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二○○六年第十期发表了黄宗智的《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一文，作者主要提出了两个判断以及一个基于这些判断基础之上的政策建言：一、中国人口的食物消费结构发生重要转变，即从以粮食为主的消费型转到粮-肉、鱼并重（相似西方式）的消费型。而种植业内部更有另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即从“以粮为纲”到粮—菜—果兼重型。二、如果能够实现由以粮为主的农场向种—养兼重以及粮—肉—菜兼重农场的转变，就可以吸收足够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并以新型农业结构带来的经济效益增长来消解农业内卷化的压力，从而促使务农报酬的增加。
　　在以上两个判断的基础之上，作者提出应该鼓励在中国发展适度规模的高收入的小农场。
　　作者的以上两个判断虽然依然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尤其是第二个判断（如何在保证粮食总产量稳定的同时实现这个种植结构的转变以及能否真正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平衡问题），但整体上来讲依然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是一个崭新的分析视角。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的政策建言侧重点是否真正可行。
　　作者建议从立法上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的小农场经营模式。这个想法可能来源于作者的代表性著作《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在此书中作者就提出了家庭农场的概念并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但是，正如书中所说，规模受限的家庭农场的经济模式无法适应变化莫测的国内外市场的剧烈的价格变动，使小农家庭“富不过三代”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就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来说，如今的小农面临着更大的市场风险，此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国内外成熟市场的进入壁垒。所以，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对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农场保持乐观的态度。当然，作者的建言中包含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农村信贷和农产品的流通领域，可以说，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华北地区的农村以及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农村所不具备的。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农业确实面临着历史性的发展契机，不过抓住这个契机的关键不是作者作为建言侧重点的小农农场，而是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农民自主的合作化或集体化。笔者也就单纯的农业内部发展提出自己的一点考虑：
　　要想抓住这个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契机必须进行农村、农业相关领域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概括地讲就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农民合作金融 农业保险 流通体制改革”四位一体。具体地讲：一、在不改变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让农民自愿以土地使用权入股或者以其他的形式组织农民自主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比家庭经营更高形式更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应该指明的是这种合作组织可以实现跨村、跨乡乃至更高区域的联合。二、吸纳农民手中的闲散资金，让农民以自愿入股的形式创建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同时，国家控股或者所有的商业金融机构，尤其是资金来源主要是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应该给予必要的低息、无息或者贴息贷款，甚或将扶贫资金以国家公共股的形式注入到农民合作金融机构，提高这些机构对农村发展的扶持能力。三、建立完善农业保险机制。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抗风险能力差，迫切需要农业保险，这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四、深入进行流通体制改革，使农民能够分享流通领域的正当利润。
　　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在今日的市场经济现实下，唯有国家才有可能把农业这个弱势产业扭转为有生气的产业，唯有国家才有可能使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弱势农民得到在市场牟利的机会，唯有国家才具有大规模投资于农业的能力，扭转城市发展中农民日益相对贫穷的局面”，所以要想扎实推进这项改革，关键依然在政府能否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并由上到下坚决执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