曾是禁书
　　不过，你或许不知道的是，中国的《金瓶梅》，在传到“开放”的西方后，也曾被不少国家列为禁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就曾在演讲中透露过两个例子。
　　第一个，1924年到1929年，老舍居住在英国，他不是一个人住，和一个英国汉学家克莱蒙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住在一起。那个英国人教老舍英语，老舍教那个英国人汉语。那个英国汉学家想翻译《金瓶梅》，就由老舍给他逐句讲解，然后他用英文把《金瓶梅》翻译出来，一共花了五年时间，他终于把《金瓶梅》翻译出来了。但是，这本书禁止在英国出版，一直到几十年以后才解禁，英文版才公开出版。而所有淫秽的文字全部用拉丁文代替，不能以英文出现。英文版《金瓶梅》扉页上写了译者的一句话：此书献给我的朋友C.C. Shu。C.C.Shu 舒就是舒庆春，舒庆春就是老舍原来的名字。
　　第二个例子是法国。1985年，刘世德访问巴黎，和那边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才知道法国的《金瓶梅》也是禁书，一直到1984年——刘世德去访问的前一年——刚解禁。解禁的标志就是出版了法国汉学家雷維安（André Lévy）翻译的《金瓶梅词话》的全译本。
　　另据有关专家调查，不仅仅是英国和法国，在其他许多国家，比如德国，也曾是只允许“洁本”《金瓶梅》译本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