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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卓的第二任秘书袁江至今还记得12年前的那次重庆之行。他跟随陈卓去重庆考察当地的律师事务所，闲暇之余去参观了大足石刻。
在一尊“六趣生死轮”的石刻面前，众人决定各自分享一下这辈子感觉最痛苦的事情，许多人表达了工作带来的煎熬，或者俗事的困扰，轮到陈卓时，他说：“没有工作是这辈子最痛苦的事。我下辈子还是要做这些事，与法治事业相关的工作是我最热爱的工作。”
“他的意志，有的人也许无法理解。
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史中，陈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
但针对自己的功劳，陈卓反复说的是，“不是我的功劳”、“我没有多大功劳”、“都是他们的功劳”。
直到陈卓最近逝世，法学家江平、司法部原副部长段正坤等人才向媒体证实，主持建立中国政法大学特殊教学体制、“导师组”计划都跟陈卓有莫大的关系。比如，建立法大研究生院“导师组”的事情，是陈卓一一与准备延请的法学教授谈的，他还把自己的专车贡献出来，接送老教授。
有人回想陈卓当年为何谦逊得近乎卑微，认为有个因素可以解释：陈卓本不是科班的法律人，他以老革命家的身份，经历了太多的政治事件，政治上的风谲云诡，让他时时保持着克制与谦逊的作风，以至于在开拓法治事业的时候维持了这种风格，离休多年依然难以改变。
“陈卓的意志，现在的人也许无法理解。设身处地去想，如果你在工作单位遭遇不公，被剥夺了晋升的机会，你还会不会卖力工作？”司法部副部长段正坤说，他甚至都没见过陈卓发脾气，哪怕一次，都没有。
陈卓历任河北省公安厅经保处处长、副厅长。1959年，陈卓被调到了西藏任工委社会部副部长。“文革”开始后，陈卓被冠以“特务”、“叛徒”等一系列罪名，在天津的亲人也受到株连，夫人王秀琴被批判，患上了脑血栓。
在司法部恢复重建的时候，陈卓是部里最年轻的副部长，中央几乎已经内定陈卓担任下一届司法部部长，但由于一些工作以外的原因，陈卓被委以了筹建中国政法大学这个在当时看来十分棘手的任务，远离了司法部的权力中心。
陈卓发脾气，江平倒是见过，只有一次。他在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院教学工作的时候，学生们曾经请了一个美国的合唱团来校参与学生活动，江平也欣然参加，陈卓知道后，批评江平：“这么大的事（涉外），你起码告诉校领导一声啊！”江平说，跟陈卓共事这么多年，他的特点就是很“沉着”。
袁江曾经告诉媒体，晚年的陈卓在对自己的克制方面其实有了一些松动，当然，这种松动往往只有至亲至密的人才有幸得见。“我有时候去看他，他看到有关贪污腐败的法律事件时，有时候也会对这些负面的消息谈一些意见。”袁江说。
陈卓的夫人王秀琴也接受了媒体采访，媒体几乎得出一致的观点：陈卓的克制与谦逊可以说几乎伴随了他整个职业生涯，西藏时期如此，北京时期更是如此。据说，在西藏工作时期，他与家人的联系也少之又少，以至于他回到北京之时，孩子还一度不让他进家门，竟称不认识陈卓，不肯相认。
为“四人帮”提供辩护
1980年2月，在西藏工作了21年的陈卓接到一个重大的使命，赴京出任重新组建的司法部副部长，主管“文革”后全国律师公证队伍的重建工作。
但比起家人的不满，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陈卓更急于处理的是在司法部的工作，律师公证工作根本就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回京后，因为要立刻起草《律师暂行条例》，陈卓拿起了当时仅有的几本法学书，开始边学边干。没过多久，他就能把刑法完全背下来了。段正坤说，“他有专门的本子用来记知识、笔记，每份有关工作的文件、法律材料他都会认真地去看。”有时候学到很晚，段正坤知道劝不动陈卓去休息，就去找王秀琴谈，夫人摇摇头说：“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让他多学一学吧。”
陈卓怎么学的法律，恐怕只有挑灯夜读的他自己知道，但学以致用的他，能和江平、张晋藩等法学大家对话、探讨。
但此时，有一项更繁重、紧迫的工作难题在等着陈卓，那就是为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提供法律辩护。
陈卓作为司法部分管副部长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并担任法庭管理组、律师辩护组、技术工作组组长。律师辩护组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谁来辩护？选哪些律师来辩护？
当时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内遴选20名有较高知名度、有丰富的经验的律师来承担。经过陈卓领衔的“律师小组”的多方物色与遴选，初步确定了一个包括韩学章、马克昌、张思之等人在内的18名律师上报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关于这个名单，张思之回忆说：“人们可以各有观点，允许乐山或者乐水，但有一点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在参与两案审理的检察、法院和律师三支队伍中，只有律师是百分之百的纯专业人士，因此在执业中不但没给人以笑柄，而且当时极少受到旁观大众的指摘。”
陈卓一开始打算让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律师陈守一担任律师组组长，但陈守一坚决不干，他的家人也反对他为“四人帮”辩护。陈守一的妻子痛斥陈守一：“当年他们那样对你，现在你却要为他们辩护？”陈卓百般劝说无果，无奈之下，他排除了陈守一，让张思之当了组长。
根据被告人的要求选定辩护人人选，其实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这些律师虽然暂时卸下了“为恶人辩护”的包袱，但是提到为江青辩护，依然有所疑虑。最开始作为江青辩护人人选的北京律师马荣杰，素以高调著称，在律师组开展工作以后，多次向外媒爆料审判细节，结果被替换。替补的傅志人则在与江青见面以后，被其拒绝了。随后张思之、朱华荣等人都没有被挑上，江青拒绝了所有律师。
值得一提的是，安排张思之为李作鹏提供辩护，正是陈卓的决定。在江青拒绝律师以后，陈卓对张思之说：“李作鹏今天提出要律师，他是破译密码的专家，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专业律师，你去吧。”陈卓还提醒张思之，李作鹏不好对付，不能掉以轻心。
“没有他，就没有全国律协的今天” 1984年10月，震惊世界的台安律师案发生。
辽宁省台安县法律顾问处的两名律师王力成与王志双被鞍山市检察院以某案存放在该法律顾问处的卷宗丢失为由逮捕，不久，该法律顾问处主任王百义也被逮捕。时称“台安三律师案”。
当时国内的法治环境还不成熟，有司法机关认为律师“为被告人出谋划策”是恶行，应该受到惩处。但这种罪名是不切实际的，鞍山市检察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最终对王力成等律师宣布了取保候审。随后，陈卓安排王力成进京，到司法部报到。
事后，王立成回忆道，“我当时从一个小站爬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在天津中转的时候我差一点被警察拿下，好歹‘混进’了司法部，满面灰尘，鬼头鬼脑的我，让奉陈卓的命令接待我这个不速之客的中华全国律协会主任郭阳吓了一跳”。
“不到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没有书柜，没有沙发，没有一样像样的摆设，桌上放着一摞报纸，很难相信这是一个部长的办公室。”王力成回忆，第一次见陈卓，陈卓就给他一种简朴、宽厚的印象。“安排我在招待所住宿的时候，也是跟邹瑜部长打过招呼，然后亲自交代韩庆玉所长，很难想象，一个访客到司法部住宿吃饭，还要由正副两个部长做决定。”
陈卓与王力成谈了一番话，让郭阳送王力成去招待所住下，后来又时时给他传话，让他改改自己的脾气，少说制造对立关系的话。另一边，陈卓领导全国律协积极配合司法部、“两高”进行调查，调动了各种资源，还仿照西方国家的模式，特意召集了国内知名的法律专家张友渔、余叔通、陈光中等人举行了中国最早的法律论证会，讨论结果由全国律协整理后呈交给了中央政法委。这些调查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答案：“台安三律师案”是错案。
时隔多年，张思之和王力成谈起陈卓在全国律协的工作的时候，依然充满怀念与叹惋之情，“没有陈卓，就没有律师组的成功辩护，也就没有四人帮的成功审判；没有陈卓，也没有全国律协的今天。”
今年3月21日，在陈卓遗体告别的现场，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敬献花圈；已届83岁耄耋之年的江平与陈光中教授，他们是陈卓的老搭档；更多的，还有是陈卓的老部下……与会人员无不触目伤怀。
江平评价他为“一位为当代中国法治奠定根基的人”。如果有一个人，能让司法部、法学界、律师界的人为他齐聚一堂，分享纪念，那就是陈卓。然而，陈卓的往事却如同他低调的人生一样，尘封在历史橱窗少人问津的角落。
审判“四人帮”、建立中国政法大学、组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哪一个不是足以改变中国法治进程的事件？而重要参与人，最近逝世的前司法部副部长陈卓却极少留下只言片语。他总是在不声不响中践行着自己的法治梦。
在一尊“六趣生死轮”的石刻面前，众人决定各自分享一下这辈子感觉最痛苦的事情，许多人表达了工作带来的煎熬，或者俗事的困扰，轮到陈卓时，他说：“没有工作是这辈子最痛苦的事。我下辈子还是要做这些事，与法治事业相关的工作是我最热爱的工作。”
“他的意志，有的人也许无法理解。
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史中，陈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
但针对自己的功劳，陈卓反复说的是，“不是我的功劳”、“我没有多大功劳”、“都是他们的功劳”。
直到陈卓最近逝世，法学家江平、司法部原副部长段正坤等人才向媒体证实，主持建立中国政法大学特殊教学体制、“导师组”计划都跟陈卓有莫大的关系。比如，建立法大研究生院“导师组”的事情，是陈卓一一与准备延请的法学教授谈的，他还把自己的专车贡献出来，接送老教授。
有人回想陈卓当年为何谦逊得近乎卑微，认为有个因素可以解释：陈卓本不是科班的法律人，他以老革命家的身份，经历了太多的政治事件，政治上的风谲云诡，让他时时保持着克制与谦逊的作风，以至于在开拓法治事业的时候维持了这种风格，离休多年依然难以改变。
“陈卓的意志，现在的人也许无法理解。设身处地去想，如果你在工作单位遭遇不公，被剥夺了晋升的机会，你还会不会卖力工作？”司法部副部长段正坤说，他甚至都没见过陈卓发脾气，哪怕一次，都没有。
陈卓历任河北省公安厅经保处处长、副厅长。1959年，陈卓被调到了西藏任工委社会部副部长。“文革”开始后，陈卓被冠以“特务”、“叛徒”等一系列罪名，在天津的亲人也受到株连，夫人王秀琴被批判，患上了脑血栓。
在司法部恢复重建的时候，陈卓是部里最年轻的副部长，中央几乎已经内定陈卓担任下一届司法部部长，但由于一些工作以外的原因，陈卓被委以了筹建中国政法大学这个在当时看来十分棘手的任务，远离了司法部的权力中心。
陈卓发脾气，江平倒是见过，只有一次。他在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院教学工作的时候，学生们曾经请了一个美国的合唱团来校参与学生活动，江平也欣然参加，陈卓知道后，批评江平：“这么大的事（涉外），你起码告诉校领导一声啊！”江平说，跟陈卓共事这么多年，他的特点就是很“沉着”。
袁江曾经告诉媒体，晚年的陈卓在对自己的克制方面其实有了一些松动，当然，这种松动往往只有至亲至密的人才有幸得见。“我有时候去看他，他看到有关贪污腐败的法律事件时，有时候也会对这些负面的消息谈一些意见。”袁江说。
陈卓的夫人王秀琴也接受了媒体采访，媒体几乎得出一致的观点：陈卓的克制与谦逊可以说几乎伴随了他整个职业生涯，西藏时期如此，北京时期更是如此。据说，在西藏工作时期，他与家人的联系也少之又少，以至于他回到北京之时，孩子还一度不让他进家门，竟称不认识陈卓，不肯相认。
为“四人帮”提供辩护
1980年2月，在西藏工作了21年的陈卓接到一个重大的使命，赴京出任重新组建的司法部副部长，主管“文革”后全国律师公证队伍的重建工作。
但比起家人的不满，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陈卓更急于处理的是在司法部的工作，律师公证工作根本就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回京后，因为要立刻起草《律师暂行条例》，陈卓拿起了当时仅有的几本法学书，开始边学边干。没过多久，他就能把刑法完全背下来了。段正坤说，“他有专门的本子用来记知识、笔记，每份有关工作的文件、法律材料他都会认真地去看。”有时候学到很晚，段正坤知道劝不动陈卓去休息，就去找王秀琴谈，夫人摇摇头说：“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让他多学一学吧。”
陈卓怎么学的法律，恐怕只有挑灯夜读的他自己知道，但学以致用的他，能和江平、张晋藩等法学大家对话、探讨。
但此时，有一项更繁重、紧迫的工作难题在等着陈卓，那就是为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提供法律辩护。
陈卓作为司法部分管副部长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并担任法庭管理组、律师辩护组、技术工作组组长。律师辩护组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谁来辩护？选哪些律师来辩护？
当时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内遴选20名有较高知名度、有丰富的经验的律师来承担。经过陈卓领衔的“律师小组”的多方物色与遴选，初步确定了一个包括韩学章、马克昌、张思之等人在内的18名律师上报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关于这个名单，张思之回忆说：“人们可以各有观点，允许乐山或者乐水，但有一点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在参与两案审理的检察、法院和律师三支队伍中，只有律师是百分之百的纯专业人士，因此在执业中不但没给人以笑柄，而且当时极少受到旁观大众的指摘。”
陈卓一开始打算让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律师陈守一担任律师组组长，但陈守一坚决不干，他的家人也反对他为“四人帮”辩护。陈守一的妻子痛斥陈守一：“当年他们那样对你，现在你却要为他们辩护？”陈卓百般劝说无果，无奈之下，他排除了陈守一，让张思之当了组长。
根据被告人的要求选定辩护人人选，其实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这些律师虽然暂时卸下了“为恶人辩护”的包袱，但是提到为江青辩护，依然有所疑虑。最开始作为江青辩护人人选的北京律师马荣杰，素以高调著称，在律师组开展工作以后，多次向外媒爆料审判细节，结果被替换。替补的傅志人则在与江青见面以后，被其拒绝了。随后张思之、朱华荣等人都没有被挑上，江青拒绝了所有律师。
值得一提的是，安排张思之为李作鹏提供辩护，正是陈卓的决定。在江青拒绝律师以后，陈卓对张思之说：“李作鹏今天提出要律师，他是破译密码的专家，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专业律师，你去吧。”陈卓还提醒张思之，李作鹏不好对付，不能掉以轻心。
“没有他，就没有全国律协的今天” 1984年10月，震惊世界的台安律师案发生。
辽宁省台安县法律顾问处的两名律师王力成与王志双被鞍山市检察院以某案存放在该法律顾问处的卷宗丢失为由逮捕，不久，该法律顾问处主任王百义也被逮捕。时称“台安三律师案”。
当时国内的法治环境还不成熟，有司法机关认为律师“为被告人出谋划策”是恶行，应该受到惩处。但这种罪名是不切实际的，鞍山市检察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最终对王力成等律师宣布了取保候审。随后，陈卓安排王力成进京，到司法部报到。
事后，王立成回忆道，“我当时从一个小站爬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在天津中转的时候我差一点被警察拿下，好歹‘混进’了司法部，满面灰尘，鬼头鬼脑的我，让奉陈卓的命令接待我这个不速之客的中华全国律协会主任郭阳吓了一跳”。
“不到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没有书柜，没有沙发，没有一样像样的摆设，桌上放着一摞报纸，很难相信这是一个部长的办公室。”王力成回忆，第一次见陈卓，陈卓就给他一种简朴、宽厚的印象。“安排我在招待所住宿的时候，也是跟邹瑜部长打过招呼，然后亲自交代韩庆玉所长，很难想象，一个访客到司法部住宿吃饭，还要由正副两个部长做决定。”
陈卓与王力成谈了一番话，让郭阳送王力成去招待所住下，后来又时时给他传话，让他改改自己的脾气，少说制造对立关系的话。另一边，陈卓领导全国律协积极配合司法部、“两高”进行调查，调动了各种资源，还仿照西方国家的模式，特意召集了国内知名的法律专家张友渔、余叔通、陈光中等人举行了中国最早的法律论证会，讨论结果由全国律协整理后呈交给了中央政法委。这些调查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答案：“台安三律师案”是错案。
时隔多年，张思之和王力成谈起陈卓在全国律协的工作的时候，依然充满怀念与叹惋之情，“没有陈卓，就没有律师组的成功辩护，也就没有四人帮的成功审判；没有陈卓，也没有全国律协的今天。”
今年3月21日，在陈卓遗体告别的现场，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敬献花圈；已届83岁耄耋之年的江平与陈光中教授，他们是陈卓的老搭档；更多的，还有是陈卓的老部下……与会人员无不触目伤怀。
江平评价他为“一位为当代中国法治奠定根基的人”。如果有一个人，能让司法部、法学界、律师界的人为他齐聚一堂，分享纪念，那就是陈卓。然而，陈卓的往事却如同他低调的人生一样，尘封在历史橱窗少人问津的角落。
审判“四人帮”、建立中国政法大学、组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哪一个不是足以改变中国法治进程的事件？而重要参与人，最近逝世的前司法部副部长陈卓却极少留下只言片语。他总是在不声不响中践行着自己的法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