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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不仅是某一地理位置的语言标记，还是人们某种心理愿望和精神信仰的寄托，是人们某种生活方式、社会状况的鲜活反映。正因为地名与人类生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地名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失去生命力，但现今人们对地名的滥用、更改和摒弃在一定程度上使地名失去了原始的味道，不利于中国传统地名文化的保留和传承。面对这些地名“危机”，我们需要继续寻求更好的办法，使地名文化能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汉语地名 文化解析 一地多名 一名多地 方言地名 地名研究
地名的起源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创造语言的洪荒时代，因为语言的产生是地名起源的先决条件。地名的出现比文字的出现要早很多，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以口述记录地名，而文字产生之后，地名才得以用文字传承下来。[1]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地名产生之后，针对汉语地名的研究也开始萌芽并逐渐发展。在古代，许多前人已经关注地名的研究，以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等著作为主要依据。近代以来，人们继续研究汉语地名，初步形成了地名学这一学科领域。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语言文字的发展，汉语地名研究随时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和挑战。本文旨在提出笔者在探讨汉语地名知识的过程中遇到的三个主要问题及其文化解析。
一、一地多名现象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一地多名现象都普遍存在。以北京为例，北京这个地方并不是一开始就叫北京。西周初，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因城西北今德胜门外有蓟丘而得名，因此北京曾被称为“蓟”或“蓟丘”；《尔雅·释地》中提到：“燕曰幽州。”[2]可见在上古时代，北京地区一度被称为“幽州”。汉代时北京被设为涿郡，辽时称为燕京，金时称为中都，元代改为大都，近代曾被称为北平，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的地名才暂时固定下来。为何同一个地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地名变换如此频繁呢？从上述所举的例子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个中端倪——北京这一地区地名的变更几乎都出现于改朝换代的时间段上，这就暗示了地名变化与政治变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如果说北京地名的变化与政治有关，那么杭州这一地方地名变化的原因则显得多样化。杭州在吴越时期是都城，宋？钱俨《吴越备史》载：唐乾宁三年，淮师杨行密率军攻打杭州，先遣僧人祖肩去杭密探，祖肩探后回报杨行密曰：“此腰鼓城也，击之终不可得。”杨行密收兵而归。后便称杭州为“腰鼓城”。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七：“杭州城曰武林，又曰钱塘。”[2]由此可以推测，杭州还有“武林”“钱塘”这两个别称。此外，杭州还有“临安”“凤凰城”“衣锦城”之称。与北京地名变化不同的是，杭州地名的变化不仅跟政治有关，还和地理特征及杭州城的形状有关。
拥有多个名称的地方还有很多，南京有“石头城”“金陵”“建业”之称，成都有“芙蓉城”“锦官城”之称，厦门有“鹭屿”之称等。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一地多名的现象有诸多弊端：一方面，一地多名现象使人们难以确定何种场合该用哪种名称，可能会出现词不达意或者存在歧义的情况。如杭州的别称“凤凰城”可能会与湖南省凤凰古城相混淆；另一方面，一地多名现象会给人们对地名文化系统进行整理和规范增加难度。
二、一名多地现象
一名多地现象虽不如一地多名的现象存在的范围广泛，但也值得关注。据笔者观察发现，我国大部分城市存在着街道名与其他城市相同的现象，而这些反复出现的街道名又以中山路、人民路、解放路、中华路、建设路、文化路、新华路、朝阳路出现的频率最高。
从以上几个高频率街道名称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重复出现的街道名称无一不体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这在无形中又契合了以上地名变化与政治变动有关之说。如“朝阳路”体现了面向太阳，前途一片光明的美好景象和积极的态度，“人民路”体现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给予人民亲切感和自豪感。然而，凡事有利有弊，一名多地的现象也会造成一定的麻烦。在使用这些重复出现的地名时，若不加以说明，我们可能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另外，一名多地还导致各城市缺乏特色优势，很多城市的繁华地带都集中于这些名称高频率重复出现的街道，这就使得一个城市难以打出专属于自己的王牌。
三、方言地名现象
在地名的渊源解释中，有一种比较独特的命名原则——以少数民族方言语音的谐音来命名。[3]此类方言地名多出现于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如西南的广西、云南，西北的新疆、西藏，北方的内蒙古以及东北的黑龙江、吉林等。从中国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云南曲靖、广西大部分地区都出现带有“那”字的地名。[3]笔者作为广西的一名壮族人，对此深有体会。远至广西边境的“那坡”，近到笔者的家乡“那买”（村名），带“那”字的地名俯拾皆是。另外带有“都”“古”“六”字的地名也是古代壮族人留下来的，[1]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的“都安”“古河”“六也”等。同样的情况也无一例外地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像西藏的“纳木错”在藏语中是“天湖、神湖”的意思，新疆的“塔里木”是维吾尔语中“众水之汇”之意，河西走廊的疏勒河取义于蒙语的“多水”，东北松花江则取义于女真语中“白色的江”。这些例子说明部分汉语地名的渊源是与少数民族方言息息相关的，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名都可以在语音或者意义上找到各自在方言中的对应。
方言地名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方言口语和汉字发展速度的差异以及人们对传统风俗习惯的保守心理造成的。一方面，在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行书、楷书一系列的“进化”，语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非常缓慢，基本上还保留古代的发音，加上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这就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地名与现今汉字的脱节。另一方面，出于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和信仰，人们不愿意放弃具有本民族特性的东西，这一点可以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分析得出。
乍一看，方言地名不但没有不良影响，而且还丰富了汉语地名。但实际上，我国方言退化形势严峻，笔者发现，即使是在偏远的农村，很多人会出现使用普通话比使用方言更为熟练的情况，有的甚至因为迁居而完全不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按照这个趋势，也许数年之后，方言可能会绝迹。若真如此，那么原本这些方言地名意义又何在呢？当方言消失之后，以方言为基础命名的地名就失去了含义而成为毫无生机、杂乱无章的文字，这不利于地名文化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事物的发展都经历一个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地名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地名从诞生到今天，经历了实践和历史的种种考验，流传下来的必定有其价值，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在保证其原始价值不丢失的前提下挖掘其潜在的价值，让地名能够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更好更有效地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华林甫.中国地名史话[M].济南：齐鲁书社，2006.
[2]李湧，李乔，主编.中华事物别称溯源趣典[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3]王国安，王小曼.汉语词语的文化透视[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黄凤，女，广西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语用学、应用语言学）
（责任编辑 象话）
关键词：汉语地名 文化解析 一地多名 一名多地 方言地名 地名研究
地名的起源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创造语言的洪荒时代，因为语言的产生是地名起源的先决条件。地名的出现比文字的出现要早很多，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以口述记录地名，而文字产生之后，地名才得以用文字传承下来。[1]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地名产生之后，针对汉语地名的研究也开始萌芽并逐渐发展。在古代，许多前人已经关注地名的研究，以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等著作为主要依据。近代以来，人们继续研究汉语地名，初步形成了地名学这一学科领域。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语言文字的发展，汉语地名研究随时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和挑战。本文旨在提出笔者在探讨汉语地名知识的过程中遇到的三个主要问题及其文化解析。
一、一地多名现象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一地多名现象都普遍存在。以北京为例，北京这个地方并不是一开始就叫北京。西周初，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因城西北今德胜门外有蓟丘而得名，因此北京曾被称为“蓟”或“蓟丘”；《尔雅·释地》中提到：“燕曰幽州。”[2]可见在上古时代，北京地区一度被称为“幽州”。汉代时北京被设为涿郡，辽时称为燕京，金时称为中都，元代改为大都，近代曾被称为北平，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的地名才暂时固定下来。为何同一个地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地名变换如此频繁呢？从上述所举的例子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个中端倪——北京这一地区地名的变更几乎都出现于改朝换代的时间段上，这就暗示了地名变化与政治变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如果说北京地名的变化与政治有关，那么杭州这一地方地名变化的原因则显得多样化。杭州在吴越时期是都城，宋？钱俨《吴越备史》载：唐乾宁三年，淮师杨行密率军攻打杭州，先遣僧人祖肩去杭密探，祖肩探后回报杨行密曰：“此腰鼓城也，击之终不可得。”杨行密收兵而归。后便称杭州为“腰鼓城”。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七：“杭州城曰武林，又曰钱塘。”[2]由此可以推测，杭州还有“武林”“钱塘”这两个别称。此外，杭州还有“临安”“凤凰城”“衣锦城”之称。与北京地名变化不同的是，杭州地名的变化不仅跟政治有关，还和地理特征及杭州城的形状有关。
拥有多个名称的地方还有很多，南京有“石头城”“金陵”“建业”之称，成都有“芙蓉城”“锦官城”之称，厦门有“鹭屿”之称等。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一地多名的现象有诸多弊端：一方面，一地多名现象使人们难以确定何种场合该用哪种名称，可能会出现词不达意或者存在歧义的情况。如杭州的别称“凤凰城”可能会与湖南省凤凰古城相混淆；另一方面，一地多名现象会给人们对地名文化系统进行整理和规范增加难度。
二、一名多地现象
一名多地现象虽不如一地多名的现象存在的范围广泛，但也值得关注。据笔者观察发现，我国大部分城市存在着街道名与其他城市相同的现象，而这些反复出现的街道名又以中山路、人民路、解放路、中华路、建设路、文化路、新华路、朝阳路出现的频率最高。
从以上几个高频率街道名称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重复出现的街道名称无一不体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这在无形中又契合了以上地名变化与政治变动有关之说。如“朝阳路”体现了面向太阳，前途一片光明的美好景象和积极的态度，“人民路”体现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给予人民亲切感和自豪感。然而，凡事有利有弊，一名多地的现象也会造成一定的麻烦。在使用这些重复出现的地名时，若不加以说明，我们可能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另外，一名多地还导致各城市缺乏特色优势，很多城市的繁华地带都集中于这些名称高频率重复出现的街道，这就使得一个城市难以打出专属于自己的王牌。
三、方言地名现象
在地名的渊源解释中，有一种比较独特的命名原则——以少数民族方言语音的谐音来命名。[3]此类方言地名多出现于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如西南的广西、云南，西北的新疆、西藏，北方的内蒙古以及东北的黑龙江、吉林等。从中国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云南曲靖、广西大部分地区都出现带有“那”字的地名。[3]笔者作为广西的一名壮族人，对此深有体会。远至广西边境的“那坡”，近到笔者的家乡“那买”（村名），带“那”字的地名俯拾皆是。另外带有“都”“古”“六”字的地名也是古代壮族人留下来的，[1]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的“都安”“古河”“六也”等。同样的情况也无一例外地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像西藏的“纳木错”在藏语中是“天湖、神湖”的意思，新疆的“塔里木”是维吾尔语中“众水之汇”之意，河西走廊的疏勒河取义于蒙语的“多水”，东北松花江则取义于女真语中“白色的江”。这些例子说明部分汉语地名的渊源是与少数民族方言息息相关的，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名都可以在语音或者意义上找到各自在方言中的对应。
方言地名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方言口语和汉字发展速度的差异以及人们对传统风俗习惯的保守心理造成的。一方面，在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行书、楷书一系列的“进化”，语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非常缓慢，基本上还保留古代的发音，加上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这就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地名与现今汉字的脱节。另一方面，出于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和信仰，人们不愿意放弃具有本民族特性的东西，这一点可以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分析得出。
乍一看，方言地名不但没有不良影响，而且还丰富了汉语地名。但实际上，我国方言退化形势严峻，笔者发现，即使是在偏远的农村，很多人会出现使用普通话比使用方言更为熟练的情况，有的甚至因为迁居而完全不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按照这个趋势，也许数年之后，方言可能会绝迹。若真如此，那么原本这些方言地名意义又何在呢？当方言消失之后，以方言为基础命名的地名就失去了含义而成为毫无生机、杂乱无章的文字，这不利于地名文化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事物的发展都经历一个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地名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地名从诞生到今天，经历了实践和历史的种种考验，流传下来的必定有其价值，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在保证其原始价值不丢失的前提下挖掘其潜在的价值，让地名能够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更好更有效地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华林甫.中国地名史话[M].济南：齐鲁书社，2006.
[2]李湧，李乔，主编.中华事物别称溯源趣典[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3]王国安，王小曼.汉语词语的文化透视[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黄凤，女，广西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语用学、应用语言学）
（责任编辑 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