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新闻史作为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是新闻学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从本源上看，新闻史兼具史学基本特征，适用于史学研究方法。本文以对两份重要报刊的研究为例，结合史学研究视角来分析新闻史研究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新闻史 《大公报》 范式 《申报》 跨学科
一、新闻史研究历程
作为信息与舆论的传播媒介，新闻事业都从属于一定的社会阶级，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因此，对于中国历史的各项研究，最终都绕不开对于新闻史的研究。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新闻史也隶属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是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史的研究，正式开始于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其中共经历了三个阶段①，1949年前属于新闻史研究的奠基阶段，主要集中在通史、报刊史以及新闻人物传记上；建国以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新闻史研究全面展开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显示出海峡两岸共同进步的特点；1978年以来则是新闻史研究的繁盛阶段，特别是重要刊物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纵观八十多年的研究历程，新闻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历史的报刊与报刊的历史等同起来，新闻史变成了报刊史。就像学者李彬在谈到中华民族新闻史的研究现状时所说的：新闻史研究缺乏叙事，少情寡趣。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流水帐，里面难以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满目多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②在其后的研究中，虽然有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内容加入，但新闻史研究的范式依旧如故，显现出严重的陈旧保守气息。除去新闻史本身编写的缺陷，在研究过程中，重视史料本身的研究，而轻视思想发展探析的倾向颇为严重。
新闻史作为一个基础学科，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与此同时，“古为今用”的思想却极难践行。对待新闻史研究，不是陷在史料的泥沼里，灰头土脸；就是束之高阁，敬而远之。就像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所指出的那样，新闻史的研究因为总是在固有的条条框框中打转而缺少了作为史的特点以及新闻这个学科的特点。
二、《大公报》与史学研究范式
在新闻史的漫长过程中，总有一些报纸和一些名记者绕不开跳不过。被密苏里新闻学院评为“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的《大公报》就是其中之一。在关于《大公报》的研究中，“范式”两个字似乎是其撇不开的核心。
如库恩所言，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一结构的模式就成为“范式”（Paradigm）③。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系统阐述道，范式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简单来讲，就是立足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前提。
80年代之前，《新华日报》将《大公报》定性为“小骂大帮忙”，之后在改版为《进步日报》时，发表宣言坦言前身“是一张反动的报纸”，是一张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报纸，导致否定《大公报》成为舆论的主旋律。这种以是否具有先进的斗争性的评价基点，被称为革命化范式的逻辑。就是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归结为两大基本矛盾的演化，即封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由此构成革命化范式“不言自明的信念”或“共同前提和出发点”。这是新闻史研究长期以来的固有思想，以政治的眼光和史学的方式研究新闻史的发展路程。造成的局限在于，仅以党报和革命报刊为主，忽视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对新闻事件和任务的评价以阶级分析、革命判断为标准。可以说，在这种范式之下，我们确实走出了史学本身，却又陷在了政治的漩涡里。
直到80年代之后，方汉奇“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④，才开始扭转革命范式下的一边倒评价。这时候，现代化范式开始出现，史学开始以世界为主题构建中国近代史，将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称为一个从封闭、传统和落后的社会，一步步走向文明、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新闻史的研究中，加入了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观念，将新闻史的发展放到了整个社会当中，开始关注民营报刊和报人以及当时的社会。
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⑤。民族国家范式出现并开始在研究中渗透，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历史。新闻史研究在这一范式的主导下，其核心思路变为追寻国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过程，突出的是认同感，强调的是经由媒介而建构的心理意象和感情认同。
在这些范式的演变中，出现变化的是研究视角，就像史学研究开始关注文化史、社会史一样，新闻史也开始走出作为政党喉舌的政治视域，融入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的视角，这是一种视域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多学科方式渗入的过程。
就像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所说的：“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⑥
新闻史也不例外。在新闻史的研究中，要将新闻传播视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就人物谈人物。体现为三个融合，一是新闻与社会的融合，二是理论与历史的融合，三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将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打通，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将新闻理论与新闻历史打通，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将新闻学与传播学打通，以兼容新闻与传播的视角，透视新闻传播的纷繁图景，追索其脉络，描绘其状貌，解析其意义，探究其规律。 三、《申报》研究及史学跨学科视角
以上提到研究范式变迁，表现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跨学科对话，也就是“跨学科的史学研究”。“跨学科”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纽约，其最初含义大致相当于“合作研究”，而在我国最早采用的是“交叉学科”的概念。伴随着技术的融合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渗透，科学成为一项综合性事业，方法、路径多元化的需求，迅速推进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跨学科研究随着史学危机论的提出而兴起并渐成思潮，到20世纪末达到了一个顶峰。这种在研究具体的历史对象时吸收、借鉴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获取新的视角，拓展新的思路，以开阔视野，深化理解的方法在新闻史的研究中，也已经广泛使用。
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中，存在最久、影响范围最广的当属《申报》，她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在78年中，《申报》历经了清朝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个朝代，又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阶段，记录了晚清以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对于《申报》的研究，既可以归为个案研究，也可以看作区域研究的一部分。总的来说，《申报》研究主要包括报纸自身的发展研究、报纸与社会的研究以及报纸上社会呈现的研究。其已经突破了载体层面的研究，扩散到了其承载的内容、文化层面问题的研究，开始透析这些层面受到媒介形态的制约和推动所产生的变化。
从建国以来所有研究《申报》的论文来分析，可以发现重点已经集中在《申报》这个媒介与近代社会演变之关系以及对于社会的展示上，比如政治舆论建设、重要时期的思想倾向和文化引导等。不管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传递，女性形象构建和女性地位的提升，还是消费社会的形成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分析，都加入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分析，文本透视已经不再局限于新闻史本身，而是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路径来观察新闻史的一个演变过程，展现社会全貌。
《申报》本身包含了新闻史研究的诸多要素，比如名记者，比如副刊定位、经营理念、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同时又包含其他学科研究的素材，比如广告、装帧编排艺术、历史事件，这些都说明了新闻史研究可以寻求的视角和采用的方法，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社会学理论和人文思想的渗透。
不管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线性的还是循环往复的，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历史来关照社会，研究社会历程以及对当今的意义。在对《申报》的不同视角的研究当中，媒介的社会属性被不断深入展示。但也出现了一点偏向，我们开始过分关注学科之外的方式而忽略了自身理论的视角。在十年的《申报》研究中，关于新闻理论视角的论文少之又少，这同时在提醒我们，采用不同研究视角本身是为学科发展服务的，如果将学科的显著性抹杀，那么所有史学的研究就成为一种形式，一种启示。
结语
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新闻媒介作为承载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载体，自身所富含的史学意义、社会人文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对于新闻史的研究突破已有范式，采用不同的研究视域是获得新进展的必要路径。
新闻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路径受其影响和制约，其中跨学科的视角的提出，已经成为新闻史关照社会提供新的研究利器，学科观念与学科研究方法上的跨越重点还是落脚于采用怎样的视角来扩大新闻史的意义，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采用不同领域的方法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
参考文献
①方汉奇，《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首届中国新闻史学研讨会专题发言，1992-6
②李海若，《从叙事学视角看中华民族新闻史研究范式》[D].中央民族大学，2009：5
③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
④方汉奇，《为〈大公报〉辩诬—应该摘掉〈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J].《新闻大学》，2002（3）
⑤周少四，《论〈大公报〉的历史贡献和局限》[J].《现代商贸工业》，2009（16）
⑥乔志强、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J].《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3）
（作者单位：王琽琽，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徐霞，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新闻史 《大公报》 范式 《申报》 跨学科
一、新闻史研究历程
作为信息与舆论的传播媒介，新闻事业都从属于一定的社会阶级，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因此，对于中国历史的各项研究，最终都绕不开对于新闻史的研究。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新闻史也隶属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是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史的研究，正式开始于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其中共经历了三个阶段①，1949年前属于新闻史研究的奠基阶段，主要集中在通史、报刊史以及新闻人物传记上；建国以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新闻史研究全面展开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显示出海峡两岸共同进步的特点；1978年以来则是新闻史研究的繁盛阶段，特别是重要刊物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纵观八十多年的研究历程，新闻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历史的报刊与报刊的历史等同起来，新闻史变成了报刊史。就像学者李彬在谈到中华民族新闻史的研究现状时所说的：新闻史研究缺乏叙事，少情寡趣。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流水帐，里面难以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满目多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②在其后的研究中，虽然有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内容加入，但新闻史研究的范式依旧如故，显现出严重的陈旧保守气息。除去新闻史本身编写的缺陷，在研究过程中，重视史料本身的研究，而轻视思想发展探析的倾向颇为严重。
新闻史作为一个基础学科，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与此同时，“古为今用”的思想却极难践行。对待新闻史研究，不是陷在史料的泥沼里，灰头土脸；就是束之高阁，敬而远之。就像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所指出的那样，新闻史的研究因为总是在固有的条条框框中打转而缺少了作为史的特点以及新闻这个学科的特点。
二、《大公报》与史学研究范式
在新闻史的漫长过程中，总有一些报纸和一些名记者绕不开跳不过。被密苏里新闻学院评为“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的《大公报》就是其中之一。在关于《大公报》的研究中，“范式”两个字似乎是其撇不开的核心。
如库恩所言，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一结构的模式就成为“范式”（Paradigm）③。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系统阐述道，范式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简单来讲，就是立足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前提。
80年代之前，《新华日报》将《大公报》定性为“小骂大帮忙”，之后在改版为《进步日报》时，发表宣言坦言前身“是一张反动的报纸”，是一张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报纸，导致否定《大公报》成为舆论的主旋律。这种以是否具有先进的斗争性的评价基点，被称为革命化范式的逻辑。就是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归结为两大基本矛盾的演化，即封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由此构成革命化范式“不言自明的信念”或“共同前提和出发点”。这是新闻史研究长期以来的固有思想，以政治的眼光和史学的方式研究新闻史的发展路程。造成的局限在于，仅以党报和革命报刊为主，忽视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对新闻事件和任务的评价以阶级分析、革命判断为标准。可以说，在这种范式之下，我们确实走出了史学本身，却又陷在了政治的漩涡里。
直到80年代之后，方汉奇“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④，才开始扭转革命范式下的一边倒评价。这时候，现代化范式开始出现，史学开始以世界为主题构建中国近代史，将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称为一个从封闭、传统和落后的社会，一步步走向文明、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新闻史的研究中，加入了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观念，将新闻史的发展放到了整个社会当中，开始关注民营报刊和报人以及当时的社会。
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⑤。民族国家范式出现并开始在研究中渗透，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历史。新闻史研究在这一范式的主导下，其核心思路变为追寻国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过程，突出的是认同感，强调的是经由媒介而建构的心理意象和感情认同。
在这些范式的演变中，出现变化的是研究视角，就像史学研究开始关注文化史、社会史一样，新闻史也开始走出作为政党喉舌的政治视域，融入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的视角，这是一种视域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多学科方式渗入的过程。
就像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所说的：“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⑥
新闻史也不例外。在新闻史的研究中，要将新闻传播视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就人物谈人物。体现为三个融合，一是新闻与社会的融合，二是理论与历史的融合，三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将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打通，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将新闻理论与新闻历史打通，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将新闻学与传播学打通，以兼容新闻与传播的视角，透视新闻传播的纷繁图景，追索其脉络，描绘其状貌，解析其意义，探究其规律。 三、《申报》研究及史学跨学科视角
以上提到研究范式变迁，表现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跨学科对话，也就是“跨学科的史学研究”。“跨学科”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纽约，其最初含义大致相当于“合作研究”，而在我国最早采用的是“交叉学科”的概念。伴随着技术的融合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渗透，科学成为一项综合性事业，方法、路径多元化的需求，迅速推进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跨学科研究随着史学危机论的提出而兴起并渐成思潮，到20世纪末达到了一个顶峰。这种在研究具体的历史对象时吸收、借鉴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获取新的视角，拓展新的思路，以开阔视野，深化理解的方法在新闻史的研究中，也已经广泛使用。
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中，存在最久、影响范围最广的当属《申报》，她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在78年中，《申报》历经了清朝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个朝代，又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阶段，记录了晚清以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对于《申报》的研究，既可以归为个案研究，也可以看作区域研究的一部分。总的来说，《申报》研究主要包括报纸自身的发展研究、报纸与社会的研究以及报纸上社会呈现的研究。其已经突破了载体层面的研究，扩散到了其承载的内容、文化层面问题的研究，开始透析这些层面受到媒介形态的制约和推动所产生的变化。
从建国以来所有研究《申报》的论文来分析，可以发现重点已经集中在《申报》这个媒介与近代社会演变之关系以及对于社会的展示上，比如政治舆论建设、重要时期的思想倾向和文化引导等。不管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传递，女性形象构建和女性地位的提升，还是消费社会的形成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分析，都加入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分析，文本透视已经不再局限于新闻史本身，而是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路径来观察新闻史的一个演变过程，展现社会全貌。
《申报》本身包含了新闻史研究的诸多要素，比如名记者，比如副刊定位、经营理念、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同时又包含其他学科研究的素材，比如广告、装帧编排艺术、历史事件，这些都说明了新闻史研究可以寻求的视角和采用的方法，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社会学理论和人文思想的渗透。
不管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线性的还是循环往复的，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历史来关照社会，研究社会历程以及对当今的意义。在对《申报》的不同视角的研究当中，媒介的社会属性被不断深入展示。但也出现了一点偏向，我们开始过分关注学科之外的方式而忽略了自身理论的视角。在十年的《申报》研究中，关于新闻理论视角的论文少之又少，这同时在提醒我们，采用不同研究视角本身是为学科发展服务的，如果将学科的显著性抹杀，那么所有史学的研究就成为一种形式，一种启示。
结语
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新闻媒介作为承载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载体，自身所富含的史学意义、社会人文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对于新闻史的研究突破已有范式，采用不同的研究视域是获得新进展的必要路径。
新闻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路径受其影响和制约，其中跨学科的视角的提出，已经成为新闻史关照社会提供新的研究利器，学科观念与学科研究方法上的跨越重点还是落脚于采用怎样的视角来扩大新闻史的意义，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采用不同领域的方法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
参考文献
①方汉奇，《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首届中国新闻史学研讨会专题发言，1992-6
②李海若，《从叙事学视角看中华民族新闻史研究范式》[D].中央民族大学，2009：5
③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
④方汉奇，《为〈大公报〉辩诬—应该摘掉〈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J].《新闻大学》，2002（3）
⑤周少四，《论〈大公报〉的历史贡献和局限》[J].《现代商贸工业》，2009（16）
⑥乔志强、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J].《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3）
（作者单位：王琽琽，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徐霞，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