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神住在北方。我可不知道神经常待在哪儿。我还记得在北方的那些年见过很多的“疯子”。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长春市朝阳区，有个喜欢上街聚众演讲的“文疯子”，白白净净戴眼镜，听说曾是个大学生，“文革”期间疯了的。他经常当街一立，滔滔不绝讲几小时，时间长了，培养了一批忠实听众，他走到哪就跟随追逐到哪，鼓动他讲一讲。几年后，那人不知道给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说，去精神病院了。当时，我印象里的精神病院就类似监狱。
　　各種异类被集中关在一起，那地方叫疯人院。另一些人满心异想，遭所谓的正常社会冷眼，没被弄进去，常被界定在疯子和正常人之间，没准随时有被弄进去的危险。
　　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之一，建校在1365年，这里出过2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这所大学最负盛名的曾经是它的医学院，有五位诺贝尔奖得主出自这所学院。“疯子院”就属于医学院。
　　它是维也纳大学最深处一栋圆形建筑，远看像座年久失修的城堡遗址，走近了看，在残破之外，更透出了幽闭阴森，真像一座监狱。这里现在是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博物馆。有人说，它是世界上第一座专业的精神病医院，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曾经在这里工作过。这座“疯子院”亲历了把精神病人当成罪犯到看作病人的人类病理学和人道主义进入的过程。
　　参观“疯子院”，仍旧能看到疑似监狱的痕迹，像堡垒的圆形建筑中间有一个不大的露天天井，站在那里只能看到头顶上的一小块天空，相当于监狱的临时放风区域。“疯子院”内部，围成最小空间的单人病室，朝外面开的窗格外小，镶有铁栏杆，留着厚重的锈。每间病室都是独立病室，四壁空空，极厚的房门上方留有一个小窗口，方便往里面递送食物和监管窥视。关在里面的疯子从那个窗口看到的只能是一只盘子或窥视者的眼珠。
　　在把精神病当作一种疾病以前，欧洲人看他们如罪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监狱牢房和随意的拳打脚踢。维也纳大学“疯子院”出现后，疯子们才被集中送进来，接受治疗和研究，虽然前提是被单独隔离剥夺自由，但这儿终究把他们当作了病人，这已经是医学和人性的进步。弗洛伊德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读书是1873年，1881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提出了精神病人在生理病因之外的心理病因。
　　引领我来到“疯子院”的朋友说，现在“疯子院”除供人参观之外，它的顶层并没有对参观者开放，依旧有科学家和大学生要在那里工作。一位科学家正从事研究的课题是：人为什么要对另外的人实施虐待。
　　看了“疯子院”的设施和曾经对精神病人的管理，欧洲人曾经做的和我所知道的中国没多大区别。人们不能容忍一个人和自己不一样。过去，中国人对那些完全失去理性的疯子，可以任意戏弄侮辱，如果他是“武疯子”，人人可以动手打他，等疯子被制服倒地出血，才可能有人出来劝解：不要理他，一个疯子，交给派出所处理去。现在，打疯子的事情少了，该打的该出气的，不是这些智力障碍者。人们都变得很忙，钱更重要，顾不上戏耍疯子，那么，任其披头散发衣不遮体在大街上自由游荡吧。
　　秋天的维也纳忧郁低沉，树开始落叶，电车叮叮当当过去，旅游马车的马蹄声清脆地磕打石块铺成的路面。生活在寒带的人容易陷入对终极问题的追问和烦恼，想得明白和想不明白的人都可能成为疯子。
　　人们已经快忘了，一百年前，经常来“疯子院”的一个叫埃贡·席勒的年轻的画家，他总来观察和画这些疯子。
　　关于疯子，是人类至今也没有明白的领域。事实上，我想任何一个领域，人们都极想把它搞明白，又完全没能力明白，时间也在不断宣布：过去的明白只是一种误解或者过于浅显表面的或者违背人性和本真的领会。
　　也许，没有什么是能通过苦苦思索而明白的。我们能接受和理解的就只是现实，只是我们眼睛所见和直接的感受，惊恐或者温情。我们每一个都是徘徊某个界限内的迷失者，是被席勒涂抹在纸张或画布上的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人。
　　埃贡·席勒死了，“疯子院”快成废墟了，人们买卖或者偷盗声名渐起的画家席勒的作品，关心画的价格，不太关心这个人本身，更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喜欢赚钱，喜欢看来高雅的投资，喜欢主流，不想被人看成异类和疯子。还有些人总想把他不喜欢的人逐出人群，弄进精神病院之类，仅仅因为这种人的行为与多数人不一致，比如现在，我书架上的这本从维也纳抱回来的画册上被席勒画出来的人物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