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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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还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式上，我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战略，而现有的改革实践已基本证明我国既有的渐进式改革是较为成功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实现了所谓的“增长衔接”（张杰，1999）。改革初期，国家通过价格双轨制、金融补贴以及强有力的金融控制，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稳步下降。而产权相对较模糊的集体经济在地方政府的金融支持下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弥补了国有经济产出的下降。但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集体经济受其模糊产权的限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增长停滞的趋势，此时民营经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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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还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式上，我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战略，而现有的改革实践已基本证明我国既有的渐进式改革是较为成功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实现了所谓的“增长衔接”（张杰，1999）。改革初期，国家通过价格双轨制、金融补贴以及强有力的金融控制，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稳步下降。而产权相对较模糊的集体经济在地方政府的金融支持下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弥补了国有经济产出的下降。但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集体经济受其模糊产权的限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增长停滞的趋势，此时民营经济又依托其合理的产权结构迅速崛起，弥补了经济增长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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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1993年底《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分别简称国开行、进出口行和农发行）相继成立。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政策建议的价值判断基础。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有重大缺陷的、甚至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导的政策建议对现实中产生的许多不公平现象负有很大的责任，甚至给实践中某些毫不顾及公正的不良行为提供了良好的借口。这种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它对“公平”的狭隘的、不恰当的理解，进而赋予效率以一种完全优先于任何其他社会经济目标的追求的地位。
经济增长理论从古典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这其中不仅体现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不同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不断发展。笔者认为，不论是观点和思想的变化，还是方法和工具的进步，都是经济增长理论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本文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综述将同时关注来自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
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是天生的合作伙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国民收人分配结构和储蓄结构的变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注资能力日益减弱，为了满足国有经济持续增长的资金需求，需要国有银行充当将社会资金集结起来，转化为财政资金，代替财政向国有企业注资，所以国有银行同时具有商业性和政策性，同时提供竞争性的金融私人产品和金融公共产品，而且时常被当做配合货币政策反周期操作的工具。在我国，由于国有银行改革总是滞后于国有企业改革，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有银行资金运行与国有企业商品流通之间的啮合故障。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劳动、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基于当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开始关注并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关的研究文献众多，虽然分析的角度存在差异，但共同点在于，制度（制度的表现形式可能多样，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惯例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最终都需要通过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要素诸如资本、技术、贸易等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即实质上还是认为资本、技术等要素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决定因素，制度等要素均是外生的。上述经济增长要素决定论思想可以用流程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和世界。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兴办科技工业园区等各种开发区，使中国抓住了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历史机遇，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中国制造”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事件。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入了研发转移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内外环境条件也难以支撑目前的“中国制造”模式的持续发展。要解决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抓住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研发转移的机遇，必须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定位和强化中国科技园区（国家高新区）的功能，迅速提高中国的创新能力，改变中国在全球化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公司控制权溢价作为公司控制权市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业已形成了日趋成熟的理论体系。相对而言，目前我国公司控制权溢价研究正处起步阶段，理论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实证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丰富。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国内外公司控制权溢价的研究文献进行横向的归纳与梳理，有助于寻找出中外学术差距，以推进中国公司控制权溢价研究的发展与深化。
囿于初期我国股份制改革的“试验田”性质和理论准备的不足、意识形态的颇多禁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设置很不规范，并对公司治理、证券市场运行等造成诸多弊端，因此改革势成必然。但任何制度设计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股权结构旧模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堪称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制度改进。一些人无视历史、超越现实，将其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甚至将其妖魔化为万恶之源，只有民营化、分散化才是不二法门。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有害的。我国证券市场的诸多案例表明，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公司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市场逐渐实现了国际化。外商的大量进入给中国企业发展和产品出口带来了机遇，同时也造成了冲击。其中，冲击最大的并不是大量商品的涌人，而是品牌、特别是强势品牌的涌人。正如美国前克林顿政府的亚洲顾问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教授所说：“现在要想在中国找到一种不基于廉价劳动成本且有国际竞争力的、完全本土化的制造业和服务部门——即既非外国投资的（foreign invested）、也非获得外国特许的（on foreign license）生产和服务——已经很
我国统计制度方法正朝着国际接轨的方向不断迈进，但问题依然不少。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漏统8．8个百分点，消费率低算1．3个百分点，应验了学者们长期偏低的推论。近期笔者经过对现行统计制度方法、数据质量等方面存在缺陷的初步研究，得出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CPI和消费率还应比现行对外公布数据再高一些的结论。统计数据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它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宏观调控的成效。例如，消费价格指数（CPI）如果编制不科学，数值过低，就会在经济过热、投资膨胀时，发出通货紧缩的错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