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无后来的思想大统一，孔墨庄荀的脉络，当延伸到更远，但君主明察秋毫，哪里会让这种事发生。
　　
　　《尧曰》是《论语》中的一篇，这一篇的首章，通常称为“尧曰章”的，历来有人怀疑未必是《论语》本文，——如不是有这一点不清不楚，以我对孔子的毕恭毕敬，哪里敢在《论话》头上动土呢?不读尧曰云云，只是个题目，说的是先秦至汉代关于尧舜的传说，只是当时人的政治理想，不可以信以为史的。
　　尧舜的传说，周代文献中常见。最近新发现的“清华简”，其中有一篇《保训》，是周文王的遗言，谈到舜的事迹，“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果然是有德之君。如果《保训》是真的(速意味着我会输掉一个打赌)，它就是对舜的最早记载了。
　　《保训》也罢，孔墨也罢，战国人讲的各种故事也罢，在里面，尧舜代表着古人的理想政治，不妨混称之为以德治天下。尧舜本是庶人，因为道德好，百姓归之如流，哭哭啼啼，求他做君主，等到死了，人民如丧考妣。当时也有若干大人物，因为心眼坏，百姓避之如避寇仇，结果这些人失掉权力，下场悲惨。
　　孟子喜欢拿尧舜，还有别的几位有德之君，来鼓励君主行善。如他说商汤，“东面而征，四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还有比这更动人的场面吗?人民如你我者，日盼夜望，等待尧舜这样的圣贤，来做主子，细一想，也是挺可怜的，换一种跪姿，便自以为站起来了。
　　如从两面观，其一是，尧舜的传说，寄托着古人对强权的不满，用道德来抗衡强权，虽然力量上不成比例，至少是发自社会的良心。至于背后的问题——道德就能赋予一个政权合法性吗，有德之人就应该获得对他人的控制权吗，是现代人要考虑的事，而先秦古人，走一步说一步，生民困苦如斯，先解燃眉之急，也不用想那么远。
　　现代政治学者，研究权力如何发生才是合法的，大都认为应以同意为基，人们把自己的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以换取社会合作。这是一种逻辑次序，而非历史的次序。在历史上，从最早的神权，到后来控制分配，通过战争来建立国家，这也管那也管，种种权力，哪有一点是同意而来?
　　尧舜的年代，在中国即将进入文明的前夜，离农业的出现，已有五千年上下了。有了农业，一个人的工作，养活自己之外，竟有相当的剩余，财富于是发生，强权于是出现。但如果没有战争，族群内的公权，就算落入一人之手，对众人的威胁也不算很大，因为这种权力的幅度，和后来的相比，连小巫也谈不上。
　　可以想象两个不同族群的领袖，什么会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那就是打一仗。若从效果来看，战争简直像是领袖之间的共谋，当然，这不是实际的情形。实际的情形是，战争是自然发生的，而且经常由小人物的冲突引起，你抢了我一只羊，我偷了你一只鹿，仇恨积攒，冲突渐烈，然后两位领袖各自站到高处，一个说，我们难道要忍受这个吗，他们要夺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粮食，把我们赶到寸草不生之地，另一个说，他们要杀光我们的男人，让我们的女人替他们生孩子。两个部族群情激奋，献粮献力，为王前驱，任何有异议的人，都被愤怒的人们用石头砸死了。仗打完了，国家有雏形了，就算是胜利一方的人，本来想抢几个俘虏的，自己却成了奴才，权力一旦交出，再也收不回，自由一旦丧失，梦也梦不到了。
　　尧舜正值国家发生之时，这个时代，必然是血腥的，充斥着镇压和征服，而成功者用道德和神意粉饰权力的本性，是所有君主都会的。善良的孔孟，特别是孟子，对强权的异议，被今天的人称为民本思想，也不算是过分的恭维。只是民本不同于人本，当年人民是集体地被强权征服的，但要走回头路，却需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如无个人的解放，大家一股脑儿、一块堆儿就解吊悬了，是绝无可能之事。
　　我们现在重读先秦诸子的著作，常觉温暖，一批思想者，货真价实地，关心人民的命运，他们思考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已至极限，如无后来的思想大统一，孔墨庄荀的脉络，当延伸到更远，但君主明察秋毫，哪里会让这种事发生?汉武之后，尧舜，在孔墨时代尚为寓言的，就坐实为帝王的护身神，道德合法性的象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