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大学生毕业生毕竟还有一些希望，他们与一般的贫民不，接受过一定教育，最希望有一天能够向上流动
　　科举制度把教育与做官联系在一起，所以，古代中国的教育就异常发达。进入近代以来，政府又受种种“教育救国”的口号及“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人力资源”的经济学教条的鼓动，把本就有限的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高等教育。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商业化更是促使大学走上了疯狂扩招之路，将教育过剩严重放大，结果，扩招之后毕业的大量大学生，找不到与其期望大体相符的就业岗位，在各大城市郊区出现了高知特殊部落。
　　当然，大学生毕业之后从事普通职业，甚至从事某些低收入职业，原是正常的，大学生们自己大约也不再以“天之骄子”自居了。不过，这些大学毕业生毕竟还有一些希望，他们与一般的贫民不同，接受过一定教育，最希望有一天能够向上流动。对于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资金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这原是正常的希望。而只要有这样的前景，那大学刚毕业时期从事低收入职业，就不会成为问题，反而可能成为一笔宝贵的人生经历。
　　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目前从事低收入职业的大学毕业生，在现实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的机会似乎不多，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正在认识到这一点。而此类大学毕业生聚居一处，很容易导致这种认识的扩散。这将会在他们中间制造出消沉、无奈的情绪。果如此，则这些高知未就业群体就将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这不是危言耸听。现代以来，德国、日本、拉美诸国，都曾经形成过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的贫民群体，种种反体制、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情绪，以及反对市场体制、反对法治、反对民主的极端意识形态，均发源于这个群体，或者经由这个群体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在国内，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极端观念近几年抬头，即与大学毕业生贫困群体的形成、扩大，有一定关系。
　　好在，在中国，这个群体形成时间不长，其反社会的心理尚未根深蒂固，如果社会各方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或许可以使问题不至于恶化。若不能在中短期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扩招制造的大学毕业生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个群体，问题很可能有恶化的趋势。
　　出路何在?秘鲁著名学者赫尔南多德·索托的探索十分具有启发性。在第三世界国家，大量人口通过种种渠道走向城市，其中当然也包括接受大学教育者。但他们却遭到城市、遭到国家法律制度的排斥，德·索托将这样的法律体系称之为“重商主义制度”。这种制度通过法律或政策、通过资助、税收、特许权，借助繁琐的登记、申请手续，构筑起一道合法的创业及产权壁垒，堵塞穷人创业的机会。结果是，穷人被排斥在正规体制之外，他们对社会、对政府产生强烈的怨恨，而且也情绪性地反对现状、反对资本和权力，甚至成为光辉道路那样的恐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德·索托提出了应对这种情形的“另一条道路”，那就是，政府调整、改革自身的法律体系，承认穷人创造出来的产权制度，使他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人力资本，可以最便利地创业，从而成为新兴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市场就为城市边缘的穷人提供了改善自己境遇的机会，穷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前景，这自然有助于化解穷人对于体制的怨恨。
　　在中国，目前的种种歧视性的法规、政策，也构筑了一道相当高的壁垒，私人企业发育受到阻碍，穷人创业难度很大，这些让聚集在城市周围、从事低收入职业的大学毕业生们难以看到自己的未来。
　　要让他们看到未来，就必须拆除这道壁垒，让他们更容易获得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创造精神的机会。当然，拆除、或者哪怕是降低这道壁垒，确实牵涉到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按照德·索托为秘鲁所开的药方，政府应当大幅度地简化设立企业的登记程序，鼓励大学毕业生创业；政府应当打破户籍制度，更积极地保护私人财产权，包括承认农民对土地、房屋的产权，允许更多的资源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这将大大增加来自乡村的贫困大学毕业生的资本；政府应当致力于打破垄断，给私人企业以更大发展空间，从而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政府也应当改变重商亲商的政策，使劳动者可以在更公平的制度框架中维护自己的权益。
　　凡此种种变革，应当说，难度确实相当大。但是，“居安思危”远比“亡羊补牢”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