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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可谓是众多版本中最受关注的版本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辜鸿铭的英译本，总结其在翻译生态学基本原理下的翻译方法和策略，阐述其英译本的优势和局限性，进而研究翻译生态学原理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将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融合到翻译生态学的研究之中，也是翻译生态学的新融合新发展。
【关键词】《论语》；翻译生态学；辜鸿铭；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威的古典文献，《论语》诸多的英译本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同版本呈现出了不同的文化理念和翻译风格。作为中国向西方世界弘扬孔教之义的第一人，辜鸿铭的译本一直以来受到各界学者的追捧和热议，很多人评价他的翻译译文精准，妙笔生花，不着留痕，但也有人评价他的翻译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局势，不过在翻译上有些过度意译，西方化思想严重，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注入和传播。本文通过运用翻译生态学基本原理来解读辜鸿铭的英译本，不仅是对《论语》英译本研究的新突破，更是为了进一步探究翻译生态学原理在实践领域的指导和应用。
1 辜鸿铭与《论语》英译本
从最早的19世纪至今，《论语》经历了三百余年的英译历史，从传教士到汉学家，最后到海内外华人的英译本，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三十多种英译版本。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里雅各（James Legge）、韦利（Arthur Waley）、刘殿爵（D.C.Lau）、美籍华人黄继中、刘士聪等， 众多翻译版本中，晚清学者辜鸿铭（1857— 1928）的译本得到了西方读者的广泛关注， 其译文流畅， 行文地道，当时颇受西方人的认可和好评，对于当时晚清岌岌可危的东方文化而言，无疑是一一剂强心剂，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辜鸿铭的版本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他从受过教育的西方人角度出发，将《论语》的翻译更符合西方人的表达习惯，更为意译和简化的翻译方法，虽然能让西方读者更快更容易接受，但或多或少缺乏了中国儒家文化的特色和内涵，这也是接下来本文研究的侧重之处。
2 翻译生态学原理下的辜鸿铭英译本
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有很多，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与最适度原则，花盆效应和翻译生态位原理。本节我们主要通过“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来分析辜鸿铭的英译本。
2.1 “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
在翻译生态学中“耐性定律”（the law of tolerance）是指翻译的个体形态，其承受力和耐受度是很明显的，达不到或超过一定的度，就会产生不利或相反的影响。而“最适度法则”（the law of optimum）则是指翻译生态的个体、群体、系统在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对周围的各种生态因子有自己适应范围的上限和下限，在此范围内主体得以很好的发展，否则将走向反面。由此出现的“欠额翻译”和“超额翻译”是违背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最常见的翻译现象。“欠额翻译”是指高估了译语读者的知识准备同时忽略了译文的理解性，使读者未能获取应有信息而对源语信息产生误读；“超额翻译”是指译语读者比源语读者接收到的信息更多而导致误解。（许建忠，2009）辜鸿铭译本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超额翻译现象上，他的译本为了能让当时的西方读者尽可能完整的理解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在措辞和句法结构更多的使用的是西方人熟悉的现代英语来表达，这样使得当时的西方读者能够非常容易理解译本所传达的信息，但同时由于过度西方化而导致的超额翻译使译本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解和缺失。
2.2 “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下的辜鸿铭英译本解析
通过分析辜鸿铭的译本，《论语》特定概念的翻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超额翻译现象，正如上文我们所说任何的翻译过程都有它所承载的上限和下限，称为耐性定律，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导致目标读者的误读。过度使用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词汇来翻译《论语》中的特定词语，虽然能让读者更容易接收源语信息，但也在传递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偏差，这就造成了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在语义和语体上的非等值。例如：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十四》
Ku： “A wise man is impartial， not neutral. A is neutral but not impartial”
首先，辜鸿铭将君子和小人译为“a wise man”和“a fool”，而当我们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君子”和“小人”的时候，是绝不会用一个人的智商高低来判断的。其次，将“周”和“比”译为“impartial”和“neutral”，从中文来看，“周”和“比”是一对相反的意义的词，而“impartial”和“neutral”在英语中的表达意思却不径相同，所传达的含义还是有差别的。辜鸿铭习惯用西方化的哲学词汇来翻译《论语》中的特定概念，虽然起到了通俗易懂的效果，但却无法做到和源语信息的高度一致。译文中同样的翻译现象还有 “礼”译为 “the arts”，“道”译为 “wisdom”，“德” 译为 “moral sentiments”， “天”译为 “God”， “孝” 译为“a good son”， “天命” 译为 “the truth in religion”，这些都体现了对源语信息的“超额翻译”。
3 结语
每一部作品的翻译都有其自己所能承载的能力和耐受度，达不到或者超过这个度就会造成翻译缺失。尤金·奈达曾把读者的反馈作为欠额翻译和超额翻译的衡量点，这样一部译本是否真实有效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感受。“欠额翻译”不代表“失”，“超额翻译”更不代表“得”，他们都没有传递给译语读者最真实有效的信息。根据最适度原则，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来避免欠额翻译和超额翻译现象的出现，从而在翻译实践中真正实现生态平衡。
参考文献
[1]许建忠.翻译生态学[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06）：15.
[3]李霜.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翻译的比较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4.
作者单位
天津农学院基础科学学院 天津市 300384
【关键词】《论语》；翻译生态学；辜鸿铭；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威的古典文献，《论语》诸多的英译本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同版本呈现出了不同的文化理念和翻译风格。作为中国向西方世界弘扬孔教之义的第一人，辜鸿铭的译本一直以来受到各界学者的追捧和热议，很多人评价他的翻译译文精准，妙笔生花，不着留痕，但也有人评价他的翻译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局势，不过在翻译上有些过度意译，西方化思想严重，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注入和传播。本文通过运用翻译生态学基本原理来解读辜鸿铭的英译本，不仅是对《论语》英译本研究的新突破，更是为了进一步探究翻译生态学原理在实践领域的指导和应用。
1 辜鸿铭与《论语》英译本
从最早的19世纪至今，《论语》经历了三百余年的英译历史，从传教士到汉学家，最后到海内外华人的英译本，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三十多种英译版本。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里雅各（James Legge）、韦利（Arthur Waley）、刘殿爵（D.C.Lau）、美籍华人黄继中、刘士聪等， 众多翻译版本中，晚清学者辜鸿铭（1857— 1928）的译本得到了西方读者的广泛关注， 其译文流畅， 行文地道，当时颇受西方人的认可和好评，对于当时晚清岌岌可危的东方文化而言，无疑是一一剂强心剂，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辜鸿铭的版本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他从受过教育的西方人角度出发，将《论语》的翻译更符合西方人的表达习惯，更为意译和简化的翻译方法，虽然能让西方读者更快更容易接受，但或多或少缺乏了中国儒家文化的特色和内涵，这也是接下来本文研究的侧重之处。
2 翻译生态学原理下的辜鸿铭英译本
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有很多，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与最适度原则，花盆效应和翻译生态位原理。本节我们主要通过“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来分析辜鸿铭的英译本。
2.1 “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
在翻译生态学中“耐性定律”（the law of tolerance）是指翻译的个体形态，其承受力和耐受度是很明显的，达不到或超过一定的度，就会产生不利或相反的影响。而“最适度法则”（the law of optimum）则是指翻译生态的个体、群体、系统在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对周围的各种生态因子有自己适应范围的上限和下限，在此范围内主体得以很好的发展，否则将走向反面。由此出现的“欠额翻译”和“超额翻译”是违背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最常见的翻译现象。“欠额翻译”是指高估了译语读者的知识准备同时忽略了译文的理解性，使读者未能获取应有信息而对源语信息产生误读；“超额翻译”是指译语读者比源语读者接收到的信息更多而导致误解。（许建忠，2009）辜鸿铭译本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超额翻译现象上，他的译本为了能让当时的西方读者尽可能完整的理解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在措辞和句法结构更多的使用的是西方人熟悉的现代英语来表达，这样使得当时的西方读者能够非常容易理解译本所传达的信息，但同时由于过度西方化而导致的超额翻译使译本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解和缺失。
2.2 “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下的辜鸿铭英译本解析
通过分析辜鸿铭的译本，《论语》特定概念的翻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超额翻译现象，正如上文我们所说任何的翻译过程都有它所承载的上限和下限，称为耐性定律，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导致目标读者的误读。过度使用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词汇来翻译《论语》中的特定词语，虽然能让读者更容易接收源语信息，但也在传递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偏差，这就造成了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在语义和语体上的非等值。例如：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十四》
Ku： “A wise man is impartial， not neutral. A is neutral but not impartial”
首先，辜鸿铭将君子和小人译为“a wise man”和“a fool”，而当我们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君子”和“小人”的时候，是绝不会用一个人的智商高低来判断的。其次，将“周”和“比”译为“impartial”和“neutral”，从中文来看，“周”和“比”是一对相反的意义的词，而“impartial”和“neutral”在英语中的表达意思却不径相同，所传达的含义还是有差别的。辜鸿铭习惯用西方化的哲学词汇来翻译《论语》中的特定概念，虽然起到了通俗易懂的效果，但却无法做到和源语信息的高度一致。译文中同样的翻译现象还有 “礼”译为 “the arts”，“道”译为 “wisdom”，“德” 译为 “moral sentiments”， “天”译为 “God”， “孝” 译为“a good son”， “天命” 译为 “the truth in religion”，这些都体现了对源语信息的“超额翻译”。
3 结语
每一部作品的翻译都有其自己所能承载的能力和耐受度，达不到或者超过这个度就会造成翻译缺失。尤金·奈达曾把读者的反馈作为欠额翻译和超额翻译的衡量点，这样一部译本是否真实有效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感受。“欠额翻译”不代表“失”，“超额翻译”更不代表“得”，他们都没有传递给译语读者最真实有效的信息。根据最适度原则，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来避免欠额翻译和超额翻译现象的出现，从而在翻译实践中真正实现生态平衡。
参考文献
[1]许建忠.翻译生态学[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06）：15.
[3]李霜.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翻译的比较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4.
作者单位
天津农学院基础科学学院 天津市 300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