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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曹操能如意扩大自己的势力，顺利统一北方，主要得益于他在用人上的成功，即思贤如渴，任人唯才；善于招纳降将，不计前嫌；欲用将才，必先安之，且赏罚分明。
关键词：曹操 著述 人才观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曹操能够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取得较大范围的胜利，完全得力于他具有正确的人才观。他取得的胜利，关键在于对人才的重用。在统一战争中是他团结、聚集、调动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贤名之士”，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干。这些在他的许多著述中都有体现，笔者现在概述如下：
一、生逢乱世，观点独特
曹操身处汉末之际，他的人才观无疑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当时群雄并起、战火纷飞，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多年的戎马生涯，使他独立于他人之外，形成了自己现实而又鲜明的用人观点。
曹操的用人观点贯穿在他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同时也明确地体现在他的著述中。他在《封功臣令》中写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曹操一生著作颇丰，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让县自明本志令》《观沧海》等著述。这些著作体现了曹操的军事观念及行阵作战方略，并且具体地体现了曹操的用人观点。
二、成大事要“唯才是举”
曹操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一改传统的人才观，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政策，认为人才的标准不仅要注重德，还要特别强调“才”，也就是能力。“唯才是举”的政策最早是曹操于建安十五年的命令中提出来的:“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佐我以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从自己卑微的家世地位所受到的歧视与偏见中，深感众多人才会受到习惯意识的贬斥与压制，所以他一旦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势后，在七八年间，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延揽人才，把当时一切有特长的人才都延揽为己用。在《论争天下答袁绍》中说：“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就是说：天下有才能的人，只要以正确的方法使用他们，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在《为徐宣议陈矫下令》中主张“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在曹操看来，一切卑污都是可以原谅的，只要这卑污属于历史，只要有这卑污的陈迹之人现在是富于才干。
“唯才是举”政策符合当时的特殊需要，是积极有效的。袁绍“南据黄河，北凭燕、代”，自鸣得意，认为这是成就大事的资本。而曹操却认为取胜之道决定于能否“任天下之智力”，只要有了人才，就有了实力，这样才能在多变的形势下站稳脚跟；没有人才，即使有了地盘也会再度失去它。曹操能够立足于这样的思想高度去对待人才，自然比袁绍等人高明得多，也是曹魏人才资源取之不尽的重要原因。
三、使用人才“不拘一格”
曹操大胆地冲破了历代用人标准，敢作敢为，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于禁、乐进、张辽、徐晃等，他们有的曾经是一般的普通士兵，有的是曹操敌对军事集团中的将领，可曹操敢于提拔，且大胆使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曹操的统一战争中成为冲锋陷阵、建功立业的名将。他在《求贤令》中说：“及其得贤者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也！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无知者教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唯才是举，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他还在《举勿拘品行令》中索性直言道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即《求贤第三令》）中感叹地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正是曹操能够明确地提出不讲门第出身、不问恩怨宿敌、不管声名好坏，只要是人才，就要大胆地提拔使用，所以在他的周围陆续聚集了一大批愿为统一战争效力的能人志士，为中国北方大统一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
四、激励人才“赏罚分明”
建安八年，曹操发布的《论吏士行能令》中就强调：“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性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在对部下论功行赏的时候，曹操不吝千金。他在《〈孙子〉注》中更是明白地告诫大家：“明赏罚，虽用众，若使一人也。”如建安十二年他上书汉献帝的《表论田畴功》中对田畴在征讨乌丸斗争中杰出贡献的陈述；建安六年在《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中对枣祗推行屯田制，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为统一战争提供物质支援作用的肯定。虽然枣祗“不幸早殁”，就是“追赠以郡”，也是“犹未副之”，就是说枣祗虽死，现在追封他为陈留太守，也不能和他的功绩相称。
曹操能够全方位地发现人的价值，使人的地位得到了更多的肯定，人的尊严得到了更多的保护；同时，曹操既重视发挥人的现实力量，还重视发挥人的潜在力量。这些见解至今仍具有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简小波.关于曹操用人的几个问题[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7).
[2]张大可.三国史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3]陈寿.三国志·崔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作者单位：九江职业大学）
关键词：曹操 著述 人才观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曹操能够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取得较大范围的胜利，完全得力于他具有正确的人才观。他取得的胜利，关键在于对人才的重用。在统一战争中是他团结、聚集、调动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贤名之士”，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干。这些在他的许多著述中都有体现，笔者现在概述如下：
一、生逢乱世，观点独特
曹操身处汉末之际，他的人才观无疑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当时群雄并起、战火纷飞，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多年的戎马生涯，使他独立于他人之外，形成了自己现实而又鲜明的用人观点。
曹操的用人观点贯穿在他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同时也明确地体现在他的著述中。他在《封功臣令》中写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曹操一生著作颇丰，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让县自明本志令》《观沧海》等著述。这些著作体现了曹操的军事观念及行阵作战方略，并且具体地体现了曹操的用人观点。
二、成大事要“唯才是举”
曹操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一改传统的人才观，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政策，认为人才的标准不仅要注重德，还要特别强调“才”，也就是能力。“唯才是举”的政策最早是曹操于建安十五年的命令中提出来的:“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佐我以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从自己卑微的家世地位所受到的歧视与偏见中，深感众多人才会受到习惯意识的贬斥与压制，所以他一旦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势后，在七八年间，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延揽人才，把当时一切有特长的人才都延揽为己用。在《论争天下答袁绍》中说：“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就是说：天下有才能的人，只要以正确的方法使用他们，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在《为徐宣议陈矫下令》中主张“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在曹操看来，一切卑污都是可以原谅的，只要这卑污属于历史，只要有这卑污的陈迹之人现在是富于才干。
“唯才是举”政策符合当时的特殊需要，是积极有效的。袁绍“南据黄河，北凭燕、代”，自鸣得意，认为这是成就大事的资本。而曹操却认为取胜之道决定于能否“任天下之智力”，只要有了人才，就有了实力，这样才能在多变的形势下站稳脚跟；没有人才，即使有了地盘也会再度失去它。曹操能够立足于这样的思想高度去对待人才，自然比袁绍等人高明得多，也是曹魏人才资源取之不尽的重要原因。
三、使用人才“不拘一格”
曹操大胆地冲破了历代用人标准，敢作敢为，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于禁、乐进、张辽、徐晃等，他们有的曾经是一般的普通士兵，有的是曹操敌对军事集团中的将领，可曹操敢于提拔，且大胆使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曹操的统一战争中成为冲锋陷阵、建功立业的名将。他在《求贤令》中说：“及其得贤者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也！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无知者教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唯才是举，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他还在《举勿拘品行令》中索性直言道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即《求贤第三令》）中感叹地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正是曹操能够明确地提出不讲门第出身、不问恩怨宿敌、不管声名好坏，只要是人才，就要大胆地提拔使用，所以在他的周围陆续聚集了一大批愿为统一战争效力的能人志士，为中国北方大统一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
四、激励人才“赏罚分明”
建安八年，曹操发布的《论吏士行能令》中就强调：“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性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在对部下论功行赏的时候，曹操不吝千金。他在《〈孙子〉注》中更是明白地告诫大家：“明赏罚，虽用众，若使一人也。”如建安十二年他上书汉献帝的《表论田畴功》中对田畴在征讨乌丸斗争中杰出贡献的陈述；建安六年在《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中对枣祗推行屯田制，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为统一战争提供物质支援作用的肯定。虽然枣祗“不幸早殁”，就是“追赠以郡”，也是“犹未副之”，就是说枣祗虽死，现在追封他为陈留太守，也不能和他的功绩相称。
曹操能够全方位地发现人的价值，使人的地位得到了更多的肯定，人的尊严得到了更多的保护；同时，曹操既重视发挥人的现实力量，还重视发挥人的潜在力量。这些见解至今仍具有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简小波.关于曹操用人的几个问题[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7).
[2]张大可.三国史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3]陈寿.三国志·崔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作者单位：九江职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