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定地域人类活动的产物，每个地域都有每个地域的文化，并由此构成了特定地域的意识导向和精神风貌，而这一地域不同时代的文化叠加起来，经过积淀、融汇和升华，便成为这个地域的核心价值观和强大创造力。江南这片丰饶沃土和富庶地域孕育了独特的江南文化，经过岁月淘洗和历史遴选，江南文化逐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质素，成为“长三角”乃至江南地区共同的文化标识。由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等撰写的《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立足于探究江南文化的特殊地位，厘清文化脉络、阐释江南文化结构、阐发江南文化当下价值。
　　江南文化汇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优质元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典范意义和标本功能。对此，著名哲学家、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先生曾经说过：“华夏民族原初蓬勃的生命力在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已逐漸提炼为江南地区的慧心与灵气，有助于中华文化高瞻远瞩的愿景建构与系统设计。”成先生将“慧心”与“灵气”作为江南文化的根本表征，并把江南文化价值上升为中华文化战略发展层面予以考量，这与《江南文化理论》一书中的“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这一核心观点异曲同工，表明“江南文化精神不仅只是一种地方认同，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意义感，甚至连结着更大共同体的思想含义”。教化有根，斯文有脉。绵延久远的江南文化滋濡了江南地区的人杰地灵，瑰丽多姿的江南文化涵育了“长三角”城市群的钟灵毓秀，含佩衔玉的江南文化铸塑着大上海的锦绣辉煌。有鉴于此，近年来江南文化研究日趋炽盛，正在隆起为一门显学，许多学者将研究江南文化视为一种责任和担当，让才华与耐力为伍、智慧与静穆结盟、学养与寂寞牵手，力求为“长三角”发展乃至整个江南城市群建设提供更有力的理论点化和思想内曜。刘士林教授和他的学术团队一直以来朝着中国发展最前沿的地方注目，向着中华文化最耀眼的地方探寻。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着先鞭，倾力介入江南文化研究，广摄博采，深耕细作，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撰写出版了《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江南文化理论》、《江南城市群文化研究》等专著和大量文章，这部著作是对上述学术成果的拓展、深化和升华。全书胪列十二章作为基本架构，思路开阔，视野宏大，彰显江南文化的绚丽气象和深彻底蕴，每章围绕一个专题进行陈述和阐发，宏微有致，巨细洞明，赋予了江南文化新的形质和意态。
　　江南文化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且经过不断嬗变和逐步演化呈现出当下状貌。《江南文化理论》一书以明清江南“八府一州”现存的文化形态为基准，辅之以大量出土文献资料作为“二重证据”综合加以考辨，将江南文化内在结构和传承过程剖解得颇为深透和精细，推演出的结论也非常公允和中肯。作为一种诗意文化形态，江南文化基脉绵长、内涵丰厚，不同历史时期均释放出一定的思想力量和观念能量，始终表达着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主张和期许。书中第三章《江南文化精神与江南生活方式》，通过辨析南、北方文化理念差异、考察江南社会生活风尚演化、甄别南、北方审美态度和生活方式，使人们对江南文化洒脱自由的诗性本质和澄明空灵的审美基调有了更细微了解和更深刻认知。书中第七章《江南文化小传统》，通过对创新求变、兼容并蓄、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流变过程的简要回顾，使人们找到了上海由小渔村聚变为现代东亚第一大都市的内在文化根源。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用“地方性知识”指涉地域特色文化，认为一些地域特色文化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张性，随着时间推移将逐步由侧翼走向主流。循着格尔茨的这一思路，笔者认为《江南文化理论》一书所开辟的文化意义在于，江南文化不仅仅是历史形成的优质地方性知识资源，更多的是指“长三角”城市群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城市群，其根本原因在于江南文化的优渥性和超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