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孔德珮，孔子七十七代后裔，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委会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特约研究员，中国古玉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国）孔府玉文化研究院院长，北京弘钰博华夏文物鉴定有限公司董事长，资深古玉收藏家，“孔府玉庄”玉雕工作室创建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玉器自始至终贯穿其中，并见证了文明的起源和社会形态的变迁。新石器时代晚期，祖先便以玉石制成“六瑞”作为媒介，敬奉天地，膜拜四方。而后，玉器进一步成为皇权贵族专用的礼制用品，在封建时代的礼仪制度、祭祀活动、丧葬文化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核心角色。
将玉器的物质审美与人类的精神追求紧密结合者，则以孔子最为知名。西汉时，戴圣在《礼记·聘义》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并将玉石和玉器所具备的特性分别对应了君子所应秉持的十一种美德，堪称孔子哲学的核心价值观。西汉著名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则在所著《五经通义》中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温润而泽，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坠，有似于礼”。
由此可见，玉器对于中华儿女来说，不仅仅只是物质层面的奢侈用品，更是精神层次的至高追求。而这一哲学思想更加伴随着文字的发展，融入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甚至称其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亦不为过。
或许是身为孔子后人的家训所致，也可能是长期与玉器为伍侵染而成的性格原因，孔德珮老师在举手投足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文化气息。谈吐温和却又不失齐鲁大汉的豪爽，让人觉得很容易亲近，采访期间的话题自然也就源源不断地涌现了出来。
搜奇珍琢美玉亲历时代变迁
作为孔子的一门旁支，“德”字辈已是第七十七代。孔德珮老师的先祖于十八代前从山东曲阜移居至素有“牡丹之都”的菏泽落地生根，繁衍生息。
直至孔老师的父辈一代，时逢建国初期，整个中国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水平迅速发展，国家整体走向富强的脚步逐渐加快，但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孔子之后”这个家族背景却让整个家庭背负了很多沉重的负担，使本就颇为艰难的家境雪上加霜。
迫于生活压力，孔老师的父亲只得依靠自家一亩三分地种植的花生米，烹炸之后走街串巷兜售。要知道，脱力“集体劳动”，私自进行这种交易的行为不同于如今市井街头的商贩，常会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名头。其中的忐忑和辛酸，恐怕只有亲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才能切身体会吧。
天无绝人之路，在菏泽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除了花卉、农产品之外，自古以来还盛产玛瑙，以至于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几件玛瑙器物自古流传下来。孔老师的父亲为了赚份安慰钱，开始在民间搜罗这些大大小小的玛瑙原石和器物。在那个年代，古玩并不值钱，也没什么人买，只有国营文物商店和一些大大小小的古玩店可能收购。从下面收上来的玛瑙，通常就以每斤八毛、一块的价格转卖出去，赚取些许微薄的利润。
“为了能多赚点钱，我父亲就把东西拿到济南去卖，毕竟大城市的经济状况比我们这里好些，给的价格也高不少，不过依然还是论斤称，大概能卖到一块五一斤吧。从菏泽到济南，单程四百多里路，都是徒步往返。说起来不怕您笑话，当时自行车可是大件，我家可买不起啊。”孔老师无奈地笑了笑。
从菏泽出发，一路沿途筛选收购，到达济南后将商品出售，立即折返。返程途中继续收购，回到菏泽时又可将沿途搜罗的商品转手卖出，这就是那个年代的
“经济模式”。当然，为了利益最大化，其中还是有些小诀窍的。比如什么东西应该在哪里出售，卖给何人，什么时间出手，这其中大有讲究。
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袭来，南方在经济上的发展开始与北方拉开差距，特别是广州及周边地区可谓率先迈入了“小康时代”。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后开始对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满足产生需求，于是一批一批的南方商人来到北方寻找古玩奇珍，并以“高价”收购。相比每斤一元的价格卖给文物商店，广东的古玩商人一件东西都能给出一元的价格，当真是出手阔绰。
在当地，孔老先生可以算是第一代古玩商人了。市场需求的迅速升温也让他充满干劲。从玉、石、玛瑙到竹木牙角，只要不是违法犯纪的，基本上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90年代后，进而大批港、澳、台的古玩商和收藏家涌入内地，这让中国大陆的古玩市场着实火热了一把。
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古玩市场的火爆也是和中国经济的逐渐繁荣与思想开放呈现正比关系。旺盛的市场需求促使包括孔老先生在内的更多老一代收藏家和古玩商人进一步寻找收货渠道，地域范围不再仅限于省内。
“古玩这种东西肯定是在经济相对富裕的地区，过去肯定是达官显贵才有这样的雅兴。所以我父亲就把收购的路线扩大到了陕西，沿着陇海铁路沿线一路搜寻。其实，陇海铁路基本就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途径，可以说是一条文化长廊。沿途的城市也是古时的‘大都市’，何愁没有看上眼的宝贝呢？”孔老师解释道。
生意做的得心应手，温饱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另一方面，这么多年干下来，对这行多少会产生一些感情，对古玩的鉴赏品味自然也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偶尔遇到极为难得的奇珍异宝，如果手头不是太紧的话，孔老先生也就自己留了下来。日积月累，他的藏品从质量和规模上也逐渐变得颇为可观。
孔德珮老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终日耳濡目染，加上自己本身也对这些奇珍异宝怀有浓厚的兴趣，自然也是分外用功。94年毕业后就随父亲走南闯北，做起这行的生意。然而，经历了高等教育，又对市场敏锐洞察的他，却决定走一条与父亲不同的道路。
“虽说人们手上有钱了，思想意识也开阔了，但一来古玩交易并没有全面开放，很多项目属于法律禁区，决不能越雷池半步；二来，古董属于极为有限的资源，无法再生。一旦市场竞争激烈起来，早晚会被消耗殆尽，行情也会顶到难以盈利。”孔老师如此解释了他当时的想法。
恰巧由于业务原因，他那些年经常前往苏州，对当地的市场、行业和生活环境已经了然于胸。与父亲商议一番之后，爷俩一致认为“新玉”（当代玉雕）必然兴起，即将成为市场大势。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孔老师干脆在1999年到苏州定居落户，并在当地开办了玉雕工厂，延续至今。
创建之初，工厂只有孔老师和一名徒弟，实则只是个小作坊而已。不过得益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和行业热潮，师徒二人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不仅获取了一定的利润，也同时将生产规模扩大到了80多人。
转眼到了2003年，“非典”开始在全国造成恐慌，连带也对整体经济局势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凭借对党和国家的充分信任，孔老师坚信困难不会成为常态，市场复苏不会遥远。于是他逆流而上，反而在这个时候自己出资三、四百万元囤积了大量原料，还为此向朋友借了一百多万外债。好在朋友们对他的为人极为肯定，包括长期合作的新疆玉石商人也从未怀疑他的诚信。
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是正确的。“非典”过后，国家经济和市场迅速复苏，场子的订单立即满额，全厂上下全负荷工作，在短短三个月之内就收回了所有成本，同时还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接下来的几年，玉雕厂一直正常运转，稳步扩张。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整个亚洲，玉雕厂再次面临了严峻的考验。就在这时，孔老师除了需要应对现实问题之外，也开始思考工厂未来的发展以及自己在文化、艺术层面的追求，致使他决定对当前的模式进行一次“大改革”……
（下期待续：锤炼工艺立足文化谋求义利合一）（作者为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研究员）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玉器自始至终贯穿其中，并见证了文明的起源和社会形态的变迁。新石器时代晚期，祖先便以玉石制成“六瑞”作为媒介，敬奉天地，膜拜四方。而后，玉器进一步成为皇权贵族专用的礼制用品，在封建时代的礼仪制度、祭祀活动、丧葬文化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核心角色。
将玉器的物质审美与人类的精神追求紧密结合者，则以孔子最为知名。西汉时，戴圣在《礼记·聘义》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并将玉石和玉器所具备的特性分别对应了君子所应秉持的十一种美德，堪称孔子哲学的核心价值观。西汉著名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则在所著《五经通义》中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温润而泽，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坠，有似于礼”。
由此可见，玉器对于中华儿女来说，不仅仅只是物质层面的奢侈用品，更是精神层次的至高追求。而这一哲学思想更加伴随着文字的发展，融入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甚至称其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亦不为过。
或许是身为孔子后人的家训所致，也可能是长期与玉器为伍侵染而成的性格原因，孔德珮老师在举手投足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文化气息。谈吐温和却又不失齐鲁大汉的豪爽，让人觉得很容易亲近，采访期间的话题自然也就源源不断地涌现了出来。
搜奇珍琢美玉亲历时代变迁
作为孔子的一门旁支，“德”字辈已是第七十七代。孔德珮老师的先祖于十八代前从山东曲阜移居至素有“牡丹之都”的菏泽落地生根，繁衍生息。
直至孔老师的父辈一代，时逢建国初期，整个中国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水平迅速发展，国家整体走向富强的脚步逐渐加快，但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孔子之后”这个家族背景却让整个家庭背负了很多沉重的负担，使本就颇为艰难的家境雪上加霜。
迫于生活压力，孔老师的父亲只得依靠自家一亩三分地种植的花生米，烹炸之后走街串巷兜售。要知道，脱力“集体劳动”，私自进行这种交易的行为不同于如今市井街头的商贩，常会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名头。其中的忐忑和辛酸，恐怕只有亲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才能切身体会吧。
天无绝人之路，在菏泽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除了花卉、农产品之外，自古以来还盛产玛瑙，以至于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几件玛瑙器物自古流传下来。孔老师的父亲为了赚份安慰钱，开始在民间搜罗这些大大小小的玛瑙原石和器物。在那个年代，古玩并不值钱，也没什么人买，只有国营文物商店和一些大大小小的古玩店可能收购。从下面收上来的玛瑙，通常就以每斤八毛、一块的价格转卖出去，赚取些许微薄的利润。
“为了能多赚点钱，我父亲就把东西拿到济南去卖，毕竟大城市的经济状况比我们这里好些，给的价格也高不少，不过依然还是论斤称，大概能卖到一块五一斤吧。从菏泽到济南，单程四百多里路，都是徒步往返。说起来不怕您笑话，当时自行车可是大件，我家可买不起啊。”孔老师无奈地笑了笑。
从菏泽出发，一路沿途筛选收购，到达济南后将商品出售，立即折返。返程途中继续收购，回到菏泽时又可将沿途搜罗的商品转手卖出，这就是那个年代的
“经济模式”。当然，为了利益最大化，其中还是有些小诀窍的。比如什么东西应该在哪里出售，卖给何人，什么时间出手，这其中大有讲究。
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袭来，南方在经济上的发展开始与北方拉开差距，特别是广州及周边地区可谓率先迈入了“小康时代”。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后开始对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满足产生需求，于是一批一批的南方商人来到北方寻找古玩奇珍，并以“高价”收购。相比每斤一元的价格卖给文物商店，广东的古玩商人一件东西都能给出一元的价格，当真是出手阔绰。
在当地，孔老先生可以算是第一代古玩商人了。市场需求的迅速升温也让他充满干劲。从玉、石、玛瑙到竹木牙角，只要不是违法犯纪的，基本上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90年代后，进而大批港、澳、台的古玩商和收藏家涌入内地，这让中国大陆的古玩市场着实火热了一把。
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古玩市场的火爆也是和中国经济的逐渐繁荣与思想开放呈现正比关系。旺盛的市场需求促使包括孔老先生在内的更多老一代收藏家和古玩商人进一步寻找收货渠道，地域范围不再仅限于省内。
“古玩这种东西肯定是在经济相对富裕的地区，过去肯定是达官显贵才有这样的雅兴。所以我父亲就把收购的路线扩大到了陕西，沿着陇海铁路沿线一路搜寻。其实，陇海铁路基本就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途径，可以说是一条文化长廊。沿途的城市也是古时的‘大都市’，何愁没有看上眼的宝贝呢？”孔老师解释道。
生意做的得心应手，温饱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另一方面，这么多年干下来，对这行多少会产生一些感情，对古玩的鉴赏品味自然也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偶尔遇到极为难得的奇珍异宝，如果手头不是太紧的话，孔老先生也就自己留了下来。日积月累，他的藏品从质量和规模上也逐渐变得颇为可观。
孔德珮老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终日耳濡目染，加上自己本身也对这些奇珍异宝怀有浓厚的兴趣，自然也是分外用功。94年毕业后就随父亲走南闯北，做起这行的生意。然而，经历了高等教育，又对市场敏锐洞察的他，却决定走一条与父亲不同的道路。
“虽说人们手上有钱了，思想意识也开阔了，但一来古玩交易并没有全面开放，很多项目属于法律禁区，决不能越雷池半步；二来，古董属于极为有限的资源，无法再生。一旦市场竞争激烈起来，早晚会被消耗殆尽，行情也会顶到难以盈利。”孔老师如此解释了他当时的想法。
恰巧由于业务原因，他那些年经常前往苏州，对当地的市场、行业和生活环境已经了然于胸。与父亲商议一番之后，爷俩一致认为“新玉”（当代玉雕）必然兴起，即将成为市场大势。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孔老师干脆在1999年到苏州定居落户，并在当地开办了玉雕工厂，延续至今。
创建之初，工厂只有孔老师和一名徒弟，实则只是个小作坊而已。不过得益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和行业热潮，师徒二人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不仅获取了一定的利润，也同时将生产规模扩大到了80多人。
转眼到了2003年，“非典”开始在全国造成恐慌，连带也对整体经济局势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凭借对党和国家的充分信任，孔老师坚信困难不会成为常态，市场复苏不会遥远。于是他逆流而上，反而在这个时候自己出资三、四百万元囤积了大量原料，还为此向朋友借了一百多万外债。好在朋友们对他的为人极为肯定，包括长期合作的新疆玉石商人也从未怀疑他的诚信。
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是正确的。“非典”过后，国家经济和市场迅速复苏，场子的订单立即满额，全厂上下全负荷工作，在短短三个月之内就收回了所有成本，同时还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接下来的几年，玉雕厂一直正常运转，稳步扩张。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整个亚洲，玉雕厂再次面临了严峻的考验。就在这时，孔老师除了需要应对现实问题之外，也开始思考工厂未来的发展以及自己在文化、艺术层面的追求，致使他决定对当前的模式进行一次“大改革”……
（下期待续：锤炼工艺立足文化谋求义利合一）（作者为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