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犹太传统节日“五旬节”的前夜。按照犹太传统，五旬节是一个喜庆的节日，既庆祝谷物的收获，又纪念摩西在西奈山接受《托拉》的盛大文化传说事件。这一天，犹太人应该聚餐畅饮，教堂内应该彻夜诵经，直到天明。
　　然而，今年的“五旬节”却是一个不平常的节日。当天晚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安全会议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与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的作战行动——“铜墙铁壁行动”将全力继续进行。内塔尼亚胡同时要求以色列人爱惜生命，减少外出活动，“你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因新冠疫情已经习惯了待在家里，现在不妨再多待几天。”随后，以色列民防部门发布命令，要求室外聚集人数不得超过10人，室内聚会不得超过100人。换句话说，犹太人将无法依照其习俗庆祝“五旬节”。
　　不过，对于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这个“五旬节”缺少节日色彩并不是让人吃惊的事情。代号“铜墙铁壁行动”的作战已经进行了一周时间，以色列國防军已在加沙地带空袭了1500多个目标，造成近20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加沙地带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了3100多枚火箭弹，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与此同时，以色列境内，特别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宗教与商业场所被焚烧，街头冲突导致居民伤亡，其规模和范围都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所罕见的。
　　面对这种情况，以色列人已经习惯了无论白天还是黑夜的某个时间，一听到凄厉的空袭警报，就快速地放下手中的事情，就近躲入避弹室。两周前因疫情防控得力而恢复常态的工作环境，现在再度空无一人，公司、学校纷纷重新实行远程办公、教学。即使没有民防部门的警告，人们也大量减少了外出活动，特拉维夫的休闲消费场所明显变得空空荡荡，我日常散步的河边杳无人迹，令人仿佛置身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谢赫加拉的房地产纠纷

　　对于这次巴以冲突的背景原因众说纷纭，不过它的导火索却是公认的：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阿拉伯混居区——谢赫加拉的房地产纠纷。
　　谢赫加拉位于耶路撒冷古城与希伯来大学的观景山校园之间，自古便是一个居民区，保存了不少犹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古迹。1948年以前，该地区住着100多户阿拉伯人、90多户犹太人。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约旦占领了这块地区，驱赶了所有犹太人，将犹太人的房地产扣押，纳入“敌产监管委员会”的管理之下。1956年，约旦与联合国难民署达成协议，将28户阿拉伯难民迁入犹太人的产业，约定住满三年后签发法律文件，将这些土地和房产的所有权移交给这些阿拉伯人，同时取消他们的难民身份。
　　如果当时这些法律文件真的如期签发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如今的冲突发生了。然而，真实的故事却是另一个版本。
　　按照约旦法律，纳入监管的敌产仍然是敌产，只有两种情况才会导致所有权发生变更：一是国家宣布没收;二是国家将产权移交给第三方。然而，约旦从未没收过该地区的任何财产，也从未签署过任何法律文件，将这些财产转移给这些搬进来的阿拉伯人。因此，从法理上说，原来的犹太房主一直是这些产业的所有者，阿拉伯人仅仅是房客。
　　以色列属于英美普通法系国家，对法律的传承性和连续性非常执着。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无论是奥斯曼帝国的法律，还是英国托管时代的判例，包括约旦占领时期的法律决定，一概得到尊重。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后实际控制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曾专门说明，在财产问题上，尊重约旦当局所有有法律效力的处理决定。
　　问题在于，谢赫加拉的阿拉伯“房客”们，从未通过法律途径而获得过正式产权。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初起，原犹太房东便不断地向法院起诉，要求明确产权。由于历史文件清晰，法庭对他们的产权要求并无异议。1982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这些阿拉伯居民应向犹太房东支付租金，同时将这些阿拉伯居民列为受保护的租户，只要他们继续交房租，就可以长期居住。
　　整个事件里，看似是个简单的产权官司，是业主、房客与法庭之间的问题。
　　然而，在巴以之间的问题上，任何简单的事情都会变得复杂。在各种势力的操纵下，谢赫加拉的房地产之争被描绘成犹太复国主义驱赶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阴谋。最后，因为阿拉伯人不肯交房租，法庭即将签发驱逐令，从而引发了进一步的紧张关系。
　　问题在于，这个导火索是否就是事情的起因呢？
　　谢赫加拉的房地产官司并非新出现的紧张因素，这场官司已经打了近五十年，从未在房主、房客圈子之外造成影响。这类官司在以色列并非什么特别的纠纷，由于战争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以色列自建国以来这类官司就没有断过。原告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被告有自然人，也有以色列政府机构，裁决结果有犹太人胜诉的，也有阿拉伯人胜诉的。
　　因此，从各方面来看，谢赫加拉的房地产官司，虽然近年来有各方势力（犹太定居者、左派反以势力）的卷入，上述官司被外界发酵为驱逐阿拉伯房客是为犹太定居点腾出空间，但此事要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全面冲突，仍然显得说服力不足，这也就导致人们在这一事件之外寻找更多的线索。

背后的“手”

　　目前看来，至少有三个因素可能与事件的发生有关。
　　首先，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在特朗普时代，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是打造一个没有巴勒斯坦和伊朗的中东，也就是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以色列与温和派阿拉伯国家的联盟，并在这一过程中将伊朗和巴勒斯坦完全排除在外。 　　拜登上台以后试图回到奥巴马时代的中东，中止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和解的“亚伯拉罕条约”进程，通过重开伊核谈判和恢复对巴勒斯坦的经济援助而重新将这两家带回到中东棋局。这种做法无疑给了伊朗和巴勒斯坦更多的信心，但也导致地区紧张局势骤然升级。比如，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袭船战两年来都是暗中进行的，而拜登上台不久，袭船战的消息就泄露给了媒体，引发伊朗与以色列之间这种冲突的升级和公开化。
　　其次，是伊朗的角色。以色列媒体和评论家认为这次冲突升级，背后有伊朗的存在。伊朗与哈马斯之间有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哈马斯领导人近一年来曾多次公开表示，哈马斯现有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部来自伊朗，而伊朗军方领导人最近也曾表示要对以色列进行一次全面突破性的打击。
　　其三，是以色列军方的新战略。2014年五周的激烈冲突之后，以色列军方评估了战争的结局，调整了策略。在哈马斯加紧升级制造火箭弹、获取无人机并大规模修筑地下工事的最近几年间，以色列国防军制定了以打击哈马斯军事设施为主要目标的新战略，开发了针对性（比如专破地下工事）的技术，并耐心地等待开战的时机。
　　在目前的这场冲突中，我們可以明显地看到，以军的攻势从2014年的以武装人员为主要打击目标，演变成了今天的以摧毁设施为主的策略，重点攻击哈马斯的军事情报、武器研发制造、地下工事，而且采用“敲屋顶”战术，给设施内人员充足的逃离时间，并不在乎武装分子乘机逃走，另外使用定点清除的打法，斩首哈马斯高级指挥和技术人员，因而也使得本次冲突的伤亡人数远远低于2014年2000人死亡的数字。
　　以军的新战略也许并非本次冲突的起因，但显然是导致冲突持续和激化的一个要素。由于这种新战略的存在，以色列反复强调以军必须完成其所制定的军事目标，而不在乎哈马斯方面作出的求和姿态。
　　尽管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会立刻停火，但这场冲突的结局似乎不难预期，而且也应该不太遥远。

战争的进程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评估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有两个不可脱离的要素。其一，是以色列没兴趣重新统治加沙地区，也没兴趣帮助巴解组织统一巴勒斯坦。其二，是哈马斯无论怎样高调，在以色列看来，并不对自己构成实质性威胁。
　　前者决定了以色列不可能大规模进入加沙地带去推翻哈马斯的统治，后者则决定了哈马斯没有能力把战火引进以色列本土，最多用火箭弹做一些骚扰性袭击。因此，加沙冲突无论发生多少次，其基本进程就是以色列通过打击大幅度削弱哈马斯的军事力量。
　　本次冲突以前，以军的战略是空中饱和轰炸加有限的地面进攻，哈马斯则试图在地面战中给以色列造成较大伤亡。而以军目前的新战略则是，通过空中打击，实现其战略目标，完全不进行地面战斗，以使哈马斯的战略重点完全失去作用。哈马斯一方面打不到以军，另一方面耗费了大量资金修建的基础设施被不断摧毁，很快也就会失去继续战斗的兴趣。
　　在地面战这一多变要素去除之后，战争的进程可以大大缩短。因此，有理由相信，本次冲突不会像2014年那样持续五周时间。考虑到以军已多次表示其作战目标已接近完成，可以期望双方在近期会接受某种调停，达成停火。
　　对于这次冲突对以色列国内政局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看点。短期来看，其对以色列反对党组阁的努力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以色列今年大选后，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导致反对派“未来党”领导人亚伊尔·拉彼德获得组阁的授权。由于以色列“小党政治”的特色，拉彼德需要一个比较广泛的联盟才能组成政府，而冲突形成的不稳定因素有可能给这种“合纵连横”带来无法预料的影响。
　　长期来看，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的抗议活动的影响力远比哈马斯的火箭弹深远。内塔尼亚胡已经明确表示，这些阿拉伯团伙将被看作是恐怖主义组织，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已经从警方手中接过这些案件，在国家安全层面上进行处理。
　　5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以视频方式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事国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代表，以及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代表参与了会议。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主持会议时表示，停火止暴是当务之急，武力带不来和平安宁，暴力只会播撒更多仇恨的种子。但巴以两国代表在紧急公开会现场表现出的针锋相对立场，半岛电视台援引分析人士评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发言似乎都不是为了“证明观点”而是为了“得分”，双方似乎都正在向各自的选民发表谈话而不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现场。
　　以色列国内近20%的阿拉伯人和近80%的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非常微妙，这次巴以冲突以后，族群关系无疑将走上更加扑朔迷离的状态，对民意基础、国民身份认同以及国家的长期战略将会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