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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尼克·库尔德里的新著《媒介·社会·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体实践》对当今数字媒介背景下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解析。该书通过分析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学术理论，深刻解析了“数字化民主”的发展前景，同时也丰富了“媒介力量”的学术理论。本文从数字媒体和社会理论、网络社会与政治、媒介文化以及媒介道德等方面予以重点解读。
【关键词】库尔德里 数字媒介 媒介文化
2012年，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媒介传播系教授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推出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专著《媒介·社会·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体实践》。Medie Kultur评价此书“荟萃了有关媒体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真知灼见，对当前的媒介理论作了一番精彩的总结，值得从事社会学、政治学、媒介研究者品读。”这本书主要以传播学和社会学为理论基础，关注的是社会的秩序、平等和力量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但是同时还探讨了一些在实证研究方面有学术价值的实用性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在当今媒介数字化的背景下政治、文化、技术的发展状况。
库尔德里将社会性的媒介理论和关于媒介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即文本概念、政治经济、媒介技术属性）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解读。在这里，库尔德里强调一个重要的概念——媒介再现。它如同交通道路中的重要枢纽，通过它，技术、经济、政治及社会力量才能交汇于一点。既然“媒介再现”、“媒介再现权”以及我们与再现技术的“相互作用”是我们社会生活秩序的组成部分，那它们对社会生活和现实世界又有何影响？这也是尼克·库尔德里在这部重要著作中要解答的问题。他阐释了关于媒介再现中“片刻联接”和“认同中的差异性”这两个概念，并从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媒介再现是社会实践中的一部分，它帮助我们从中找到了自我的定位并联接了彼此，同时它还为不同地域及文化背景的受众的相互认同提供了可能。但随着社会媒介形式的日益丰富，媒介再现于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之下存在着一种“潜在危险性”。我们拥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他人存在不同的身份关系，所以在理解和认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交流障碍”的情况。因此，如何建构一个平等、开放的社会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
尽管库尔德里关注的是“人们如何使用媒体”的问题，但由于媒体实践重视社会性行为而不是个人选择，因此他将“社会导向型”的媒体实践研究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区分开来。在“媒介实践”这一部分，库尔德里对互联网相关的新媒介的实践方式进行了比较详实的归纳，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搜索和搜索启动、展示和被展示、归档和筛选、新闻焦点关注及保持媒介渠道畅通等（尤其指持续的连通性）。由此可见，库尔德里的重点主要是在消费实践上而非生产实践上。如果再把对媒体实践的探讨范围扩展一下，他认为还可以将“协议生成”及“黑客入侵”加入到研究的范畴内。库尔德里对实践的关注和见解实际上就是一个有用的镜头，透过它我们可以思考“新兴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日益汇合”的趋势中所存在的问题。
库尔德里在关于“网络时代的政治”方面也作了阐释和解读。伴随着大众媒介业的蓬勃发展，媒介日益从多个方面介入了现代政治生活，政治传播已然超越了单纯的信息和符号传递，逐渐成为“关于公共事件、政府决策等公共讨论”的过程。由于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流通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媒介传播的社会化进程加强了媒介、社会与整个世界的关联性，并将此变成了文化共处的政治博弈阵地。电子乌托邦（teleutopia）建立在对新媒介某些技术特性期待的基础上，但单纯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能保证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而是需要更加复杂的社会条件。在这里，库尔德里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媒介乌托邦”能够实现政治上的变革、带来民主和自由，而是结合西方国家的现实因素辩证分析了数字媒介化背景下的政治形势。他提到，在西方社会，近几年中虽然政治中的“反对”力量日益壮大，但是这并没有直接导致积极政治活动（如政策的推行和宣传）的出现。网络平台不仅有利于集聚更多“反对派”激进分子的声音，而且还有碍于新的政治组织建立。正如书中所说，“变革的政治行动更多是偏向于短期的破坏性干预措施，并非是长期积极的规划”。
库尔德里对“无发言权的潜在危险”的分析无疑是他力求阐释社会政治与媒介关系的一种可贵的努力。他在这一问题中强调，在目前，政治媒体中的缺席会被认为是缺乏或丧失了权威。除此之外，当今社会中一些类似存在“不实报道”等问题，他也给予了重点关注。库尔德里称，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媒体资本”，这一说法最早由帕特里·克尚帕涅在1990年提出，意指某些利益集团为赢得利润利用名人效应来吸引受众眼球。但是，媒介传播活动最容易把握到的是市场和技术，最难把握的则是关乎各种各样的人与各式各样的社会形态。媒介传播研究在侧重技术和商业层面背后，如今必须重新审视人文和政治方面问题，即民主方面的研究。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因为网络和卫星技术的背后，还有人和社会，文化和文明。此见解会对我们的现实世界带来变革，同时也更加肯定了媒介传播活动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媒介传播活动毕竟有别于市场营销和操控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库尔德里还引用了温迪·葛瑞斯伍德的理论来讨论媒介文化。在文化生产的社会学方面，葛瑞斯伍德与库尔德里一样，对“维系权力关系有何裨益”等问题颇有研究。她在分析“媒介社会与权力”时引入了一种分析手段，称之为“文化菱形”（cultural diamond）。库尔德里大量的媒体理论也巧妙地影射了此观点。“文化菱形”的四个顶点包括了文化对象（文本和文本分析），社交世界（媒介理论），传播者（政治经济学）以及接受者（受众或以社会为导向的媒体理论）。库尔德里在著作中指出，关于媒介政治的研究开启了在社会学研究和媒体学研究相结合的可能，但同时，由于媒介的独特属性，我们需要把它与其他文化领域区分开来，这样才能更有意义地探索媒介与文化社会学领域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库尔德里的关于“媒介文化与权力”的论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媒体特殊性的理解和认识。 本书的最后一章，库尔德里提到媒介道德以及媒介传播均衡性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放到全书的最后，表明了他的研究立场：我们不应该仅停留在“如何运用媒介进行传播”这个问题层面，而应深入分析“如何与媒介共处”。我们从事此类媒介实践，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求，而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媒介、如何与媒介“共处”等问题，也隐含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库尔德里将视角重新回归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上来探讨媒介道德。他在书中提到，这种辩证式的思考始于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自己或他人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他认为，人际交往间关爱、谨慎、诚信等品质，在处理媒介传播问题上同样重要。此外，库尔德里还认为，在个人的价值观念方面，保证话语权也日益显得尤为重要。他谈到，现代民主社会的出发点使每个人的观点都同等重要，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譬如，媒体机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付出努力、提供渠道才能让各个社会群体成员的声音都能得到倾听？怎么才能让这些机构承担起这项责任？应如何将文化社会学中的理论观点运用于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调和媒体权力”和“多样化社会”的双重愿望？这些问题恰恰与库尔德里的观点相吻合：尽管早期倡导因特网民主化趋势的热情很高，但传媒界内部以及通过媒体涌现出的观点仍然大多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人群。由于媒介传播存在不均衡性，库尔德里认为，在“个人化的大众社会”里，我们需处理好自由和平等两个向度。新媒介的个人化趋势是社会多样性、个性化需求在媒介领域中的反映，是现代化媒介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结果；而报刊、广播和电视更多的是面向社会大众，在深度、广度、高度方面更具优势。因此，为了处理好上述两个向度，必须真正提升媒介所发挥的互补作用。尤其是当代社会在制度不稳定化和分众化的新过程中，媒介就更不可或缺。面对一个五十年来更加爆裂、更加不平等、融入因素和社会上升力减少的社会，新技术虽然契合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但也有可能成为各种不平等或各种差异性的物化（reification）工具。现实生活中，大众媒介构成某种“社会网”或“文化网”，因此拥有更加开放的特性。它们有助于不同年龄阶层之间、以往的公众和当代的公众之间的“过度”。
理解一个开放的社会，意味着需要我们探索掌握新的技术，同时还更需要我们认识到无法沟通性、反思文化上的共处。相对于技术发展速度和完善性来讲，媒介传播意味着强调文化传播和社会传播的重要性。库尔德里的这本著作通过分析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学术理论，深刻解读了“数字化民主”的发展前景，同时也丰富了“媒介力量”的学术理论。对我们而言，学习库尔德里的批判性精神，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全面地分析认识新数字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促进社会的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①Nick Couldry：Media，Society， World：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London：Polity，2012
②承继成等：《面向信息社会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导论》[M].商务印书馆，2001
③闵大洪：《数字传媒概要》[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④[美]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 著，熊澄宇 等译：《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库尔德里 数字媒介 媒介文化
2012年，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媒介传播系教授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推出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专著《媒介·社会·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体实践》。Medie Kultur评价此书“荟萃了有关媒体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真知灼见，对当前的媒介理论作了一番精彩的总结，值得从事社会学、政治学、媒介研究者品读。”这本书主要以传播学和社会学为理论基础，关注的是社会的秩序、平等和力量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但是同时还探讨了一些在实证研究方面有学术价值的实用性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在当今媒介数字化的背景下政治、文化、技术的发展状况。
库尔德里将社会性的媒介理论和关于媒介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即文本概念、政治经济、媒介技术属性）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解读。在这里，库尔德里强调一个重要的概念——媒介再现。它如同交通道路中的重要枢纽，通过它，技术、经济、政治及社会力量才能交汇于一点。既然“媒介再现”、“媒介再现权”以及我们与再现技术的“相互作用”是我们社会生活秩序的组成部分，那它们对社会生活和现实世界又有何影响？这也是尼克·库尔德里在这部重要著作中要解答的问题。他阐释了关于媒介再现中“片刻联接”和“认同中的差异性”这两个概念，并从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媒介再现是社会实践中的一部分，它帮助我们从中找到了自我的定位并联接了彼此，同时它还为不同地域及文化背景的受众的相互认同提供了可能。但随着社会媒介形式的日益丰富，媒介再现于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之下存在着一种“潜在危险性”。我们拥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他人存在不同的身份关系，所以在理解和认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交流障碍”的情况。因此，如何建构一个平等、开放的社会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
尽管库尔德里关注的是“人们如何使用媒体”的问题，但由于媒体实践重视社会性行为而不是个人选择，因此他将“社会导向型”的媒体实践研究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区分开来。在“媒介实践”这一部分，库尔德里对互联网相关的新媒介的实践方式进行了比较详实的归纳，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搜索和搜索启动、展示和被展示、归档和筛选、新闻焦点关注及保持媒介渠道畅通等（尤其指持续的连通性）。由此可见，库尔德里的重点主要是在消费实践上而非生产实践上。如果再把对媒体实践的探讨范围扩展一下，他认为还可以将“协议生成”及“黑客入侵”加入到研究的范畴内。库尔德里对实践的关注和见解实际上就是一个有用的镜头，透过它我们可以思考“新兴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日益汇合”的趋势中所存在的问题。
库尔德里在关于“网络时代的政治”方面也作了阐释和解读。伴随着大众媒介业的蓬勃发展，媒介日益从多个方面介入了现代政治生活，政治传播已然超越了单纯的信息和符号传递，逐渐成为“关于公共事件、政府决策等公共讨论”的过程。由于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流通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媒介传播的社会化进程加强了媒介、社会与整个世界的关联性，并将此变成了文化共处的政治博弈阵地。电子乌托邦（teleutopia）建立在对新媒介某些技术特性期待的基础上，但单纯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能保证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而是需要更加复杂的社会条件。在这里，库尔德里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媒介乌托邦”能够实现政治上的变革、带来民主和自由，而是结合西方国家的现实因素辩证分析了数字媒介化背景下的政治形势。他提到，在西方社会，近几年中虽然政治中的“反对”力量日益壮大，但是这并没有直接导致积极政治活动（如政策的推行和宣传）的出现。网络平台不仅有利于集聚更多“反对派”激进分子的声音，而且还有碍于新的政治组织建立。正如书中所说，“变革的政治行动更多是偏向于短期的破坏性干预措施，并非是长期积极的规划”。
库尔德里对“无发言权的潜在危险”的分析无疑是他力求阐释社会政治与媒介关系的一种可贵的努力。他在这一问题中强调，在目前，政治媒体中的缺席会被认为是缺乏或丧失了权威。除此之外，当今社会中一些类似存在“不实报道”等问题，他也给予了重点关注。库尔德里称，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媒体资本”，这一说法最早由帕特里·克尚帕涅在1990年提出，意指某些利益集团为赢得利润利用名人效应来吸引受众眼球。但是，媒介传播活动最容易把握到的是市场和技术，最难把握的则是关乎各种各样的人与各式各样的社会形态。媒介传播研究在侧重技术和商业层面背后，如今必须重新审视人文和政治方面问题，即民主方面的研究。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因为网络和卫星技术的背后，还有人和社会，文化和文明。此见解会对我们的现实世界带来变革，同时也更加肯定了媒介传播活动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媒介传播活动毕竟有别于市场营销和操控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库尔德里还引用了温迪·葛瑞斯伍德的理论来讨论媒介文化。在文化生产的社会学方面，葛瑞斯伍德与库尔德里一样，对“维系权力关系有何裨益”等问题颇有研究。她在分析“媒介社会与权力”时引入了一种分析手段，称之为“文化菱形”（cultural diamond）。库尔德里大量的媒体理论也巧妙地影射了此观点。“文化菱形”的四个顶点包括了文化对象（文本和文本分析），社交世界（媒介理论），传播者（政治经济学）以及接受者（受众或以社会为导向的媒体理论）。库尔德里在著作中指出，关于媒介政治的研究开启了在社会学研究和媒体学研究相结合的可能，但同时，由于媒介的独特属性，我们需要把它与其他文化领域区分开来，这样才能更有意义地探索媒介与文化社会学领域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库尔德里的关于“媒介文化与权力”的论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媒体特殊性的理解和认识。 本书的最后一章，库尔德里提到媒介道德以及媒介传播均衡性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放到全书的最后，表明了他的研究立场：我们不应该仅停留在“如何运用媒介进行传播”这个问题层面，而应深入分析“如何与媒介共处”。我们从事此类媒介实践，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求，而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媒介、如何与媒介“共处”等问题，也隐含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库尔德里将视角重新回归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上来探讨媒介道德。他在书中提到，这种辩证式的思考始于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自己或他人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他认为，人际交往间关爱、谨慎、诚信等品质，在处理媒介传播问题上同样重要。此外，库尔德里还认为，在个人的价值观念方面，保证话语权也日益显得尤为重要。他谈到，现代民主社会的出发点使每个人的观点都同等重要，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譬如，媒体机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付出努力、提供渠道才能让各个社会群体成员的声音都能得到倾听？怎么才能让这些机构承担起这项责任？应如何将文化社会学中的理论观点运用于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调和媒体权力”和“多样化社会”的双重愿望？这些问题恰恰与库尔德里的观点相吻合：尽管早期倡导因特网民主化趋势的热情很高，但传媒界内部以及通过媒体涌现出的观点仍然大多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人群。由于媒介传播存在不均衡性，库尔德里认为，在“个人化的大众社会”里，我们需处理好自由和平等两个向度。新媒介的个人化趋势是社会多样性、个性化需求在媒介领域中的反映，是现代化媒介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结果；而报刊、广播和电视更多的是面向社会大众，在深度、广度、高度方面更具优势。因此，为了处理好上述两个向度，必须真正提升媒介所发挥的互补作用。尤其是当代社会在制度不稳定化和分众化的新过程中，媒介就更不可或缺。面对一个五十年来更加爆裂、更加不平等、融入因素和社会上升力减少的社会，新技术虽然契合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但也有可能成为各种不平等或各种差异性的物化（reification）工具。现实生活中，大众媒介构成某种“社会网”或“文化网”，因此拥有更加开放的特性。它们有助于不同年龄阶层之间、以往的公众和当代的公众之间的“过度”。
理解一个开放的社会，意味着需要我们探索掌握新的技术，同时还更需要我们认识到无法沟通性、反思文化上的共处。相对于技术发展速度和完善性来讲，媒介传播意味着强调文化传播和社会传播的重要性。库尔德里的这本著作通过分析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学术理论，深刻解读了“数字化民主”的发展前景，同时也丰富了“媒介力量”的学术理论。对我们而言，学习库尔德里的批判性精神，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全面地分析认识新数字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促进社会的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①Nick Couldry：Media，Society， World：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London：Polity，2012
②承继成等：《面向信息社会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导论》[M].商务印书馆，2001
③闵大洪：《数字传媒概要》[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④[美]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 著，熊澄宇 等译：《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