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事部的公告中透露出对于高端“海归”的强烈渴求，而人们则对“海归”顺利进入体制效力产生更多期许
近日，人事部一纸公告引发外界关注，这份名为《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公告提出，中国将加大高层次留学人才引进工作力度，“十一五”期间，要使留学回国人员新增人数达到15至20万。
与此相应，今后几年，国家将实施“留学人才创业计划”，支持留学人员以专利、专有技术、科研成果等在国内进行转化、入股，创办企业，加快培育和发展留学人员创业园。“十一五”期间，力争全国各级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达到150家左右，人事部与地方政府共建留学人员创业园达到40至50家，留学人员入园企业达到1万家。
资料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截至2005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93．3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23．3万人，建立留学人员创业园110家，入园企业6000多家，人事部与各地政府共建留学人员创业园29家。
两相对比，可见《规划》任务之艰巨——在未来4年，吸引的“海归”数量相当于过去20余年的总和，新增创业园数量相当于过去20余年的三分之一到—半。
从公告中透露出的对于高端“海归”的渴求相当明显，而由人事部作为公告的发出者，又让人们对于“海归”顺利进入体制效力产生更多期许。
低回归率影响“留学人才安全”
人事部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书面材料阐释了《规划》的背景：“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任务，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广大留学人员热爱祖国，眼界开阔，具有多元化的教育文化背景，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是，现实与上述愿景却有不小的距离。“留学人员回国工作还无法完全适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吸引顶尖人才回国工作力度不够。”
殊为严重的是，2006年夏天，国内已有专家首次提出了“留学人才安全”的概念，并且认为我国“留学人才安全”的现状堪忧。
“所谓‘留学人才安全’可以理解为，在不威胁、不损害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前提下，留学人员适度跨国流动的状态。与此相应，‘留学人才安全问题’则是指，在全球化进程中因留学人才大规模跨国流动而对流出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产生的不良影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对本刊记者说。
他为此做了一系列实证分析：截至2005年底，学成回国工作的留学人员约有23．29万人，仍在外的70．05万留学人员中，有51．28万人在国外进行学习、合作研究、学术访问等，有18．77万人在国外工作并已获外国永久居留权或已加入外国国籍。另外还有因配偶、子女探亲或移民等事由出境并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在当地工作的约30多万人。
“我国27年间的出国留学回归率应该是在25％，即1／4左右。”他说，“有关研究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2／3留学生归国工作，1／3留学生在国外工作和沟通信息，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在2：1是较合理和有利的，而目前中国却呈现1：3的倒比现象。”
这位学者认为，这样的人才外流的状况后果严重，可能导致“人力资源结构失调”、“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缺失”、“国际竞争力受损”、“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受制”等。
“最优秀的20％仍在海外”
美国电子协会在2005年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出生的人才返回中国参与曾经只有在国外才能有的高速经济发展与商业机会。许多返回中国的优秀人才不仅有科技技能，而且还有创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的能力和经验。”
尽管这样的表述显得“忧心忡忡”，但在国内，对于“海归”“含金量”的质疑之声却很强烈。中科院某研究所的所长表示，他吸引到的通常是海外学者里的中流人才，排名前20％的人才大多仍会选择留在海外。媒体援引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的神经学家饶毅的说法作为佐证。这—说法认为，在美国有800至1000名来自中国的顶尖科学家拥有独立的实验室，这些人不太可能回国。
香港科技大学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也表示，他有数据证明，中国留学人才中最优秀的20％还在海外。
同时，在过去的近30年中，中国也看到了高素質的“海归”带来的良好效益。
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海归”主要在科技教育领域做出了贡献，高等院校的一大批学科带头人和各级领导干部，很多都是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几批留学生。有数字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九五”期间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72％，都是“海归”。
到了最近十来年，回国创业的“海归”四分之三都集中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互联网、通讯等行业，还有20％的海归集中在咨询、法律服务和教育等领域。
“海归”正在迅速增加。2005年，从海外回流的人才达到3万人，大大高于1999年时的7000人。但是，今天的“海归”却已不像十几年前那样如鱼得水了，在多重因素中，其一就是盲目出国热带来的“海归”“含金量”下降。
崔大伟曾撰文称“海归人数最近三年的大飞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才引进的困难，在2005年回国的3万人中，50％是本科学历或者学习一年的硕士，大部分是在英国获得一年制硕士却缺乏工作经验的人。他们不是优秀的科学家、学者或者企业家。”
针对高端“海归”明显不足，人事部此次《规划》就将重点锁定在“掌握核心技术、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学术技术领军人才”、“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国际运作能力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以及“具有特定专业技能、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紧缺的专门人才。”
《规划》还提出了“战略型顶尖人才”的概念，其中说，国家正研究实施战略型顶尖人才的专项引进计划，并将采取特殊办法、特事特办的方式，积极引进国家急需的战略型顶尖人才，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重大专项、重大关键技术等实现跨越式发展。
“海归”能否有进入体制效力的“绿色通道”
在过去160年中，跨出国门又学成归来的“海归”曾为艰难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带来新的气息和动力。尽管1978年主持恢复向世界各国派遣留学生的邓小平很大度地说，即使有一半不回来也要派，但今天的中国政府，正尝试以更有吸引力的方式引凤还巢。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就陆续有一些政策出台以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比如，原国家教委于1996年启动实施“春晖计划”，10年来先后出 资1亿多元，资助百余个团组、约2万多人次的在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同时启动了数千个科研或技术项目。
1998年教育部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至2004年，先后共有88所高校聘任了605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122名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直接吸引了299名海外优秀学者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范围内由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已达1万多家，年产值逾300多亿元人民币。
不过，在一些方面，情况并不乐观。通过调查研究，陈昌贵说，目前总的来说，海归自主创业，“非常成功的谈不上，留学人员创业园真正做出比较大成效的不多”。
原因何在?在创业海归看来，赋税高、融资难、信用风险成为留学生回国创业的瓶颈。“我主张进行项目合作，自主创业涉及资金、销售渠道等，这些对留学生来说基本上是空白，因此不妨提供技术，销售等由本土合作企业来做。”陈昌贵说。
对于海归创业，各地政府均有一些政策扶持，2002年，上海实施《留学人员来上海创办软件及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凡是在海外有8年的留学和工作经历、所创办的软件及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注册于2002年元旦之后、注册资金满6．2万美元或50万元人民币的留学人员，都可以向市人事局和市信息办提出申请，经过审批之后可获得政府一次性10万元的无偿资助用于技术研发。
在陈昌贵看来，海归创业一方面需要政府支持，“《规划》在这方面仍然太笼统，需要进一步细化。”另外一方面需要加强可行性和准入机制研究，“不要觉得别人搞了，我也要搞，要更多地跟地方结合，有些企业可能在你这里生长不了。”
至于如何能够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回归，陈昌贵说印度、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们一般在海外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对当地的本国或本地区留学生有翔实的统计，还会分析哪些人重要，尽量为他们提供服务。像印度就有一个人才库，而台湾地区不管留学生是公费自费，回来都可以享受免税，并免机票。
“当然人才外流是发展中国家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韩国等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95％以上的留学生不回来，比我们严重得多，后来随着经济起飞，形势逐渐扭转。现在台湾一个职位，海外有几十个来竞争。经济发展了、发展机会增多是根本。”陈说。
陈提醒，目前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人员已接近饱和，所以“他们要回来还得尽快!”
北京大学学者陈学飞曾经详析了公派留学的巨大收益：为中国教育科技界培育了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新一代学术领导群体，提高了国内的科研水平。
根据他的核算，留学归国人员通过承担国际合作和委托项目，通过科研成果转化，以及通过决策支持研究为国家创造了相当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人均创造直接经济收益为144．2万，而国家公派留学的经费投入与直接的经济收益比为1：10以上。
對此，有分析者认为，公派留学生之所以效益显著，原因之一是他们来自体制并回归体制，有施展影响力的平台。要想吸引高端留学人才回国，并使他们有用武之地，建设一条通往体制内的“绿色通道”至为重要。
近日，人事部一纸公告引发外界关注，这份名为《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公告提出，中国将加大高层次留学人才引进工作力度，“十一五”期间，要使留学回国人员新增人数达到15至20万。
与此相应，今后几年，国家将实施“留学人才创业计划”，支持留学人员以专利、专有技术、科研成果等在国内进行转化、入股，创办企业，加快培育和发展留学人员创业园。“十一五”期间，力争全国各级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达到150家左右，人事部与地方政府共建留学人员创业园达到40至50家，留学人员入园企业达到1万家。
资料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截至2005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93．3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23．3万人，建立留学人员创业园110家，入园企业6000多家，人事部与各地政府共建留学人员创业园29家。
两相对比，可见《规划》任务之艰巨——在未来4年，吸引的“海归”数量相当于过去20余年的总和，新增创业园数量相当于过去20余年的三分之一到—半。
从公告中透露出的对于高端“海归”的渴求相当明显，而由人事部作为公告的发出者，又让人们对于“海归”顺利进入体制效力产生更多期许。
低回归率影响“留学人才安全”
人事部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书面材料阐释了《规划》的背景：“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任务，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广大留学人员热爱祖国，眼界开阔，具有多元化的教育文化背景，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是，现实与上述愿景却有不小的距离。“留学人员回国工作还无法完全适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吸引顶尖人才回国工作力度不够。”
殊为严重的是，2006年夏天，国内已有专家首次提出了“留学人才安全”的概念，并且认为我国“留学人才安全”的现状堪忧。
“所谓‘留学人才安全’可以理解为，在不威胁、不损害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前提下，留学人员适度跨国流动的状态。与此相应，‘留学人才安全问题’则是指，在全球化进程中因留学人才大规模跨国流动而对流出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产生的不良影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对本刊记者说。
他为此做了一系列实证分析：截至2005年底，学成回国工作的留学人员约有23．29万人，仍在外的70．05万留学人员中，有51．28万人在国外进行学习、合作研究、学术访问等，有18．77万人在国外工作并已获外国永久居留权或已加入外国国籍。另外还有因配偶、子女探亲或移民等事由出境并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在当地工作的约30多万人。
“我国27年间的出国留学回归率应该是在25％，即1／4左右。”他说，“有关研究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2／3留学生归国工作，1／3留学生在国外工作和沟通信息，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在2：1是较合理和有利的，而目前中国却呈现1：3的倒比现象。”
这位学者认为，这样的人才外流的状况后果严重，可能导致“人力资源结构失调”、“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缺失”、“国际竞争力受损”、“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受制”等。
“最优秀的20％仍在海外”
美国电子协会在2005年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出生的人才返回中国参与曾经只有在国外才能有的高速经济发展与商业机会。许多返回中国的优秀人才不仅有科技技能，而且还有创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的能力和经验。”
尽管这样的表述显得“忧心忡忡”，但在国内，对于“海归”“含金量”的质疑之声却很强烈。中科院某研究所的所长表示，他吸引到的通常是海外学者里的中流人才，排名前20％的人才大多仍会选择留在海外。媒体援引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的神经学家饶毅的说法作为佐证。这—说法认为，在美国有800至1000名来自中国的顶尖科学家拥有独立的实验室，这些人不太可能回国。
香港科技大学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也表示，他有数据证明，中国留学人才中最优秀的20％还在海外。
同时，在过去的近30年中，中国也看到了高素質的“海归”带来的良好效益。
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海归”主要在科技教育领域做出了贡献，高等院校的一大批学科带头人和各级领导干部，很多都是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几批留学生。有数字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九五”期间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72％，都是“海归”。
到了最近十来年，回国创业的“海归”四分之三都集中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互联网、通讯等行业，还有20％的海归集中在咨询、法律服务和教育等领域。
“海归”正在迅速增加。2005年，从海外回流的人才达到3万人，大大高于1999年时的7000人。但是，今天的“海归”却已不像十几年前那样如鱼得水了，在多重因素中，其一就是盲目出国热带来的“海归”“含金量”下降。
崔大伟曾撰文称“海归人数最近三年的大飞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才引进的困难，在2005年回国的3万人中，50％是本科学历或者学习一年的硕士，大部分是在英国获得一年制硕士却缺乏工作经验的人。他们不是优秀的科学家、学者或者企业家。”
针对高端“海归”明显不足，人事部此次《规划》就将重点锁定在“掌握核心技术、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学术技术领军人才”、“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国际运作能力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以及“具有特定专业技能、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紧缺的专门人才。”
《规划》还提出了“战略型顶尖人才”的概念，其中说，国家正研究实施战略型顶尖人才的专项引进计划，并将采取特殊办法、特事特办的方式，积极引进国家急需的战略型顶尖人才，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重大专项、重大关键技术等实现跨越式发展。
“海归”能否有进入体制效力的“绿色通道”
在过去160年中，跨出国门又学成归来的“海归”曾为艰难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带来新的气息和动力。尽管1978年主持恢复向世界各国派遣留学生的邓小平很大度地说，即使有一半不回来也要派，但今天的中国政府，正尝试以更有吸引力的方式引凤还巢。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就陆续有一些政策出台以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比如，原国家教委于1996年启动实施“春晖计划”，10年来先后出 资1亿多元，资助百余个团组、约2万多人次的在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同时启动了数千个科研或技术项目。
1998年教育部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至2004年，先后共有88所高校聘任了605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122名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直接吸引了299名海外优秀学者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范围内由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已达1万多家，年产值逾300多亿元人民币。
不过，在一些方面，情况并不乐观。通过调查研究，陈昌贵说，目前总的来说，海归自主创业，“非常成功的谈不上，留学人员创业园真正做出比较大成效的不多”。
原因何在?在创业海归看来，赋税高、融资难、信用风险成为留学生回国创业的瓶颈。“我主张进行项目合作，自主创业涉及资金、销售渠道等，这些对留学生来说基本上是空白，因此不妨提供技术，销售等由本土合作企业来做。”陈昌贵说。
对于海归创业，各地政府均有一些政策扶持，2002年，上海实施《留学人员来上海创办软件及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凡是在海外有8年的留学和工作经历、所创办的软件及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注册于2002年元旦之后、注册资金满6．2万美元或50万元人民币的留学人员，都可以向市人事局和市信息办提出申请，经过审批之后可获得政府一次性10万元的无偿资助用于技术研发。
在陈昌贵看来，海归创业一方面需要政府支持，“《规划》在这方面仍然太笼统，需要进一步细化。”另外一方面需要加强可行性和准入机制研究，“不要觉得别人搞了，我也要搞，要更多地跟地方结合，有些企业可能在你这里生长不了。”
至于如何能够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回归，陈昌贵说印度、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们一般在海外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对当地的本国或本地区留学生有翔实的统计，还会分析哪些人重要，尽量为他们提供服务。像印度就有一个人才库，而台湾地区不管留学生是公费自费，回来都可以享受免税，并免机票。
“当然人才外流是发展中国家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韩国等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95％以上的留学生不回来，比我们严重得多，后来随着经济起飞，形势逐渐扭转。现在台湾一个职位，海外有几十个来竞争。经济发展了、发展机会增多是根本。”陈说。
陈提醒，目前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人员已接近饱和，所以“他们要回来还得尽快!”
北京大学学者陈学飞曾经详析了公派留学的巨大收益：为中国教育科技界培育了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新一代学术领导群体，提高了国内的科研水平。
根据他的核算，留学归国人员通过承担国际合作和委托项目，通过科研成果转化，以及通过决策支持研究为国家创造了相当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人均创造直接经济收益为144．2万，而国家公派留学的经费投入与直接的经济收益比为1：10以上。
對此，有分析者认为，公派留学生之所以效益显著，原因之一是他们来自体制并回归体制，有施展影响力的平台。要想吸引高端留学人才回国，并使他们有用武之地，建设一条通往体制内的“绿色通道”至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