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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微博平台的“口味”越来越重，受众承受力的上限得以“提升”，但人们的内心世界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愈加柔弱，比如与孩子相关的一切负面的话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共鸣。
“微博打拐”与“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最近因为薛蛮子在某网络公司年会上的一句“解救流浪儿童5.6万名”再起波澜。反对者离场以示抗议，随后发表意见认为两年多来的实践表明，通过“随手拍”解救的孩子“一个也没有”，相反，这样的做法反倒让那些“因生活所迫流落街头行乞”的孩子陷入更大的被动。
这样的论调并不新鲜，事实上，从上述两个微博行动开展以来，类似的争议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数据层面，“5.6万”无从考证，薛蛮子因此被人指责为“吹牛”是必然的结果，而他所谓的“解救”也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
儿童被拐、乞讨与流浪，这是三个有着不同成因与表现特征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两年多来，微博上从来只有针对乞讨儿童的“随手拍”，而没有针对流浪儿童的“随手拍”， “随手拍”此番纯属躺着中枪。
但问题的核心并不在这里，核心是“解救”。
随手拍的意义
几年前，《新民周刊》刊登了一组童丐的照片，一对年轻夫妻找到了编辑部，痛哭流涕地诉说其中一张照片中的孩子就是他们被拐的儿子。本刊与警方随后展开大范围搜救，但几经努力仍以失败告终。这个例子表明，儿童被拐的确有可能沦为乞讨工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实际的案例证明这一点，依照拐卖儿童的犯罪规律，被拐的主流去向还是家庭收养。
因此，“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两年多来没有解救出一名被拐儿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以此批驳它存在的意义是牵强的。
那么，“随手拍”有没有解救乞讨儿童呢？批评者认为也没有，相反却侵犯了童丐的肖像权，继而影响到了他们的生存权。
这就要弄清楚童丐问题的成因，核心问题便是与贫穷有多大的关联。童丐问题的凸显从2003年《收容遣送条例》终止后开始，呈现出两种组织形式——亲生父母带领与乞讨集团控制。乞讨集团组织控制又有两个典型的案例：一，2004年，《新民周刊》曝光安徽阜阳“香主”租养残疾儿童，带到城市行乞；二，2011年，《新民周刊》曝光河南太康等地所谓的“杂耍老板”以杂耍名义从农村父母手中将健康儿童租走，带至城市行乞。
在历次发现的案例中，这些童丐在乞讨集团的遭遇总充斥了暴力甚至摧残，最为典型的便是2011年，《新民周刊》曝光的童丐任芳芳。为博取人们的同情，“帮主”翟雪峰将年仅8岁的任芳芳鼻中隔剪掉，耳廓、舌头也有不同程度剪损，而童丐王西京则被另一个“帮主”刺上“精忠报国”文身，并残忍地用皮带的铁头抽瞎了他的一只眼睛。
善良的人们总是这样疑惑：有哪个父母会忍心将亲生的子女交给魔鬼？穷，确实是童丐家庭共同的特征，它也许会带来可怕的愚昧，但绝对不能成为理由，因为这些家庭绝对没有穷到不卖子女就活不下去的地步。与其说促使这些家长将孩子推向魔鬼的原因是贫穷，还不如说是他们利用子女牟利的私欲。
无论你是否愿意面对，人性就是如此的复杂。持续的打击后，利用儿童乞讨牟利的组织化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目前街面上的童丐主要由亲生父母带领，来源地主要集中在甘肃、贵州等地。
以上海地铁为例，一名叫后强东的28岁男子，2009年开始与妻子一同来到上海，将一对儿女带进地铁行乞。后强东的老家在甘肃岷县农村，一家6口共7分地，主要种植土豆，年收入2000多元，但他也承认，虽然穷但却不至于没法过日子，他曾经去东北、内蒙古等地打工，每个月收入也有两三千元。身高1.8米的他觉得打工太苦，看到岷县很多乡亲靠在城市乞讨盖了楼房，受到启发，从此领着一双儿女当起了乞丐。
后强东与妻子在上海火车站附近以450元的月租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各自领着一个孩子钻进地铁行乞。每天每人收入至少也有一百多元。他坦言，在地铁行乞，有空调，日不晒、雨不淋，钱赚得快。他时常上网，也通过微博知道了各界对这种行为的争论，地铁管理者与警方拿他没有办法，只能通过教育的方式与其周旋。
这个案例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童丐背后贫穷的影子，我也相信，如果富裕，没有人会选择将子女推向街头。但案例也再次无可争议地证明，穷不是童丐成因的第一缘由。两年多来，童丐基本消失，但没有一个孩子因此饿死，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后强东当着我的面对管理者骂骂咧咧：“妈妈的，我看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实际上，如果儿童福利制度建立、法制健全，他的行为无疑是犯法。
“清除”只是第一步
厘清这个事实后，再去理解“随手拍”便变得容易得多。成年人是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比如乞讨，亿万富豪也可以理直气壮地选择乞讨，但儿童没有“乞讨权”，儿童流落街头无外乎两种情况——家庭监护不力与家庭监护不当。无论何种情况，儿童都不该流落街头，然而由于立法的滞后、国情的限制，现阶段，通过监护权的剥夺与转移来解决监护不当与监护不力是不现实的。
引入社区力量与公益组织进行弥补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依照国外的经验，公益组织作为政治、经济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是社会管理的有效补充，这三种力量一旦有机衔接，社会问题的解决就会变得相对容易。
“随手拍”就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当然，它也有不足之处，比如信息的发布如何避免不必要的误伤，比如如何更好地与行政、司法部门互动，将爱心的力量发挥到最大。
两年多来，“随手拍”最大的贡献在于，引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将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以最直面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无法再选择回避，对侵犯儿童权益者形成压力，并倒逼政府部门逐渐走向主动。
正因为有了声势浩大的民间参与，才有了民政部于2012年年底让流浪乞讨儿童从街头基本消失的承诺。薛蛮子所说的“解救”应该就是指这个层面上的“解救”，客观上，街头上的流浪乞讨儿童现在确实基本消失了，但将孩子从街头“扫除”只是“解救”的第一步，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等着大家。
考量解救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政府与社会力量能否携手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要做到流浪乞讨儿童不再回到街道，权益与福利得到保障与提升。
我们需要怎样的意见？
“随手拍”是公民通过微博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开始，然而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面对问题，有些人置若罔闻当看客，有些人以一己之力努力化解，还有些人则负责评判。
民间公益组织注定伴随争议成长，它应该能够容忍不同的意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做好善事也不能仅凭爱心，比如网络捐款，新近的一个例子是湖南的一名白血病患儿父亲发微博索捐25万元，然而得到捐款后，他却将这笔善款用于建造新房，置患儿于不顾。
“随手拍”的组织者之一“色色猴”表现大度，他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地去理解质疑，并认为质疑声有利于他们的完善。然而恶意的指责确实也给他们造成了困扰。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声音？有一种人，面对问题，躲在后面装聋作哑，有人出面担当时，他却当起了义正言辞的判官，不放过一个细节吹毛求疵。这样的角色毫无疑问是虚伪的。
这与兰考大火中悲剧的主角袁厉害的遭遇有何不同？有能力承担的长期缺席，无能力的却在苦撑，什么事不干的人站在道德与法律的高点指责。
因此，袁厉害式的困惑是带有普遍性的。表现活跃的NGO们仍在摸索中成长，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的加入、支持与规范、引导，也需要社会舆论给予必要的宽容，他们需要富有建设意义的进言，而非恶语相向的干扰。
我们期待每个人都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扮演正面的角色，而不仅是一个吐槽者。
当你置身事外，你看到的也许只是解救了一个儿童。
当你置身其中，你会发现得到解救的首先是你自己。
“微博打拐”与“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最近因为薛蛮子在某网络公司年会上的一句“解救流浪儿童5.6万名”再起波澜。反对者离场以示抗议，随后发表意见认为两年多来的实践表明，通过“随手拍”解救的孩子“一个也没有”，相反，这样的做法反倒让那些“因生活所迫流落街头行乞”的孩子陷入更大的被动。
这样的论调并不新鲜，事实上，从上述两个微博行动开展以来，类似的争议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数据层面，“5.6万”无从考证，薛蛮子因此被人指责为“吹牛”是必然的结果，而他所谓的“解救”也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
儿童被拐、乞讨与流浪，这是三个有着不同成因与表现特征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两年多来，微博上从来只有针对乞讨儿童的“随手拍”，而没有针对流浪儿童的“随手拍”， “随手拍”此番纯属躺着中枪。
但问题的核心并不在这里，核心是“解救”。
随手拍的意义
几年前，《新民周刊》刊登了一组童丐的照片，一对年轻夫妻找到了编辑部，痛哭流涕地诉说其中一张照片中的孩子就是他们被拐的儿子。本刊与警方随后展开大范围搜救，但几经努力仍以失败告终。这个例子表明，儿童被拐的确有可能沦为乞讨工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实际的案例证明这一点，依照拐卖儿童的犯罪规律，被拐的主流去向还是家庭收养。
因此，“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两年多来没有解救出一名被拐儿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以此批驳它存在的意义是牵强的。
那么，“随手拍”有没有解救乞讨儿童呢？批评者认为也没有，相反却侵犯了童丐的肖像权，继而影响到了他们的生存权。
这就要弄清楚童丐问题的成因，核心问题便是与贫穷有多大的关联。童丐问题的凸显从2003年《收容遣送条例》终止后开始，呈现出两种组织形式——亲生父母带领与乞讨集团控制。乞讨集团组织控制又有两个典型的案例：一，2004年，《新民周刊》曝光安徽阜阳“香主”租养残疾儿童，带到城市行乞；二，2011年，《新民周刊》曝光河南太康等地所谓的“杂耍老板”以杂耍名义从农村父母手中将健康儿童租走，带至城市行乞。
在历次发现的案例中，这些童丐在乞讨集团的遭遇总充斥了暴力甚至摧残，最为典型的便是2011年，《新民周刊》曝光的童丐任芳芳。为博取人们的同情，“帮主”翟雪峰将年仅8岁的任芳芳鼻中隔剪掉，耳廓、舌头也有不同程度剪损，而童丐王西京则被另一个“帮主”刺上“精忠报国”文身，并残忍地用皮带的铁头抽瞎了他的一只眼睛。
善良的人们总是这样疑惑：有哪个父母会忍心将亲生的子女交给魔鬼？穷，确实是童丐家庭共同的特征，它也许会带来可怕的愚昧，但绝对不能成为理由，因为这些家庭绝对没有穷到不卖子女就活不下去的地步。与其说促使这些家长将孩子推向魔鬼的原因是贫穷，还不如说是他们利用子女牟利的私欲。
无论你是否愿意面对，人性就是如此的复杂。持续的打击后，利用儿童乞讨牟利的组织化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目前街面上的童丐主要由亲生父母带领，来源地主要集中在甘肃、贵州等地。
以上海地铁为例，一名叫后强东的28岁男子，2009年开始与妻子一同来到上海，将一对儿女带进地铁行乞。后强东的老家在甘肃岷县农村，一家6口共7分地，主要种植土豆，年收入2000多元，但他也承认，虽然穷但却不至于没法过日子，他曾经去东北、内蒙古等地打工，每个月收入也有两三千元。身高1.8米的他觉得打工太苦，看到岷县很多乡亲靠在城市乞讨盖了楼房，受到启发，从此领着一双儿女当起了乞丐。
后强东与妻子在上海火车站附近以450元的月租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各自领着一个孩子钻进地铁行乞。每天每人收入至少也有一百多元。他坦言，在地铁行乞，有空调，日不晒、雨不淋，钱赚得快。他时常上网，也通过微博知道了各界对这种行为的争论，地铁管理者与警方拿他没有办法，只能通过教育的方式与其周旋。
这个案例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童丐背后贫穷的影子，我也相信，如果富裕，没有人会选择将子女推向街头。但案例也再次无可争议地证明，穷不是童丐成因的第一缘由。两年多来，童丐基本消失，但没有一个孩子因此饿死，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后强东当着我的面对管理者骂骂咧咧：“妈妈的，我看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实际上，如果儿童福利制度建立、法制健全，他的行为无疑是犯法。
“清除”只是第一步
厘清这个事实后，再去理解“随手拍”便变得容易得多。成年人是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比如乞讨，亿万富豪也可以理直气壮地选择乞讨，但儿童没有“乞讨权”，儿童流落街头无外乎两种情况——家庭监护不力与家庭监护不当。无论何种情况，儿童都不该流落街头，然而由于立法的滞后、国情的限制，现阶段，通过监护权的剥夺与转移来解决监护不当与监护不力是不现实的。
引入社区力量与公益组织进行弥补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依照国外的经验，公益组织作为政治、经济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是社会管理的有效补充，这三种力量一旦有机衔接，社会问题的解决就会变得相对容易。
“随手拍”就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当然，它也有不足之处，比如信息的发布如何避免不必要的误伤，比如如何更好地与行政、司法部门互动，将爱心的力量发挥到最大。
两年多来，“随手拍”最大的贡献在于，引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将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以最直面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无法再选择回避，对侵犯儿童权益者形成压力，并倒逼政府部门逐渐走向主动。
正因为有了声势浩大的民间参与，才有了民政部于2012年年底让流浪乞讨儿童从街头基本消失的承诺。薛蛮子所说的“解救”应该就是指这个层面上的“解救”，客观上，街头上的流浪乞讨儿童现在确实基本消失了，但将孩子从街头“扫除”只是“解救”的第一步，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等着大家。
考量解救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政府与社会力量能否携手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要做到流浪乞讨儿童不再回到街道，权益与福利得到保障与提升。
我们需要怎样的意见？
“随手拍”是公民通过微博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开始，然而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面对问题，有些人置若罔闻当看客，有些人以一己之力努力化解，还有些人则负责评判。
民间公益组织注定伴随争议成长，它应该能够容忍不同的意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做好善事也不能仅凭爱心，比如网络捐款，新近的一个例子是湖南的一名白血病患儿父亲发微博索捐25万元，然而得到捐款后，他却将这笔善款用于建造新房，置患儿于不顾。
“随手拍”的组织者之一“色色猴”表现大度，他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地去理解质疑，并认为质疑声有利于他们的完善。然而恶意的指责确实也给他们造成了困扰。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声音？有一种人，面对问题，躲在后面装聋作哑，有人出面担当时，他却当起了义正言辞的判官，不放过一个细节吹毛求疵。这样的角色毫无疑问是虚伪的。
这与兰考大火中悲剧的主角袁厉害的遭遇有何不同？有能力承担的长期缺席，无能力的却在苦撑，什么事不干的人站在道德与法律的高点指责。
因此，袁厉害式的困惑是带有普遍性的。表现活跃的NGO们仍在摸索中成长，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的加入、支持与规范、引导，也需要社会舆论给予必要的宽容，他们需要富有建设意义的进言，而非恶语相向的干扰。
我们期待每个人都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扮演正面的角色，而不仅是一个吐槽者。
当你置身事外，你看到的也许只是解救了一个儿童。
当你置身其中，你会发现得到解救的首先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