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只为自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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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侃完“恰同学少年”,文章一转,在提及总编同学们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旧世界里的人”处戛然而止——“秦朔同学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一财的报纸和电视业务下滑惨烈,他的一位副总编几天前跳槽去了万达。”
  2009年秋我采访吴晓波,两人畅谈中央权力和地方博弈的大命题时,他正面临着中国出版业一次非常相似的“断崖式下滑 ”。
  2005年,吴晓波和几位合伙人共同创办蓝狮子。在4年里,借助他的两本畅销书《激荡三十年》、《大败局》,以及万科和阿里巴巴的企业史,蓝狮子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并确立了在原创财经图书领域的地位。
  2010年,中国出版业的冬天忽然降临,传统渠道开始萎缩,因为介质的变化,年轻人开始数字化阅读。更雪上加霜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财经类出版的连锁打击:之前一度热销的理财、股票投资类图书忽然一本都卖不出去了,企业史类图书的单品销量也大规模下滑。
  当时,蓝狮子的一个编辑部主任跑到他的办公室说:吴老师,我刚从北京回来,北京很多民营的财经类工作室、出版社都关门了,许多国营出版社的财经编辑室都合并到社科编辑室去了,我们怎么办?
  “我说我们就打到最后一个,他们都被砍掉了,市场就空出来了,我们慢慢做,直到中国人民不愿意看财经图书。但是,你靠坚守是不行的,你不转型是不行的,所以还得变。”
  现在,在蓝狮子的整个业务里面,传统出版业务的比重已下降到20%,新增加的80%就是所谓转型的新业务——服务部门和无线部分。吴晓波坦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犯了很多错误。“每年基本上是做5件事要做错4件,烧了很多钱。”
  从事24年的财经写作,吴晓波说等自己做了蓝狮子后,对企业和企业家才有了真正的同理心。“你原来只是一个旁观者,看人家企业是怎么做的,它怎么死掉的,在旁边讲讲风凉话,做评论,当事后诸葛亮。”
  “现在,我知道做企业苦在哪里,难在哪里,转型在哪里,关键在哪里,体验会更深一点。2005年以后,我的理解会跟原来只做媒体记者或者做一个旁观者有很大的区别。”
  他每年的时间基本上三三三分:三分之一时间用来调研、写作,三分之一时间经营公司和旅游,剩下三分之一时间做演讲、在大学里讲课。他另外一个身份是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
  蓝狮子的新办公场地里有一堵墙,上面陈列了82本书。这是他们自2010年以来4年里出版的82家公司案例。其中的三分之一,吴晓波到实地去做过调研。
  “有一些原来很小的企业,现在变成很好的;有一些我们研究时还非常好的,这几年已经变得很糟糕。你看着它们起来,看着他们下去。这些年我对很多公司案例的研究,跟蓝狮子的业务本身有很大的关联度。”
  “经常有人对我说,吴晓波你如果不做蓝狮子,肯定能够写更多的书,能够更多钻研学术。其实,我不后悔,也不认为会更好,因为蓝狮子还是给了我很多到一线去看这些企业的机会。”
  当然,这也让吴晓波在经济上更为富足。

财富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一个前提


  在文人、知识分子、商人的多重角色转换中,吴晓波看上去处理得游刃有余。
  这里也有“另一半”的功劳。据他身边的人透露,蓝狮子的实际运营由精明、能干的夫人来负责。   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清高姿态不同,吴晓波从不忌讳谈钱,他说:“我一直蛮喜欢钱的。”
  众所周知,他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对不动产进行长线投资。在杭州,他拥有十几套房产,包括住宅、商铺、写字楼。他还在千岛湖买了一个140亩的岛。在房地产显露疲态的当下,吴晓波刚刚又入手了一套两千多万的房产。
  “我觉得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被收买。人同此心的话,每个人其实都是很难经受住诱惑的。怎么提升抗拒诱惑的能力呢?如果我足够富有的话,就可以拒绝出卖自己。”此外,“你要在商业界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你肯定会得罪人,一旦得罪人,你会打官司。”
  《大败局》是吴晓波于2000年出版的代表作,该书记录、分析了中国10家中国明星企业的辉煌与陨落。写作时,他说自己一直忧心忡忡,因为只要其中有一家企业告他,他就会很麻烦。
  “后来我想,这样,我拿50万放在边上,万一打官司,大不了这50万没了。然后,我写作的时候小心一点,字字有出处,避免被认为是恶意诋毁这些企业家,用守正之心来面对他们。但是,你真的告我,我也不怕。”
  3年前,这位李普曼的追随者曾和记者谈到他的一个个人观点:以写作为事业,但不以写作谋生,“财富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一个前提。”
  “我从来不认为清高和清贫是知识分子能够保持的,因为人第一都是很虚荣的,第二其实是很难经受住诱惑的。坐怀不乱,大概是阳痿的人才能够做到的。那我就不要让自己去经受这样一个考验就可以了。”
  个人财富的自足,让吴晓波拥有了另一种“清高”的底气。“你现在拿一个亿来收买我,挺难的,我老早就超过一个亿了,你要买我的什么东西?一百亿来买我的话,我可能会动心,如此而已。”
  在新华社当了13年记者,吴晓波深度接触了鲁冠球、宗庆后、马云、张瑞敏、王石等许多企业家,和他们交往甚早,他也为其中一些明星企业写书立传。但是,他强调自己在企业界没有朋友,“我认为我不应该有特别亲密的朋友,这是很危险的。”
  2007年,娃哈哈和达能发生纠纷,宗庆后随后祭出了民族主义大旗。当时,吴晓波为FT中文网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晚上发给了主编张力奋。
  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张力奋就给他打来电话。“他说我收到你的稿件,非常好,但是你的稿子写完以后,你恐怕就要跟娃哈哈断交了。”
  “我说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够看到一个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煽动民族情绪。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财经界必须要有人站出来讲话。我跟这家企业很熟,而且我反对他这样的做法,所以我必须站出来讲话。”
  在那篇文章结尾处,吴晓波写道: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我跟宗先生大概断交了。果不其然,二十多年的交情随后烟消云散。
  吴晓波说自己无所谓。“作为一名财经写作者,他和企业家阶层的关系距离一步之遥是必须的。”

为自己写作


  自1994年起,吴晓波发愿要保持一年一本书的写作速度。
  相比3年前的相见,他的心态已悄然发生了变化——“我现在更多是为自己在写作,我觉得我写得比较开心,言之有物,能够对得起自己这一两年时间就可以了。”
  “我以前写作希望影响什么人,改变社会。今天,我很大的推动力是因为我想解决我自己心里的问题,我对很多问题都有强烈的好奇。那么,这个探索的过程最后是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至于最后哪个年龄段在读,是政府官员在读,还是企业家在读,对我来讲已经不是很重要,也是我掌控不了的一件事情。”
  从《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从《浩荡两千年》到《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吴晓波这些年的写作一直是被“那个问题”推着向前走。
  2004年美国访学归来,他开始着手写作《激荡三十年》,想从企业史角度把改革开放三十年梳理清楚。“写到一大半的时候,发觉中国企业史的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更长跨度来研究,比如企业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使命,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的曲折性。”于是,他以1870年为历史起点着手写《跌荡一百年》,待处理到一半,又发觉需要更长的跨度来研究中国的企业史和商业史,于是有了之后的《浩荡两千年》。
  在这段历时十年的思考、写作期间,国家、企业家的命运以及吴晓波个人的心境也在急剧变动着。
  “2004年我开始写《激荡》的时候,企业界还是信心满满的样子,等到写《跌荡》的时候,国家主义对于民营企业家的压迫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等《浩荡两千年》写完的时候,很多企业老板都开始要移民了。”后来,他又写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希望从历史角度来梳理一下经济改革和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
  政商博弈,民营资本的发展和遭遇的问题,一直是吴晓波的写作主题。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于2013年出版,书名沿袭了钱穆先生的史学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当时,出版社方面和编辑们和他一直协商,希望他能改动下书名。
  “他们说吴老师这个书名没人买,现在大家都关心房子好不好,股票涨不涨,能不能创业,谁还看什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我跟他们说别改了,第一我也想不出什么别的书名来,第二我写的就是这一摊事,就那么卖吧。他们又说书名太长了,能不能简短一点。”
  让吴晓波自觉满意的是,《历代》最终卖出了20万册。
  “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世界很碎片化,越来越浅薄,年轻人不读书,物质主义使得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不可爱。但是,就我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讲,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蛮严肃的,还是有一些人在关心这些特别枯燥、特别宏大的话题。”
  《历代》延续了吴晓波一贯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在他的梳理中,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变革史被归结为“大一统”下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国有官僚资本与民间私营资本之间的进退博弈。在国进民退的现实大背景下,这样的书写显得十分“应景”。
  吴晓波说自己是把现有历史研究中非常冷僻的经济商业史部分打通,“拉回到现代来”。   “ 我觉得我十几年来在学术上最大的一个工作,是建立了我自己的一个坐标系、一些价值观,以及对史料的一种掌握能力。这可能也是学术研究最有趣的一部分,每个人最后是掌握了一套学术工具,你用这套学术工具去解释历史和解释当代。如果还有能力的话,你去看未来的水晶球,看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件更大胆的事情。”
  也有批评的声音。一位历史研究者认为,吴晓波的分析框架看似完美、清晰,实则过于武断、似是而非,譬如忽视了经济演进中的其他因素……
  吴晓波并不讳言自己有“先入为主”的概念预设,不过,这也一样发端于个人史的演进。
  自1990年在新华社跑经济条线,他用两三年跑遍了全国各地,调查了百来家企业,尤其是在浙江省。他一共写过3本研究浙江经济和企业的书:一本是《温州悬念》,是目前发行量最大的一本研究温州模式的书;一本是他在早年完成的《农民创世纪》,话题是有关浙江省专业市场的发展。此外,他还有一本研究娃哈哈的书——《非常营销》。
  在这位“历史的旁观者”眼中,三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正是民营资本的崛起和人们的财富意识的崛起,以及对自我命运的解放意识。
  “我蛮幸运的,一直工作在这么一个地区,如果我是在北方或者在一些国有企业特别强大、政治势力特别强大的地区,可能就观察不到这些特别激烈的变化。”
  我们的宏大叙述、忧国忧民的话题一谈完,他赶着去隔壁会议室主持蓝狮子的一个会议。晚上,还有一场麻将之约在等着他。“还有什么比生活的乐趣更重要的呢?”

“这个城市在气质上给我最大的启发,
  是认为生活比工作更重要”


  人物周刊:一般来说,企业所在的城市往往会给企业打上精神文化的烙印,杭州给您的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杭州是商业相对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但是它又不是属于像北京、上海这样特别喧嚣的中心城市。所以,在这个杭州做一个文化公司,第一是能够感受到商业最前沿的气息,第二相对能够比较安心地做一些像编辑、创意的工作。所以,你看,杭州的文创产业蛮发达的。
  人物周刊:杭州精神是怎么深入到你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
  吴晓波:杭州这个城市在气质上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认为生活比工作更重要。这个城市本身就有这样一种氛围。在我的生活中,我也这么认为,我认为家庭和生活快乐比工作更重要,我不会没日没夜地去工作。
  人物周刊:您在上海念书、工作过。相比上海,在跟杭州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您有什么样的印象?
  吴晓波:我本身就是杭州人。杭州人和上海人最大的区别是,上海相对来讲比较斤斤计较,自我保护的这种意识特别的强。相对,杭州是一个比较平和的城市,然后大家都比较富足,互相的关系更亲密。比如说在杭州,我喜欢打麻将,我如果5点钟开始请人打麻将,大概6点半就可以聚得起来。你在上海5点钟请人打麻将,说6点半聚在一起,你肯定在折磨人家了。上海人跟人的关系更客气一点,杭州更像家里人一点。相比,杭州是一个更小、比较适合居住的城市。
  人物周刊:怎么看待杭州这个城市的精神?
  吴晓波:我觉得杭州精神最大的特点就是飘忽不定,它不是一个有特别鲜明的城市特征的区域。它很古老,曾经是一个帝国的都市,第二它很优美,有像西湖这样一个自然环境。
  但是,它的气质非常飘忽不定,人来人往。这个城市的市民比较注重工作和生活的质量,所以竞争也不是特别的激烈,但是物价很高,主要是房价有点贵。
  人物周刊:对于杭州,自然、精致、开放、包容,哪个词更能概括这个城市的性格?
  吴晓波:自然。
  人物周刊:您觉得杭州的自然气息、人文气息,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晓波:我认为体现在历史上。像我这么一个杭州人走在杭州街巷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条马路是当年司徒雷登住过的地方,再旁边一点是戴望舒写《雨巷》的地方,再往那边看看,是当年宋美龄和蒋介石住的地方,再看看那个是苏小小的墓,那个是苏东坡的。
  杭州的城区面积很小,在全国的省会城市里面,大概排在倒数第三、第四位。但是,它在南宋以后是江南的一个后花园,很多文人逸士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过。如果你对中国的文化史比较有兴趣和有一定认识的话,你会发觉你是在历史中散步。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西湖边请朋友。我随便站在西湖边的任何一个地方,东西南北一指,大概可以指出10个历史遗迹给他们看。
  在别的城市,可能就没有那么密集的历史感。
  人物周刊:杭州哪个地方对您来说意义最为重大?
  吴晓波:家。我自己买的第一套商品房就在运河边,我现在还住在离那个房子不远的另外一个小区的运河边。我写作的时候,我那个书桌是面对着运河的。
  对我来讲,运河是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所在。小时候我们会在运河里游泳,我读初中的时候在运河里游泳,后来就不能游了,河水变得很臭了。这两年河水又慢慢好起来了。京杭大运河北面是积水潭,南面是艮山门,我住的那个地方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地段。
  人物周刊:你从来没有想过离开杭州吗?在更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其他的可能性么?
  吴晓波:我就没有想过,没有过这样的选择。我的女朋友在杭州,所以我大学毕业,我就得回来,我双方父母都在这儿,回来以后很快就生小孩。我觉得杭州确实挺好的,它不偏远,所有的商业氛围、文化氛围,这些都有。这儿你可以认真地看书,然后写点东西。
  我在上海曾经呆过半年。基本这半年就处在“接客” 状态,我根本没有办法待,因为上海是一个码头,然后我的朋友比较多,人来人往,几乎每天都会有人问我吴晓波你在哪儿呢,过来喝茶吧。半年处在接客状态,根本安不下心来写东西。但是,要是朋友们到杭州来看我,他其实得下点工夫飞到杭州来,就会好很多,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蛮好的。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 如果你在很年轻时没有离开杭州,以后就不会离开了。
  吴晓波:其实还是因为朋友和亲人,这是每个城市对你的意义。我也很喜欢上海,在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面,我最喜欢上海,主要是因为我在上海的同学、朋友有很多。杭州也一样。
  人活到后来,这个城市的大小跟你关系都不大,关键还在于你在这个城市里,晚上有一些朋友、客户一起喝茶,周末大家可以一起玩,因为还是活在社交圈子里,一个比较真实的社交圈子里。纽约也很好,但是,纽约跑进去人生地不熟的,巴黎也很好,但是,这个城市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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