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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作为一种民间自设组织，最初存在于封建行政体系的视野之外，既能为官方所不能为，又能补官方统治的不足，从而程度不同地减轻了因社会变迁而造成的行为失范与社会震荡。
“离开家族的人们没有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他们仍然需要家族的拟制状态。”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王日根在今年7月出版的《中国会馆史》一书中，引用了梁漱溟的话来阐述会馆的深层社会需求背景。王日根认为，会馆就是一种既以家族为募本但又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而整部《中国会馆史》，几乎就是明清以来，中国流动社会的管理功能剖析。会馆为离乡迁徙的人们提供的不仅是精神支柱，也是现实的物质和势力范围支撑，成为流动社会中的有效整合工具。
中国会馆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朝永乐年间，当时的安徽芜湖人俞谟辞官归里时候，把自己在京购买的一块房屋基地交与了同乡，首先在北京设立了芜湖会馆。
起初会馆仅是作为同籍官员聚会宴乐场所，后来则日益与科举结合。清朝入关后，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进京应试的秀才每次都有上万人，为同乡试子提供服务的会馆也因此获得了大发展，仅在北京的各种会馆就达数百家。而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差不多有异乡人聚居的地方，就有会馆的出现，包括文人试馆、工商会馆在内的各类会馆日益增多。从帝国京师到穷乡僻壤，从沿海到内陆，都能够找到会馆的踪迹。它们一般由本乡有名望的官吏发起，联络官绅、商人或者其他移民共同捐款集资创造。
会馆除所在地的房产外，还有附产，主要是用中试的新贵们募资购置的，也有告老还乡的官员以及商人的捐赠。比如北京的仙城会馆就为由商人创办，拥有比较多的附产，上个世纪20年代，光在大栅栏和观音寺就拥有十多处店栈的产权。收入可观的仙城会馆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在京摆上十多桌上等筵席，凡广东同乡都可以来此享用。每年腊月，还在省馆发放救济补助，凭广东籍户口，每人可得三至五元。
随着社会发展，会馆的功能不断完善。包括祭神拜祖、为同乡人在异地提供聚会和娱乐场所、救贫帮困，以及义助办理同乡殡葬事宜，并年年有专人负责祭扫，会馆成为客居他乡途中，一个能涵盖从生至死，与家乡始终紧密相连的血浓于水的纽带。身处客地，会馆内的人们仍然说地方话，看地方戏，摆家乡宴，逢年过节举行团拜活动。王日根总结，“会馆要求会众在变迁的社会中既能发扬传统，又能适应社会变迁，能满足同乡人在外籍寻找乡情依托的需要，能使同乡人走向外部世界时不仅凭个人的奋斗，更能依恃团体的资助，因而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不过，会馆的管理也因此更加严格，要求会员遵循规章制度，维护集体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
王日根在《中国会馆史》一书中记载，有的人于会馆创建之初便要求会馆能发挥编户齐民、辅助治化的功能。会馆在解决内外纠纷乃至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移民区域的会馆进入近代后更发挥了“准基层机构”的功用，比如当时重庆的会馆就曾经主持“市政”，其管辖范围包括当地的警卫、慈善救济以及公用事业。
与对家族采取大张旗鼓的提倡政策相比，封建政府对待会馆多采取默认的态度。这主要因为会馆以管理流动人员为目标，而流动人口本身就可以成为封建统治的异己力量。美国学者顾德曼通过对民国初期以来上海同乡组织的研究，提出会馆与同乡会都是一般同乡组织。
中国近现代史的历次政治变动，常与会馆息息相关。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内创办了《中外纪闻》，宣传变法；孙中山在湖广会馆成立了国民党；1918年，陈独秀曾以徽籍身份在安徽泾县新馆内，与李大钊共同创建了《每周评论》；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会馆居住，针对湖南军阀张敬尧，召开了数千湖南籍旅京人士参加的“湖南各界驱张大会”；甚至在遥远的广西百色，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也是从当地的粤东会馆出发的。而解放后，人民政府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党遗老及官僚无处可躲，居然纷纷避入了北京的各省会馆。
文革期间，会馆惨遭破坏。就连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中山会馆”也未能幸免。本着“破四旧”的名义，该会馆的文物古迹皆被摧毁，只有中西合璧的会议厅的中式屋顶被保存下来。苏州著名的全晋会馆自1958年至1984年，曾先后被改为化工塑料厂、眼镜厂、光学仪器厂、照相机厂及机械工业局职工大学。幸运的是经过整修，全晋会馆后来成为了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描述了这段奇遇，“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
与早年会馆“颇能因应社会变迁而历久长新”呼应，于拆迁中幸存下来的会馆在不断适应市场的潮流中努力求存，多数变为了文物展览地及旅游观光点。在日益宽阔的北京新南城，修于1807年的湖广会馆最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保留了一隅。1992年，占用湖广会馆的各单位被限期迁出，北京湖广会馆成为北京戏曲博物馆，变成了人们观看传统戏曲演出和宴饮之地。
当记者在八月艳阳的午后踏入湖广会馆时候，200年的历史如宜人凉风扑面而来：正午时的大戏楼正偃旗息鼓，会馆内的湖广私家菜馆却生意兴隆，人来人往。菜品从便宜的农家小炒到昂贵的鱼翅，显现出昔日迎接八方，上下迁就的老乡之谊。而热闹的背景声中，湖广会馆的二百年在一张张图片和文字说明中飞逝：1870年，曾国藩曾在这里庆祝六十寿辰，无限风光;1900年，这里是八国联军的美军司令部；梅兰芳曾在这里饰演《天女散花》，谭鑫培曾在这里演唱《定军山》；1998年，新凤霞的追思会在这里举行；1999年，季羡林80岁生日在这里热闹举办。
“离开家族的人们没有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他们仍然需要家族的拟制状态。”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王日根在今年7月出版的《中国会馆史》一书中，引用了梁漱溟的话来阐述会馆的深层社会需求背景。王日根认为，会馆就是一种既以家族为募本但又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而整部《中国会馆史》，几乎就是明清以来，中国流动社会的管理功能剖析。会馆为离乡迁徙的人们提供的不仅是精神支柱，也是现实的物质和势力范围支撑，成为流动社会中的有效整合工具。
中国会馆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朝永乐年间，当时的安徽芜湖人俞谟辞官归里时候，把自己在京购买的一块房屋基地交与了同乡，首先在北京设立了芜湖会馆。
起初会馆仅是作为同籍官员聚会宴乐场所，后来则日益与科举结合。清朝入关后，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进京应试的秀才每次都有上万人，为同乡试子提供服务的会馆也因此获得了大发展，仅在北京的各种会馆就达数百家。而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差不多有异乡人聚居的地方，就有会馆的出现，包括文人试馆、工商会馆在内的各类会馆日益增多。从帝国京师到穷乡僻壤，从沿海到内陆，都能够找到会馆的踪迹。它们一般由本乡有名望的官吏发起，联络官绅、商人或者其他移民共同捐款集资创造。
会馆除所在地的房产外，还有附产，主要是用中试的新贵们募资购置的，也有告老还乡的官员以及商人的捐赠。比如北京的仙城会馆就为由商人创办，拥有比较多的附产，上个世纪20年代，光在大栅栏和观音寺就拥有十多处店栈的产权。收入可观的仙城会馆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在京摆上十多桌上等筵席，凡广东同乡都可以来此享用。每年腊月，还在省馆发放救济补助，凭广东籍户口，每人可得三至五元。
随着社会发展，会馆的功能不断完善。包括祭神拜祖、为同乡人在异地提供聚会和娱乐场所、救贫帮困，以及义助办理同乡殡葬事宜，并年年有专人负责祭扫，会馆成为客居他乡途中，一个能涵盖从生至死，与家乡始终紧密相连的血浓于水的纽带。身处客地，会馆内的人们仍然说地方话，看地方戏，摆家乡宴，逢年过节举行团拜活动。王日根总结，“会馆要求会众在变迁的社会中既能发扬传统，又能适应社会变迁，能满足同乡人在外籍寻找乡情依托的需要，能使同乡人走向外部世界时不仅凭个人的奋斗，更能依恃团体的资助，因而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不过，会馆的管理也因此更加严格，要求会员遵循规章制度，维护集体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
王日根在《中国会馆史》一书中记载，有的人于会馆创建之初便要求会馆能发挥编户齐民、辅助治化的功能。会馆在解决内外纠纷乃至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移民区域的会馆进入近代后更发挥了“准基层机构”的功用，比如当时重庆的会馆就曾经主持“市政”，其管辖范围包括当地的警卫、慈善救济以及公用事业。
与对家族采取大张旗鼓的提倡政策相比，封建政府对待会馆多采取默认的态度。这主要因为会馆以管理流动人员为目标，而流动人口本身就可以成为封建统治的异己力量。美国学者顾德曼通过对民国初期以来上海同乡组织的研究，提出会馆与同乡会都是一般同乡组织。
中国近现代史的历次政治变动，常与会馆息息相关。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内创办了《中外纪闻》，宣传变法；孙中山在湖广会馆成立了国民党；1918年，陈独秀曾以徽籍身份在安徽泾县新馆内，与李大钊共同创建了《每周评论》；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会馆居住，针对湖南军阀张敬尧，召开了数千湖南籍旅京人士参加的“湖南各界驱张大会”；甚至在遥远的广西百色，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也是从当地的粤东会馆出发的。而解放后，人民政府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党遗老及官僚无处可躲，居然纷纷避入了北京的各省会馆。
文革期间，会馆惨遭破坏。就连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中山会馆”也未能幸免。本着“破四旧”的名义，该会馆的文物古迹皆被摧毁，只有中西合璧的会议厅的中式屋顶被保存下来。苏州著名的全晋会馆自1958年至1984年，曾先后被改为化工塑料厂、眼镜厂、光学仪器厂、照相机厂及机械工业局职工大学。幸运的是经过整修，全晋会馆后来成为了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描述了这段奇遇，“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
与早年会馆“颇能因应社会变迁而历久长新”呼应，于拆迁中幸存下来的会馆在不断适应市场的潮流中努力求存，多数变为了文物展览地及旅游观光点。在日益宽阔的北京新南城，修于1807年的湖广会馆最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保留了一隅。1992年，占用湖广会馆的各单位被限期迁出，北京湖广会馆成为北京戏曲博物馆，变成了人们观看传统戏曲演出和宴饮之地。
当记者在八月艳阳的午后踏入湖广会馆时候，200年的历史如宜人凉风扑面而来：正午时的大戏楼正偃旗息鼓，会馆内的湖广私家菜馆却生意兴隆，人来人往。菜品从便宜的农家小炒到昂贵的鱼翅，显现出昔日迎接八方，上下迁就的老乡之谊。而热闹的背景声中，湖广会馆的二百年在一张张图片和文字说明中飞逝：1870年，曾国藩曾在这里庆祝六十寿辰，无限风光;1900年，这里是八国联军的美军司令部；梅兰芳曾在这里饰演《天女散花》，谭鑫培曾在这里演唱《定军山》；1998年，新凤霞的追思会在这里举行；1999年，季羡林80岁生日在这里热闹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