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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迫切的是尽快出台《反商业贿赂法》
6月15日，中国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国掀起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一个高潮。
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2000-2005年，全国工商机关共查处医药购销、商业零售、建筑、旅游等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1.5万多例，案值57.5亿元。而据公安部打击商业贿赂犯罪领导小组负责人称，“目前查办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商业贿赂在中国已经渐渐成为一种潜规则，但一直没有严厉的治理，直至疯狂的医药回扣引起全国民怨沸腾。
2005年5月20日，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厂商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简称DPC）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自1991年到2002年间，向中国医生行贿累计达162.3万美元，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其母公司DPC公司的产品，并从中赚取20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判定，DPC公司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有关人员行贿”的规定，处罚其向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分别交纳200万美元和204万美元罚款，以及75万美元预审费等费用。
令人深思的是，这起发生在中国持续时间长达11年之久的贿赂案件，中国执法机关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这起事件引起舆论哗然，治理商业贿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重视。200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
六大流弊
尽管政府治理商业贿赂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一直效果不佳，这其中制度缺失是根本原因。
一是商业贿赂点多面广，牵涉部门多行业多。商业贿赂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牵涉到诸多部门、行业和人员，使得治理商业贿赂成为一项繁杂低效的工作。
二是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行政干预经济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各种手段获得行政的支持、获得项目、获得特许、获取资源成为可能。这就为搞钱权交易得商业贿赂提供了土壤。
三是监管部门分散，缺乏协调统一和明确的管理责任。已经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初始成员有18个部委，2006年2月又扩充到22个部委，监管部门虽多，却难以形成合力，是否能高效地达到防治商业贿赂的目的值得商榷。比如，根据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的监管部门是财政部门，而查处商业贿赂犯罪的部门是纪检和检察院，对尚未构成犯罪的违规干部处理却牵涉到人事部门，还有对账目进行审计的审计部门，以及诸多相关协助支持部门。众多部门共同管理，诸多环节中，只要一环出现问题，就可能会导致全盘皆输。
四是理念落后。从目前来看，我国治理商业贿赂还处于事后监督阶段，尚未实施由项目预算开始到验收合格结束的程序监督。查处商业贿赂也停留在对“结果合法”的追究上，并不重视程序是否公平公正透明合法。另外，由于监管、查处、处罚政出多门，加之目前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存在缺陷，导致商业贿赂查证难。
五是法律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远远不够。首先是范围界定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贿赂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而经营者的董事、经理、控股人、代理人、雇员等在商业贿赂行为中都有其各自作用，他们共同构成违法行为主体，应承担共谋者的刑事、行政责任和民事侵权连带赔偿责任，但因法律没有规定，相关人便可逍遥法外。
其次，从法律责任的角度看，对商业贿赂的处罚规定不够完善，处罚力度较弱。商业贿赂最直接的目的，是要获得正当竞争所不能得到的商业利益，打击的短期策略必须是“惩处有力”，让贿赂双方得不偿失。比如美国，在1861年林肯就签订了民事性法律来打击国内的商业贿赂，主要在经济上给与处罚，罚款以贿赂所得到的好处和贿赂行为对于公共事业造成的损害作为基础，给予3倍的罚款。而我国的现实是，现有的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应用中很难注意到这一点。处罚都是以贿赂金额作为判罚标准，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是“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而对于商业贿赂大案，比如在建筑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合同金额动辄数十亿元，处罚过于轻微就会失去威慑力。
六是举报人保护制度缺失。商业贿赂秘密进行，往往知情人也是违法者，所以法律必须提供一套举报人无罪和奖励制度，让知情人勇于举报。现在公安机关也在采用奖励制度，但是没有相应的保护制度。行政执法机关把举报人暴露出来导致举报人很可能受到报复。另外，行政执法机关如果不认为举报者举报的情况是严重案件，举报人也很难受到保护。
他山之石
在打击商业贿赂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得经验，有些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经验
1977年，美国制定颁布《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同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美国以及主要发达国家都是成员国）通过了《打击贿赂国际商务活动中外国官员行为公约》。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修订了《反海外腐败法》。
《反海外腐败法》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要求公司根据《反海外腐败法》加强公司财务制度；二是关于反贿赂的规定。如果被定有罪，将对公司处以200万美元以下罚金，对股东、雇员和代理处以10万美元以下罚金并可判五年徒刑。
《反海外腐败法》对“公关费”和贿赂之间的区别做了明确的界定：前者是为了得到某位官员的接见或确保货物能通过海关而支付的费用；后者则是为了影响他人决定或为了得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而支付的费用。同时，根据《不当影响和腐败组织法》，商业贿赂被告的竞争对手可以对其提出诉讼索赔，理由是被告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交易或收益，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
从美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监管方面来看，对商业贿赂的治理主要依靠四个机制：
一是反垄断机制。垄断行为是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最大体现，容易导致商业贿赂行为发生。为此，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采取措施大力打击市场垄断行为，于1890年颁布了《反垄断法》(Anti-trust Act)，其市场反垄断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
二是公平竞争机制。在自由、激烈而又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动态平衡关系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公司采购和营销人员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产品和服务转而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就必然会导致公司产品成本的上升和质量的下降，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无论公司管理层还是股东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三是舆论监督机制。在公开和严格的舆论监督下，任何形式的贿赂都将成为丑闻被公布于众，使行贿和受赌者和公司本身遭到媒体曝光、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同时对自身形象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四是法律机制。严格的反腐败立法和执法是打击商业贿赂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美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打击商业腐败，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日本经验
商业贿赂是日本各种贿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还时常涉及政治领域，造成政坛大地震。当前，日本已经构筑起一整套比较有效的制约机制。
日本刑法将商业贿赂统一为行贿罪和受贿罪，无论在商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具有行贿或者受贿行为的主体必须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
设立保护举报人制度。日本制定了《公益举报人保护法》，努力保护揭发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员违法舞弊行为的举报人。规定要为举报人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其次，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雇或用其他任何形式打击报复举报人。如果发生此类情况，将按有关法律严肃处理。
日本大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严密的防止和制约商业贿赂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招投标制度。只要超过一定数量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项目均采用真实的招投标制度，企业最高领导人不直接参与招标工作，具体招标工作由具体部门组成的招标小组进行。有专人对招标小组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检查监督，防止个别人在招标中营私舞弊，接受贿赂。如企业发现员工利用工作之便接受贿赂，造成企业损失的，除赔偿损失之外，有关人员还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三）韩国经验
韩国曾经是一个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韩国政府历经二十多年反腐败和治理商业贿赂，腐败程度逐渐减轻，商业环境得到改善，社会清廉度明显提高。
2005年3月，韩国政府、政界和经济界共同签署《透明社会协约》，规定了公共部门、政界、经济界和社会公民共建透明、廉洁机制的办法。公共部门的任务包括，由国家清廉委员会、监察院、检察所（院）、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分工协作，建立防止腐败、信息公开、公众监督和纳税人诉讼等机制；加强票务管理；实行公营企业透明经营；加强对公职人员的伦理道德教育等。
政界的任务主要是清除非法政治资金，防止金元选举。经济界的任务是实行伦理经营、透明经营；防止商业贿赂，绘制“反腐败地图”以切断商业贿赂的关系网；加强会计制度的透明度，建立企业内部举报制度等。社会公民的任务是协助建立与反腐败有关的居民传唤制、居民投票制、纳税人诉讼制等机制；制定《透明社会实践市民参与宪章》；参与反腐败社会行动等。
我国香港地区经验
我国香港地区反商业贿赂工作由香港廉政公署（ICAC）负责，廉政公署是与政府机关相脱离的独立反贪机构，其首长廉政专员仅仅向特区政府最高长官负责。同时，特区政府委任由社会各界贤达组成的四人委员会对廉政公署的工作进行监督，委员会的主席由非官方人士担任。
香港特区政府在贪污罪的界定上没有贪污与贿赂之区分，行贿与受贿者都以贪污定罪，先后颁布过3个特别法案：《防止贿赂条例》、《廉政公署条例》和《防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列出了对贪污贿赂的定义、各项罪名的界定和相关细节及处罚措施等。
根据该条例，任何人士向政府雇员或公共机构提供任何利益都属违法。政府雇员未获得政府准许，因公因私均不得随意接受利益。比如，接受下属赠送的结婚礼物也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特别许可，并且有明确的数额限制。
《廉政公署条例》授予廉署调查有关贪污行为的极大权力。如凡获得廉署专员授权的廉署人员，无须拘捕令即可拘捕涉嫌者，进行审问；在调查时，有权直接调查涉案人员的银行账号；执行公务时，有权进入和搜查任何楼宇，不必说明理由就可中止任何官员的工作；必要时还可使用武力。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最迫切的是尽快出台《反商业贿赂法》。整合相关的规定，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等责任追究手段，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其次要制定惩罚性民事赔偿制度，赔偿数额要足够震慑；同时要相应进行行政管理制度的安排，减少行政权力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干预。
6月15日，中国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国掀起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一个高潮。
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2000-2005年，全国工商机关共查处医药购销、商业零售、建筑、旅游等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1.5万多例，案值57.5亿元。而据公安部打击商业贿赂犯罪领导小组负责人称，“目前查办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商业贿赂在中国已经渐渐成为一种潜规则，但一直没有严厉的治理，直至疯狂的医药回扣引起全国民怨沸腾。
2005年5月20日，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厂商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简称DPC）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自1991年到2002年间，向中国医生行贿累计达162.3万美元，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其母公司DPC公司的产品，并从中赚取20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判定，DPC公司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有关人员行贿”的规定，处罚其向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分别交纳200万美元和204万美元罚款，以及75万美元预审费等费用。
令人深思的是，这起发生在中国持续时间长达11年之久的贿赂案件，中国执法机关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这起事件引起舆论哗然，治理商业贿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重视。200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
六大流弊
尽管政府治理商业贿赂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一直效果不佳，这其中制度缺失是根本原因。
一是商业贿赂点多面广，牵涉部门多行业多。商业贿赂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牵涉到诸多部门、行业和人员，使得治理商业贿赂成为一项繁杂低效的工作。
二是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行政干预经济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各种手段获得行政的支持、获得项目、获得特许、获取资源成为可能。这就为搞钱权交易得商业贿赂提供了土壤。
三是监管部门分散，缺乏协调统一和明确的管理责任。已经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初始成员有18个部委，2006年2月又扩充到22个部委，监管部门虽多，却难以形成合力，是否能高效地达到防治商业贿赂的目的值得商榷。比如，根据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的监管部门是财政部门，而查处商业贿赂犯罪的部门是纪检和检察院，对尚未构成犯罪的违规干部处理却牵涉到人事部门，还有对账目进行审计的审计部门，以及诸多相关协助支持部门。众多部门共同管理，诸多环节中，只要一环出现问题，就可能会导致全盘皆输。
四是理念落后。从目前来看，我国治理商业贿赂还处于事后监督阶段，尚未实施由项目预算开始到验收合格结束的程序监督。查处商业贿赂也停留在对“结果合法”的追究上，并不重视程序是否公平公正透明合法。另外，由于监管、查处、处罚政出多门，加之目前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存在缺陷，导致商业贿赂查证难。
五是法律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远远不够。首先是范围界定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贿赂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而经营者的董事、经理、控股人、代理人、雇员等在商业贿赂行为中都有其各自作用，他们共同构成违法行为主体，应承担共谋者的刑事、行政责任和民事侵权连带赔偿责任，但因法律没有规定，相关人便可逍遥法外。
其次，从法律责任的角度看，对商业贿赂的处罚规定不够完善，处罚力度较弱。商业贿赂最直接的目的，是要获得正当竞争所不能得到的商业利益，打击的短期策略必须是“惩处有力”，让贿赂双方得不偿失。比如美国，在1861年林肯就签订了民事性法律来打击国内的商业贿赂，主要在经济上给与处罚，罚款以贿赂所得到的好处和贿赂行为对于公共事业造成的损害作为基础，给予3倍的罚款。而我国的现实是，现有的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应用中很难注意到这一点。处罚都是以贿赂金额作为判罚标准，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是“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而对于商业贿赂大案，比如在建筑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合同金额动辄数十亿元，处罚过于轻微就会失去威慑力。
六是举报人保护制度缺失。商业贿赂秘密进行，往往知情人也是违法者，所以法律必须提供一套举报人无罪和奖励制度，让知情人勇于举报。现在公安机关也在采用奖励制度，但是没有相应的保护制度。行政执法机关把举报人暴露出来导致举报人很可能受到报复。另外，行政执法机关如果不认为举报者举报的情况是严重案件，举报人也很难受到保护。
他山之石
在打击商业贿赂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得经验，有些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经验
1977年，美国制定颁布《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同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美国以及主要发达国家都是成员国）通过了《打击贿赂国际商务活动中外国官员行为公约》。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修订了《反海外腐败法》。
《反海外腐败法》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要求公司根据《反海外腐败法》加强公司财务制度；二是关于反贿赂的规定。如果被定有罪，将对公司处以200万美元以下罚金，对股东、雇员和代理处以10万美元以下罚金并可判五年徒刑。
《反海外腐败法》对“公关费”和贿赂之间的区别做了明确的界定：前者是为了得到某位官员的接见或确保货物能通过海关而支付的费用；后者则是为了影响他人决定或为了得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而支付的费用。同时，根据《不当影响和腐败组织法》，商业贿赂被告的竞争对手可以对其提出诉讼索赔，理由是被告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交易或收益，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
从美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监管方面来看，对商业贿赂的治理主要依靠四个机制：
一是反垄断机制。垄断行为是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最大体现，容易导致商业贿赂行为发生。为此，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采取措施大力打击市场垄断行为，于1890年颁布了《反垄断法》(Anti-trust Act)，其市场反垄断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
二是公平竞争机制。在自由、激烈而又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动态平衡关系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公司采购和营销人员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产品和服务转而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就必然会导致公司产品成本的上升和质量的下降，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无论公司管理层还是股东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三是舆论监督机制。在公开和严格的舆论监督下，任何形式的贿赂都将成为丑闻被公布于众，使行贿和受赌者和公司本身遭到媒体曝光、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同时对自身形象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四是法律机制。严格的反腐败立法和执法是打击商业贿赂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美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打击商业腐败，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日本经验
商业贿赂是日本各种贿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还时常涉及政治领域，造成政坛大地震。当前，日本已经构筑起一整套比较有效的制约机制。
日本刑法将商业贿赂统一为行贿罪和受贿罪，无论在商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具有行贿或者受贿行为的主体必须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
设立保护举报人制度。日本制定了《公益举报人保护法》，努力保护揭发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员违法舞弊行为的举报人。规定要为举报人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其次，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雇或用其他任何形式打击报复举报人。如果发生此类情况，将按有关法律严肃处理。
日本大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严密的防止和制约商业贿赂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招投标制度。只要超过一定数量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项目均采用真实的招投标制度，企业最高领导人不直接参与招标工作，具体招标工作由具体部门组成的招标小组进行。有专人对招标小组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检查监督，防止个别人在招标中营私舞弊，接受贿赂。如企业发现员工利用工作之便接受贿赂，造成企业损失的，除赔偿损失之外，有关人员还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三）韩国经验
韩国曾经是一个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韩国政府历经二十多年反腐败和治理商业贿赂，腐败程度逐渐减轻，商业环境得到改善，社会清廉度明显提高。
2005年3月，韩国政府、政界和经济界共同签署《透明社会协约》，规定了公共部门、政界、经济界和社会公民共建透明、廉洁机制的办法。公共部门的任务包括，由国家清廉委员会、监察院、检察所（院）、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分工协作，建立防止腐败、信息公开、公众监督和纳税人诉讼等机制；加强票务管理；实行公营企业透明经营；加强对公职人员的伦理道德教育等。
政界的任务主要是清除非法政治资金，防止金元选举。经济界的任务是实行伦理经营、透明经营；防止商业贿赂，绘制“反腐败地图”以切断商业贿赂的关系网；加强会计制度的透明度，建立企业内部举报制度等。社会公民的任务是协助建立与反腐败有关的居民传唤制、居民投票制、纳税人诉讼制等机制；制定《透明社会实践市民参与宪章》；参与反腐败社会行动等。
我国香港地区经验
我国香港地区反商业贿赂工作由香港廉政公署（ICAC）负责，廉政公署是与政府机关相脱离的独立反贪机构，其首长廉政专员仅仅向特区政府最高长官负责。同时，特区政府委任由社会各界贤达组成的四人委员会对廉政公署的工作进行监督，委员会的主席由非官方人士担任。
香港特区政府在贪污罪的界定上没有贪污与贿赂之区分，行贿与受贿者都以贪污定罪，先后颁布过3个特别法案：《防止贿赂条例》、《廉政公署条例》和《防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列出了对贪污贿赂的定义、各项罪名的界定和相关细节及处罚措施等。
根据该条例，任何人士向政府雇员或公共机构提供任何利益都属违法。政府雇员未获得政府准许，因公因私均不得随意接受利益。比如，接受下属赠送的结婚礼物也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特别许可，并且有明确的数额限制。
《廉政公署条例》授予廉署调查有关贪污行为的极大权力。如凡获得廉署专员授权的廉署人员，无须拘捕令即可拘捕涉嫌者，进行审问；在调查时，有权直接调查涉案人员的银行账号；执行公务时，有权进入和搜查任何楼宇，不必说明理由就可中止任何官员的工作；必要时还可使用武力。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最迫切的是尽快出台《反商业贿赂法》。整合相关的规定，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等责任追究手段，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其次要制定惩罚性民事赔偿制度，赔偿数额要足够震慑；同时要相应进行行政管理制度的安排，减少行政权力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