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在孵化一个东西，在娱乐行业，你说孵化期很短吗？其实很长的，（但）要想办法让他被认识，被几千万人、几亿人喜欢，这是多屌的事情”
第一次见到王以纶是在他主演的第一部网剧《我与你的光年距离》发布会上。出生于1996年的他很自然地被划分到高颜值“小鲜肉”行列。他是加拿大华人，2015年回到台湾，以第三期成员的身份加入男子团体SpeXial。
任兆年见王以纶第一眼，“看到他的光跟热是不一样的。”用他的推手标准，王以纶是可以进入第一筛选阵营的。
任兆年从台湾到大陆发展已经20年了。最早，他以BMG唱片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的身份来大陆寻找业务机会，随后又转战影视、游戏行业，最终在互联网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时天地。虽然他常常在年轻人居多的公司里说自己是老人了，但多年横跨港台与大陆的娱乐产业经验足以让他对当下年轻人的喜好有精准的判断。
王以纶身上无疑是有这些特质的：年轻富有活力，帅气又有点谐性。任兆年擅长的工作就是打造这样一批新星，他把自己的判断标准垂直到“做生意的范畴”，评判标准直接粗暴，只有一条：有没有市场，市场有多大。如果20年前的大陆娱乐市场是新大陆的话，今天便是一个群雄必争的大市场。任兆年深知这一点，王以纶也是。新人王以纶熟悉粉丝量巨大的Tfboys和鹿晗，也知道网剧、大电影将带给他的时代红利。他努力向他们学习，又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他知道这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共性之余的个性。
经过第一部网剧《我与你的光年距离》的合作，任兆年看到了王以纶身上的新星潜力。
任兆年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小鲜肉”。毕竟，过去二十多年，他包装主推的艺人似乎都陷入了“审丑时代”的怪圈。任兆年打造了一批港台唱片时代的中坚力量，周杰伦、永邦、陈小春、周惠，包括早期的彭于晏、钟汉良等，而后者最终是在影视圈有了长足的发展。
任兆年曾为这些“经典声音”着迷，BMG有个专有名词体现了这些人在那个时代的地位和影响力：巨石。任兆年形容他们是探照灯下的人，发唱片也是大部分艺人的愿望，“因为唱片的探照灯是照他一个人身上，戏一照照两三个人。”这种聚焦效应给背后的推手也带来了巨大的动力，“我们在孵化一个东西，在娱乐行业，你说孵化期很短吗？其实很长的，（但）要想办法让他被认识，被几千万人、几亿人喜欢”，“做一个东西被一亿、两亿、三亿人喜欢，这是多屌的事情。”
周杰伦对任兆年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品，“发他的唱片其实也是很偶然的，因为他唱歌唱得不是很清楚，再回想到那个年代，长得也不太好看，也不太会面对媒体，所以应该不太适合发唱片。但是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唱片做好了，在没有我们加持之下他自己选歌、自己录，他拿出来已经把歌都弄好了。”要不要发内地是任兆年当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确实很犹豫，但是从他的历史轨迹来看，他送给人家的歌都是第一名，他的歌确实好听，写给自己的歌为什么要唱成这样？”
当时没有快速反映市场销量的渠道，只有发行一周后才能看到上周的“捷报”。当任兆年他们看到“捷报”显示都在不停补货时，他知道“中了”，赶紧加拍MV。
任兆年总结周杰伦会中的原因时，想起他签下艺人的一个标准：跟他聊天、讲话，看看他的朋友是谁，去见见他的妈妈，“至少从核心（层面）慢慢延伸出来。”任兆年多年来一直奉行这个标准，也因此放弃了许多现在大紫大红的艺人，但他仍然坚持这个行业标准和规范。他见过周杰伦的妈妈，跟她聊天，发现她是一个很温和的典型而不传统的女人，良好的家庭关系是任兆年非常看重的一点。
事实如他所料，周杰伦第二张唱片开始发往大陆地区，“声音来了。”周杰伦走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他自己”，但任兆年也知道，时代不同了，大陆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他想起自己1997年第一次到大陆的情形。拿着台胞证的他不知道该从哪个通道入关。排队的时候他就去问安检，安检人员硬巴巴地回了他，他心里一惊，觉得对方好凶，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才明白，“北京人讲话的腔调就是这样的，我们台湾人讲话软一点。”现在，任兆年的台湾腔已经很弱了，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随着人流挤向通道，也不知道排了几支队伍，只见两边都是乌泱泱的人往中间的出口挤。
大陆娱乐市场涌向他的也是这样一拨人流。BMG先后揽入了孙楠、林依伦、李泉、丁微、斯琴格日乐。那时候的唱片生意做起来顺风顺水，基本都是照搬港台模式，“只要台湾做个宣传，台湾冒个声音之后这边就追了。”上世纪80、90年代是港台综艺娱乐的辉煌时代，港剧、台湾综艺、流行歌曲都流行在大陆的主流文化中。
任兆年到大陆的第二年，1998年，《还珠格格》爆红，全民追剧也培养了一批娱乐观众。随着每个业务都发生了变化，唱片业也开始大换血，金海心、朴树、满江、羽泉，内地乐坛进入第一个辉煌时期。
任兆年签下的孙楠因为独特的嗓音开始获得市场的认可，他们也打造林依轮尝试舞曲，成为市场亮点。演艺方面，赵薇、陆毅、陈坤、范冰冰、李冰冰、任泉等都在这一时期爆红。
“大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慢慢建立（齐备的供应链），从艺人发掘、制造，到生产内容。”任兆年尝到了甜头，也意识到了港台市场的危机，“（发展）慢下来了。”这种慢不同于渠道单一时的“慢”，恰恰是渠道多元化后产生的自身供血不足。
任兆年体会过这两种“慢”。
1999年，任兆年挑选黄小柔等四人组成了流行乐女子组合“4 in love”。他在进行一场新的实验，在疲态下形成一个新的造星模型：实现唱片 综艺的多媒体通道。
一开始，任兆年只是想用一种独创的方式推出4 in love，虚拟偶像。他看欧洲气象报导早就开始用虚拟的动画形象了，“下雨就带了伞，我觉得这个会红，所以决定做一个虚拟的歌手。”这在当时的台湾娱乐市场是具有突破性的，“那时候整个供应链在台湾是很蓬勃的，我们就做一个MV，一百万人民币，全是动画”，花了四个月的时间，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四个外星人，从火星掉到地球，用歌曲拯救全人类。” 第一场签唱会是在火车站前面的百货公司广场，人流聚集的地方。在这之前，这个组合都是保密的。“后来我才知道，SHE同一年发唱片，她们三个跑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回去哭了一个晚上，说她们都那么漂亮。”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下着毛毛雨，因为是虚拟偶像，也没有真人，任兆年本来想像BMG这样的大牌公司出去簽唱，肯定是人山人海，“我们是有刘德华、梅艳芳的公司”，但现场的真实情况是，“台下都没有人”，“公司怎么可以这么丢脸？”4 in love第一次试水显然是失败的。
要不要继续做第二张唱片？任兆年想在下决定之前到大陆看一看。他去报刊亭看娱乐杂志封面，港台地区的明星、热点是当时的封面主旋律。大陆市场的反应跟台湾一样，没有声音。第二张唱片他还是决定回归传统的打法，“变真人出来，大家接受不了虚拟的偶像。”第二张唱片还是忐忑的，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他没有办法获知唱片的受认可程度，即便是印厂最终报上来的加印数量，那也是好几个月之后的事了。第二张唱片在台湾也不温不火，由于种种不可调和的原因，任兆年干脆解散了4 in love。随后，他才收到大陆市场的回馈，“中了”。《一千零一个愿望》成为脍炙人口的金曲。
“但是（组合）已经解约了，这和信息不对称有很大关系。如果回溯到我们有很多互联网可以查，我们打法肯定不一样。”传统的盈利模式，依赖CD、演唱会、巡展、冠名、赞助，“唱片公司还有很多还在，还有很多知名的品牌在，他们赚钱的利润方式也变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来了。
互联网时代能弥补任兆年打造4 in love的缺憾，但更深层次的变化也几乎解构了整个行业，导致港台娱乐市场快速走向滑坡。随着mp3和互联网下载的兴起，唱片公司不能只靠卖专辑过日子，也越来越难打造金曲，因为人们通过互联网接收信息的渠道快速增长，他们越过港台找到了欧美文化发源地，对港台娱乐的认同感也迅速降低。
草根娱乐也在互联网时代快速来临。好的点子、好的音乐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传播出去成名，一两首红歌后消失在人们视线中的大有人在。而资本大量涌入，娱乐形态也在扭转，比如大陆许多公司开始直接购买日韩、欧美节目版权大批量造星。
“我们流行大部分是要先做年轻人，你现在如果来看（收视率），电视可能都是四五十岁的看，年轻人都用手机看互联网”，“1997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大部分）是看传统媒体，但是互联网已经在增加了，（全民）娱乐开始了。”在这一时期的受众变化中，“大家对媒体信息的依赖改变了，年轻人知道的事情也多了，不是那么好骗了，不是港台或者其他地方来个东西就是对的了，（他们）会自己比较。”
任兆年需要改变包装、宣传艺人的方式，台湾地区的市场走势也让他不得不面临新的局势，“签艺人的方向是根据市场的趋向在转移，我要赶快（在大陆市场）做好布局，一般的成长周期需要八年十年，提前布局，通过两三年的栽培，这样公司的整体收入就不会太单一。”
2001年，柴智屏打造的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给了任兆年启发。《流星花园》带红了哈林和他的歌，用电视剧的方式做唱片宣传，同样也可以应用到电影中。偶像F4“也中了”。任兆年有意在大陆地区签下一批有这样潜质的艺人，希望通过多种渠道的联合为危机中的唱片行业带来生机。
他当时签下的一位小鲜肉，现在已经稳稳当当成为一线艺人。任兆年有幕后的做派，不想把自己的名字和当红艺人挂在一起。签下这位艺人也给了他一次深刻的经验。
初次见艺人，任兆年志气高昂地说，你放心，我一定把你打造成新的亚洲天王，超过刘德华。说完，他发现艺人的脸色变了，“我意识到我说错了，他不止要刘德华，我怎么会对照刘德华呢？”从那以后，他跟签约艺人谈，都不给对方找一个现实中的对标人物，“对他来讲是贬义的。”
任兆年希望通过打造这位艺人顺势进入影视圈，摸索出其中的规律和门道，最后做成浪漫式的音乐影视。足足有一年时间，他都在寻思这件事。但当时的市场并不认可这样的思路。回过头来想，任兆年觉得反而在港台市场冷淡时，“（应该）回到那里，从那里往外做”，“把关系拓展起来，趁着供应链还在，再做一部《流星花园》式的爆款。”
市场没有给他试错的时间和机会。任兆年找到了新的通道。
重新启动大IP，旗下已经签约的艺人，包括彭佳慧等过气的歌手。当时还没有人提出“影游漫互动”的概念，任兆年想的，是要把原有已经成熟的歌手通过新的介质产生新的收入。他想到了游戏。
任兆年找到台湾资深游戏开发公司华义国际提出了这样的一套方案：让游戏里的宠物唱彭佳慧的歌，每唱一段，游戏人物可以增加20%的血值。
把歌曲变成宝物，如果是悲伤的歌，丢给对手能减少对方20%的血值。“20秒收一块钱”，“一首歌原来卖30，现在十块钱都没人要”，“（而）一块钱的收入也不会牵涉到艺人的版权版税。”这次项目开发也让任兆年在BMG与索尼合并后转战游戏行业，后来与雷军合作，又在YY开发资源。
任兆年收到蓝港互动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王峰的邀约一起组建蓝港影业时，整个娱乐态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韩国综艺节目给大陆市场带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以互联网为介质的本土原创节目也层出不穷。台湾综艺大咖蔡康永、小S也纷纷转战大陆市场。
影视市场更是全面开花。2014年，业界第一次提出“泛娱乐”的概念，“基于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多领域共生，打造明星IP的粉丝经济”。这一概念最早由腾讯提出。腾讯互娱也在腾讯游戏的基础上推出了腾讯动漫、腾讯文学、腾讯影业等四大实体业务平台。随后，小米、华谊、阿里数娱、百度文学等企业纷纷将“泛娱乐”作为公司战略推进。
“泛娱乐”成为2015年“互联网发展八大趋势之一”。其中，整个2015年，中国影视市场规模约为1650亿元，预计到2020年市场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年复合增速为25%左右。大大小小的影视娱乐公司也拔地而起。
整个娱乐行业进入资源和资本快速整合的时代。这是任兆年的新机遇。他称自己打造新星就像“摸骨”，与20年前不同的是，现代商业机制给他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他不再需要单打独斗，而是和一个甚至多个团队，比如游戏团队、电影团队共同推进。
他挑选具有潜力的新星的渠道也变得更便捷，判断未来走势的方式也更畅通。王峰对他的准确定义是“合伙人”，“是各自专业领域的领跑人，同时又能与其他业务部门进行匹配与合作，能够产生相应的各种资源互动以及化学反应。”这给了任兆年极大的自由度。
蓝港影业的第一部网剧《我与你的光年距离》，任兆年大胆选用了新导演、新演员。他看到了这里巨大的市场。像王以纶这样的新星也是。
王以纶身处这样的大时代，野心勃勃。在这样的起点上，王以纶对自己的定位和未来有清晰的认识，20出头的他还专门研究过鹿晗现象，认为自己的品牌成为一个强大的IP后，也有开发与产业相关的周边产品的多种可能性。打造与被打造，也成了合伙人的关系。
一段视频录制中，主持人设定了几个规定问题，其中一个是问王以纶能不能多发微博自拍。王以纶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身体前倾，摊开双手，说，“你有病吧？我已经发很多了。”新生代的方式顿时浮出水面，他们没有掩饰，也没有顾忌。
推手任兆年要做的，只是往前推一推。
编辑 孙凌宇 rwzkzx@126.com
第一次见到王以纶是在他主演的第一部网剧《我与你的光年距离》发布会上。出生于1996年的他很自然地被划分到高颜值“小鲜肉”行列。他是加拿大华人，2015年回到台湾，以第三期成员的身份加入男子团体SpeXial。
任兆年见王以纶第一眼，“看到他的光跟热是不一样的。”用他的推手标准，王以纶是可以进入第一筛选阵营的。
任兆年从台湾到大陆发展已经20年了。最早，他以BMG唱片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的身份来大陆寻找业务机会，随后又转战影视、游戏行业，最终在互联网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时天地。虽然他常常在年轻人居多的公司里说自己是老人了，但多年横跨港台与大陆的娱乐产业经验足以让他对当下年轻人的喜好有精准的判断。
王以纶身上无疑是有这些特质的：年轻富有活力，帅气又有点谐性。任兆年擅长的工作就是打造这样一批新星，他把自己的判断标准垂直到“做生意的范畴”，评判标准直接粗暴，只有一条：有没有市场，市场有多大。如果20年前的大陆娱乐市场是新大陆的话，今天便是一个群雄必争的大市场。任兆年深知这一点，王以纶也是。新人王以纶熟悉粉丝量巨大的Tfboys和鹿晗，也知道网剧、大电影将带给他的时代红利。他努力向他们学习，又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他知道这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共性之余的个性。
经过第一部网剧《我与你的光年距离》的合作，任兆年看到了王以纶身上的新星潜力。
周杰伦“中了”
任兆年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小鲜肉”。毕竟，过去二十多年，他包装主推的艺人似乎都陷入了“审丑时代”的怪圈。任兆年打造了一批港台唱片时代的中坚力量，周杰伦、永邦、陈小春、周惠，包括早期的彭于晏、钟汉良等，而后者最终是在影视圈有了长足的发展。
任兆年曾为这些“经典声音”着迷，BMG有个专有名词体现了这些人在那个时代的地位和影响力：巨石。任兆年形容他们是探照灯下的人，发唱片也是大部分艺人的愿望，“因为唱片的探照灯是照他一个人身上，戏一照照两三个人。”这种聚焦效应给背后的推手也带来了巨大的动力，“我们在孵化一个东西，在娱乐行业，你说孵化期很短吗？其实很长的，（但）要想办法让他被认识，被几千万人、几亿人喜欢”，“做一个东西被一亿、两亿、三亿人喜欢，这是多屌的事情。”
周杰伦对任兆年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品，“发他的唱片其实也是很偶然的，因为他唱歌唱得不是很清楚，再回想到那个年代，长得也不太好看，也不太会面对媒体，所以应该不太适合发唱片。但是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唱片做好了，在没有我们加持之下他自己选歌、自己录，他拿出来已经把歌都弄好了。”要不要发内地是任兆年当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确实很犹豫，但是从他的历史轨迹来看，他送给人家的歌都是第一名，他的歌确实好听，写给自己的歌为什么要唱成这样？”
当时没有快速反映市场销量的渠道，只有发行一周后才能看到上周的“捷报”。当任兆年他们看到“捷报”显示都在不停补货时，他知道“中了”，赶紧加拍MV。
任兆年总结周杰伦会中的原因时，想起他签下艺人的一个标准：跟他聊天、讲话，看看他的朋友是谁，去见见他的妈妈，“至少从核心（层面）慢慢延伸出来。”任兆年多年来一直奉行这个标准，也因此放弃了许多现在大紫大红的艺人，但他仍然坚持这个行业标准和规范。他见过周杰伦的妈妈，跟她聊天，发现她是一个很温和的典型而不传统的女人，良好的家庭关系是任兆年非常看重的一点。
事实如他所料，周杰伦第二张唱片开始发往大陆地区，“声音来了。”周杰伦走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他自己”，但任兆年也知道，时代不同了，大陆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他想起自己1997年第一次到大陆的情形。拿着台胞证的他不知道该从哪个通道入关。排队的时候他就去问安检，安检人员硬巴巴地回了他，他心里一惊，觉得对方好凶，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才明白，“北京人讲话的腔调就是这样的，我们台湾人讲话软一点。”现在，任兆年的台湾腔已经很弱了，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随着人流挤向通道，也不知道排了几支队伍，只见两边都是乌泱泱的人往中间的出口挤。
大陆娱乐市场涌向他的也是这样一拨人流。BMG先后揽入了孙楠、林依伦、李泉、丁微、斯琴格日乐。那时候的唱片生意做起来顺风顺水，基本都是照搬港台模式，“只要台湾做个宣传，台湾冒个声音之后这边就追了。”上世纪80、90年代是港台综艺娱乐的辉煌时代，港剧、台湾综艺、流行歌曲都流行在大陆的主流文化中。
任兆年到大陆的第二年，1998年，《还珠格格》爆红，全民追剧也培养了一批娱乐观众。随着每个业务都发生了变化，唱片业也开始大换血，金海心、朴树、满江、羽泉，内地乐坛进入第一个辉煌时期。
任兆年签下的孙楠因为独特的嗓音开始获得市场的认可，他们也打造林依轮尝试舞曲，成为市场亮点。演艺方面，赵薇、陆毅、陈坤、范冰冰、李冰冰、任泉等都在这一时期爆红。
“大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慢慢建立（齐备的供应链），从艺人发掘、制造，到生产内容。”任兆年尝到了甜头，也意识到了港台市场的危机，“（发展）慢下来了。”这种慢不同于渠道单一时的“慢”，恰恰是渠道多元化后产生的自身供血不足。
任兆年体会过这两种“慢”。
4 in love試水失败
1999年，任兆年挑选黄小柔等四人组成了流行乐女子组合“4 in love”。他在进行一场新的实验，在疲态下形成一个新的造星模型：实现唱片 综艺的多媒体通道。
一开始，任兆年只是想用一种独创的方式推出4 in love，虚拟偶像。他看欧洲气象报导早就开始用虚拟的动画形象了，“下雨就带了伞，我觉得这个会红，所以决定做一个虚拟的歌手。”这在当时的台湾娱乐市场是具有突破性的，“那时候整个供应链在台湾是很蓬勃的，我们就做一个MV，一百万人民币，全是动画”，花了四个月的时间，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四个外星人，从火星掉到地球，用歌曲拯救全人类。” 第一场签唱会是在火车站前面的百货公司广场，人流聚集的地方。在这之前，这个组合都是保密的。“后来我才知道，SHE同一年发唱片，她们三个跑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回去哭了一个晚上，说她们都那么漂亮。”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下着毛毛雨，因为是虚拟偶像，也没有真人，任兆年本来想像BMG这样的大牌公司出去簽唱，肯定是人山人海，“我们是有刘德华、梅艳芳的公司”，但现场的真实情况是，“台下都没有人”，“公司怎么可以这么丢脸？”4 in love第一次试水显然是失败的。
要不要继续做第二张唱片？任兆年想在下决定之前到大陆看一看。他去报刊亭看娱乐杂志封面，港台地区的明星、热点是当时的封面主旋律。大陆市场的反应跟台湾一样，没有声音。第二张唱片他还是决定回归传统的打法，“变真人出来，大家接受不了虚拟的偶像。”第二张唱片还是忐忑的，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他没有办法获知唱片的受认可程度，即便是印厂最终报上来的加印数量，那也是好几个月之后的事了。第二张唱片在台湾也不温不火，由于种种不可调和的原因，任兆年干脆解散了4 in love。随后，他才收到大陆市场的回馈，“中了”。《一千零一个愿望》成为脍炙人口的金曲。
“但是（组合）已经解约了，这和信息不对称有很大关系。如果回溯到我们有很多互联网可以查，我们打法肯定不一样。”传统的盈利模式，依赖CD、演唱会、巡展、冠名、赞助，“唱片公司还有很多还在，还有很多知名的品牌在，他们赚钱的利润方式也变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来了。
互联网时代能弥补任兆年打造4 in love的缺憾，但更深层次的变化也几乎解构了整个行业，导致港台娱乐市场快速走向滑坡。随着mp3和互联网下载的兴起，唱片公司不能只靠卖专辑过日子，也越来越难打造金曲，因为人们通过互联网接收信息的渠道快速增长，他们越过港台找到了欧美文化发源地，对港台娱乐的认同感也迅速降低。
草根娱乐也在互联网时代快速来临。好的点子、好的音乐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传播出去成名，一两首红歌后消失在人们视线中的大有人在。而资本大量涌入，娱乐形态也在扭转，比如大陆许多公司开始直接购买日韩、欧美节目版权大批量造星。
“我们流行大部分是要先做年轻人，你现在如果来看（收视率），电视可能都是四五十岁的看，年轻人都用手机看互联网”，“1997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大部分）是看传统媒体，但是互联网已经在增加了，（全民）娱乐开始了。”在这一时期的受众变化中，“大家对媒体信息的依赖改变了，年轻人知道的事情也多了，不是那么好骗了，不是港台或者其他地方来个东西就是对的了，（他们）会自己比较。”
任兆年需要改变包装、宣传艺人的方式，台湾地区的市场走势也让他不得不面临新的局势，“签艺人的方向是根据市场的趋向在转移，我要赶快（在大陆市场）做好布局，一般的成长周期需要八年十年，提前布局，通过两三年的栽培，这样公司的整体收入就不会太单一。”
2001年，柴智屏打造的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给了任兆年启发。《流星花园》带红了哈林和他的歌，用电视剧的方式做唱片宣传，同样也可以应用到电影中。偶像F4“也中了”。任兆年有意在大陆地区签下一批有这样潜质的艺人，希望通过多种渠道的联合为危机中的唱片行业带来生机。
他当时签下的一位小鲜肉，现在已经稳稳当当成为一线艺人。任兆年有幕后的做派，不想把自己的名字和当红艺人挂在一起。签下这位艺人也给了他一次深刻的经验。
初次见艺人，任兆年志气高昂地说，你放心，我一定把你打造成新的亚洲天王，超过刘德华。说完，他发现艺人的脸色变了，“我意识到我说错了，他不止要刘德华，我怎么会对照刘德华呢？”从那以后，他跟签约艺人谈，都不给对方找一个现实中的对标人物，“对他来讲是贬义的。”
任兆年希望通过打造这位艺人顺势进入影视圈，摸索出其中的规律和门道，最后做成浪漫式的音乐影视。足足有一年时间，他都在寻思这件事。但当时的市场并不认可这样的思路。回过头来想，任兆年觉得反而在港台市场冷淡时，“（应该）回到那里，从那里往外做”，“把关系拓展起来，趁着供应链还在，再做一部《流星花园》式的爆款。”
市场没有给他试错的时间和机会。任兆年找到了新的通道。
泛娱乐时代
重新启动大IP，旗下已经签约的艺人，包括彭佳慧等过气的歌手。当时还没有人提出“影游漫互动”的概念，任兆年想的，是要把原有已经成熟的歌手通过新的介质产生新的收入。他想到了游戏。
任兆年找到台湾资深游戏开发公司华义国际提出了这样的一套方案：让游戏里的宠物唱彭佳慧的歌，每唱一段，游戏人物可以增加20%的血值。
把歌曲变成宝物，如果是悲伤的歌，丢给对手能减少对方20%的血值。“20秒收一块钱”，“一首歌原来卖30，现在十块钱都没人要”，“（而）一块钱的收入也不会牵涉到艺人的版权版税。”这次项目开发也让任兆年在BMG与索尼合并后转战游戏行业，后来与雷军合作，又在YY开发资源。
任兆年收到蓝港互动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王峰的邀约一起组建蓝港影业时，整个娱乐态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韩国综艺节目给大陆市场带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以互联网为介质的本土原创节目也层出不穷。台湾综艺大咖蔡康永、小S也纷纷转战大陆市场。
影视市场更是全面开花。2014年，业界第一次提出“泛娱乐”的概念，“基于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多领域共生，打造明星IP的粉丝经济”。这一概念最早由腾讯提出。腾讯互娱也在腾讯游戏的基础上推出了腾讯动漫、腾讯文学、腾讯影业等四大实体业务平台。随后，小米、华谊、阿里数娱、百度文学等企业纷纷将“泛娱乐”作为公司战略推进。
“泛娱乐”成为2015年“互联网发展八大趋势之一”。其中，整个2015年，中国影视市场规模约为1650亿元，预计到2020年市场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年复合增速为25%左右。大大小小的影视娱乐公司也拔地而起。
整个娱乐行业进入资源和资本快速整合的时代。这是任兆年的新机遇。他称自己打造新星就像“摸骨”，与20年前不同的是，现代商业机制给他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他不再需要单打独斗，而是和一个甚至多个团队，比如游戏团队、电影团队共同推进。
他挑选具有潜力的新星的渠道也变得更便捷，判断未来走势的方式也更畅通。王峰对他的准确定义是“合伙人”，“是各自专业领域的领跑人，同时又能与其他业务部门进行匹配与合作，能够产生相应的各种资源互动以及化学反应。”这给了任兆年极大的自由度。
蓝港影业的第一部网剧《我与你的光年距离》，任兆年大胆选用了新导演、新演员。他看到了这里巨大的市场。像王以纶这样的新星也是。
王以纶身处这样的大时代，野心勃勃。在这样的起点上，王以纶对自己的定位和未来有清晰的认识，20出头的他还专门研究过鹿晗现象，认为自己的品牌成为一个强大的IP后，也有开发与产业相关的周边产品的多种可能性。打造与被打造，也成了合伙人的关系。
一段视频录制中，主持人设定了几个规定问题，其中一个是问王以纶能不能多发微博自拍。王以纶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身体前倾，摊开双手，说，“你有病吧？我已经发很多了。”新生代的方式顿时浮出水面，他们没有掩饰，也没有顾忌。
推手任兆年要做的，只是往前推一推。
编辑 孙凌宇 rwzkzx@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