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人们更多谈到的是它留给我们的遗产。而竭力避免一场类似一战式的世界大战浩劫，应该是一战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
　　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德国的崛起引发的利益格局重组，是一战爆发的最根本原因，那么如何容纳中国的崛起，就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具挑战性的议题。中美两国之所以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当今世界老大与茁壮成长的老二之间试图避免旧式大国崛起悲剧的共同努力的体现。当然，双方近来围绕南海等一系列问题的龃龉与碰撞，表明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需要证明自己的“亚太再平衡”不是为了围堵和遏制中国，而中国则需要一如既往地向世界表明自己“和平崛起”的意愿和姿态。
　　如何避免历史简单地重复？寻找答案的最直接方法，是去探寻19世纪末德国的崛起是如何成为欧洲滑向战争泥淖的关键因素。关于这一点，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其《帝国的年代》里有着精彩的分析：当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以对立国家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双方转圜的余地便大大地收窄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直信奉“光荣孤立”传统而刻意维持欧洲均势的英国，为何改弦更张加入反德同盟？原因很多，比如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的失利充分表明其已经丧失了制衡德国崛起的战略优势，哪怕和法国的力量相加，比如德国在非洲的“野心”和建立一支全球性海军的“雄心”，都令英国感到必须与俄法两国抱团取暖，才能抵御一个步步紧逼的德意志帝国所带来的阵阵寒意。
　　简言之，英国主导的古典的全球化和欧洲均势，在经济和政治安排上都无法容纳德国的体量了。与其说德国的崛起导致了欧洲的分裂，不如说一个力不从心的英国再也无法通过合纵连横维系欧洲的“团结”了——1815年《维也纳和约》所打造的、被普法战争短暂打断的“百年和平”，已经走到了尽头。
　　曾经以国内“自由竞争”和国外“自由贸易”为主要标志的古典的资本主义，正在被以大型公司为主要标志的“垄断资本”势力在国内外的攻城略地所取代，且日益与国家间的政治军事竞争相互捆绑或裹挟。
　　除了国家间的对抗僵局外，各国国内民众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也令统治精英们骑虎难下。对此一社会氛围如何形成的深刻剖析，正是《帝国的年代》最卓尔不群之处：发展其实总是有代价的。市场的扩大和城市化的深入将更多的人群卷入进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在经济上升时期，人们更多看到的是胜利者的光鲜，那些失败者的怨毒则如潜伏的火山，等待爆发的时机，而民族主义给他们吹响了最嘹亮的集合号。
　　这与茨威格在《昨日世界》里感受的乐观氛围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普法战争以来的四十年和平，使欧洲各国的经济充满活力，技术设备加快了生活的节奏，科学发现使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感到不胜自豪，人们普遍感到的繁荣已经开始。
　　一战的爆发是因为一个运转多年行之有效的全球体系，已经因持续的成功走到自己能力半径的边缘，张力已然在加剧，而人们还以为成功没有尽头，直至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来临。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战既不是一个时代的斩钉截铁的起点，也不是一个时代戛然而止的终点，它更像是新旧体系重组过程中“断裂和失控”的悲剧性一章。其于当代最大的借鉴意义即在于，如何保持既有体系的调整弹性，直至新的体系平稳建立。
　　《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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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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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整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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