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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狄更斯
伍迪?艾伦在《午夜巴黎》里阐述这样一种情绪：每个人都在逃避现在，寻找自己的黄金时代。影片对于古旧的推崇，其实充满了犀利讽刺。也许有人对福尔摩斯时代的伦敦充满憧憬，但十有八九的人不会愿意回到那个年代；而福尔摩斯时代的伦敦人可能对几十年前，狄更斯时代的伦敦更加迷恋。
其实，在19世纪中叶，尽管伦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但那时候的伦敦污染严重，垃圾遍地，城市里到处是粪便的气息，臭气熏天。整条泰晤士河都在发酵，流淌着褐色的液体。但也是那个年代，大批的人涌入伦敦，令这里成为了底层贫民庞杂的世界。延续狄更斯的逻辑：这里是最好的地方，这里也是最坏的地方。
处在工业革命早期的伦敦，2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数以万计的人为了摆脱贫困而逃往美国和澳大利亚，逃无可逃的人只好拖家带口走进福利济贫院。而更为夸张的一次则是在1858年夏天，伦敦市内的臭味达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程度，国会议员们和有钱人大多都逃离伦敦，伦敦几乎成为低收入者的城市。
在狄更斯的笔下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伦敦贫民的身影：在《大卫?科波菲尔》中，10岁的大卫被残忍的继父送到一家仓库做童工。在《小杜丽》中，杜丽的父亲因欠债被送进了监狱，小杜丽正是在监狱出生。在《孤星泪》中，孤儿皮普对于自己低贱的出生始终无法释怀……
如果狄更斯来到现代的伦敦，也许他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当初这个为了体验生活而当过乞丐的作家绝对不会知道，现代伦敦的乞丐每天平均收入接近55英镑。70％的路人会因为没有施舍乞丐而有罪恶感，他们大多会认为，乞丐会用得来的钱买些食物或找个地方住。但事实上，这些乞丐大多用乞讨来的钱购买毒品。
不可否认，伦敦的确是一座属于低收入民众甚至破产阶级的城市。尽管这里的住房津贴、失业津贴、残疾津贴和国民医疗保险，曾一度让穷人们也能拥有圣诞夜的烟花和火鸡，可狄更斯笔下那些孤儿和乞丐并没有消失。
昙花一现的高福利制度随着公共部门开支增加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即，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了削减福利补贴的政策。根据英国会计协会统计，2009-2010 年，英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7.1%，而在狄更斯晚年，英国身处贫困的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虽然狄更斯笔下的贫民窟似乎不像当年那样随处可见，但英国人往往有一种我们到底身处“荒凉山庄”还是“远大前程”的质疑之心。
这个数据在房产方面则更加明显。英国伦敦的《都市报》在今年年初曾针对狄更斯笔下的中低收入阶层进行过计算，据说那个年代的人节衣缩食，每年攒上1000 英镑，20 年后才有可能付清一套两居室公寓的首期：这也是为什么在19 世纪，狄更斯会把出租屋的业主描述成“恶房东”，毕竟伦敦有超过90% 的人住在私人出租屋里。而在100多年后的20世纪90 年代，因为政府修建了大量廉租房，租私房的人下降到9%，遗憾的是最近5 年，这个数字却飙升到了40%。
有人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在狄更斯诞辰200周年的今年，在他的祖国会掀起“狄更斯热”，其实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表达民意罢了。
足球流氓与谦谦君子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巴黎伦敦落魄记》里写到了一个与伦敦的俚语有关的轶事：
脏话也会演变——要么说无论如何，会一时流行，一时落伍。例如20年前，伦敦的工人阶级习惯用“bloody（血淋淋的、残忍的）”这个词，现在他们已经完全不再用这个词。没有一个生在伦敦的伦敦人（跟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不一样）如今还说“bloody”。除非他受过些教育。事实上，这个词在社会等级上提升了，不再是个为工人阶级所用的脏词。
这个段落大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城市逻辑：伦敦用它博大的胸襟容纳下了诸多底层民众，但正是这些底层贫民给伦敦这座古老的城市添上了漂亮的色彩。最亮丽的一抹无疑是现代足球。
传说在11世纪，英格兰与丹麦之间有过一场战争，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在清理战争废墟时发现一个丹麦入侵者的头骨，出于愤恨，他们便用脚去踢这个头骨，一群小孩见了便也来踢，不过他们发现头骨踢起来脚痛，于是用牛膀胱吹气来代替它：这就是现代足球的诞生。
这个粗暴的运动很快被英伦岛国的人们带到了首都。在中世纪的伦敦，足球已成为许多年轻人所热衷的一项活动。他们在雾都狭窄的街道上追逐皮球，经常将皮球踢到街边人家的窗子上。于是英国国王不得不下令禁止踢足球。1331年，英王爱德华三世颁布全国性禁令，取缔公众的足球活动，此后多位英王均禁止足球游戏，足球以不合法的身份在民间存在了500余年。
翻开英国足球职业俱乐部的历史地图，不难发现92个职业足球俱乐部大部分分布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新型工业城市及周边地区。伦敦以其首都的特殊地位，拥有的俱乐部亦为英伦之最。下文是一段描述伦敦周边早期的足球俱乐部的文字：
东南部的米尔沃尔是由一群苏格兰船务工人在1885年组建的。……1895年成立绰号铁锤帮的西汉姆联队和成立于1905年的莱顿东方队则是近邻。……北伦敦的阿森纳队成立于1886年，是泰晤士河南岸兵工厂的沃尔维奇工人的俱乐部，……位于伦敦中部有三家俱乐部，成立于1882年女王公园巡游者队，1879年的富勒姆队，和成立于1905年的切尔西队。泰晤士河旁的农舍球场是富勒姆的主场，斯坦福桥则是切尔西的主场。
从球队的名称以及最初成员的描述里，可以想象，当时踢球的人有船工、兵工厂的武器制造者，甚至可能还有农夫、铁匠。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什么时候，伦敦的球迷都是幸福的，每逢周末比赛日，他们不是在球场，就是在去球场的路上，当然，没有哪一支俱乐部或哪一位球星可以在伦敦城一呼百应，从某个角度来说，足球才是伦敦的主宰：伦敦皇后大街共济会酒馆是现代足球的诞生地，足球史上里程碑式的会议在这里召开。
从足球诞生的群体里，甚至透露着英国足球流氓的基因信息。尽管对足球流氓的研究，世界上顶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专家们也说不清楚，甚至认为足球流氓是深邃人性中最难剖析的难症。但别忘了，在现代足球的诞生过程中，破产阶级也有着一份贡献。 英国足球流氓平常都是谦谦君子，但一看到主队输球就变成了受伤的公牛，惹是生非。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足球流氓在全球声名狼藉，英国国内媒体将其喻为“英格兰的灾难”。但事实上，伦敦最早的足球流氓活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当时同城德比经常发生不同程度的暴力冲突，那时狄更斯刚刚死去不久，英国全国有25%左右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城市贫民则更多。
一个街区的崛起
伦敦的乞丐们喜欢聚集在西区，那是伦敦的富人区，那里有四分之一的人觉得不施舍就应该忏悔。而在伦敦东区，狄更斯写到过的卡姆登大街，仍像维多利亚时代一样，是中低收入阶层和穷人们聚集的地方，在一本出版于1840年的名叫《伦敦劳工和穷人》的书里，它曾被描述成小偷、乞丐、流浪汉以及“抹着浓妆却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的妓女”扎堆的舞台。
伦敦东区是传统意义上的贫民区，BBC电视剧《东区人》对东区有着直观的表达，在伦敦，提到这里的人群就意味着“穷困”、“粗鲁”、“受教育程度低”和“犯罪率高”。这里曾经是工业区，街道狭窄，房屋稠密，居住的大多是传统英国阶级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工人以及大量的外来移民，还有令人头痛不已的足球流氓，传说中著名的“开膛手杰克”也正出没于此，这里鱼龙混杂，被认为是伦敦最危险的地方。
但这里也是创意产业集聚区标杆。因为外来移民的进入，在上世纪20年代，伦敦东区就有艺术家在此聚居。伦敦Sohu街区当时赫赫有名，是放浪形骸的艺术家聚集的地方。那时候，有个加拿大人也常常走在东区街道上，与年轻的作家、美术家和音乐家纵酒宴饮、高谈阔论，他是一位画家、诗人、演说家、批评家，他的主业是外科医生，他叫白求恩。
伦敦东区可以看成是底层人士献给这座城市的艺术品，这片“臭名昭著”的街区上那些空置的厂房与低廉的房价，吸引了许多落魄的、刚刚起步的创意产业从业者。例如霍克斯顿，是东区的一片著名街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平面设计业迁入这里，取代了原有的印刷工厂，服装设计师则代替了纺织工厂，而在90年代后期，数字技术公司更纷纷进驻，伦敦人开始称霍克斯顿是“数字三角洲”。
在伦敦申办2012年奥运会成功后，伦敦东区成为了伦敦市重点打造的区域。在官方看来，在伦敦这种历史名城很难找到大规模修建奥运场地的地方，不如注入重建概念，选择发展较差的地区，这样更有利于以奥运带动这些区域的经济起航。所以，这个贫民区开始迎来有史以来的最大改变，四面八方的人们纷纷涌向这里感受最新奇、最具有文化气息的都市魅力，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东欧甚至更遥远地方的妓女、小偷，伦敦形象可能因此被破坏。但对于伦敦的市民来说，他们更多的选择是逃离伦敦。英国《独立报》的一项调查显示，选择伦敦奥运会期间去海外旅游的英国人中，有近25%表示，“逃亡”的目的是为了“避运”。
但这并不能完全表示他们对外来的贫民不欢迎，要知道，在去年夏天，数千英国民众加入一场网络运动，支持一名老年流浪汉成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火炬手：他在伦敦西南部的伯恩茅斯很出名，因为他从不戴表，但却可以知道准确时间，因此被送绰号——“超级流浪汉”。年过八旬的他，已经在英国街头流浪20多年，白胡子、足球围巾和派克大衣就是他的标志。
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里忧心忡忡地说：“现代人谈了那么多精力、效率、社会公益服务等等，但是除了‘挣钱，合法地挣钱，挣很多’，别的还有所指吗？金钱已经变成对美德的极其重要的试金石。”然而，伦敦人证明，这一些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伍迪?艾伦在《午夜巴黎》里阐述这样一种情绪：每个人都在逃避现在，寻找自己的黄金时代。影片对于古旧的推崇，其实充满了犀利讽刺。也许有人对福尔摩斯时代的伦敦充满憧憬，但十有八九的人不会愿意回到那个年代；而福尔摩斯时代的伦敦人可能对几十年前，狄更斯时代的伦敦更加迷恋。
其实，在19世纪中叶，尽管伦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但那时候的伦敦污染严重，垃圾遍地，城市里到处是粪便的气息，臭气熏天。整条泰晤士河都在发酵，流淌着褐色的液体。但也是那个年代，大批的人涌入伦敦，令这里成为了底层贫民庞杂的世界。延续狄更斯的逻辑：这里是最好的地方，这里也是最坏的地方。
处在工业革命早期的伦敦，2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数以万计的人为了摆脱贫困而逃往美国和澳大利亚，逃无可逃的人只好拖家带口走进福利济贫院。而更为夸张的一次则是在1858年夏天，伦敦市内的臭味达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程度，国会议员们和有钱人大多都逃离伦敦，伦敦几乎成为低收入者的城市。
在狄更斯的笔下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伦敦贫民的身影：在《大卫?科波菲尔》中，10岁的大卫被残忍的继父送到一家仓库做童工。在《小杜丽》中，杜丽的父亲因欠债被送进了监狱，小杜丽正是在监狱出生。在《孤星泪》中，孤儿皮普对于自己低贱的出生始终无法释怀……
如果狄更斯来到现代的伦敦，也许他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当初这个为了体验生活而当过乞丐的作家绝对不会知道，现代伦敦的乞丐每天平均收入接近55英镑。70％的路人会因为没有施舍乞丐而有罪恶感，他们大多会认为，乞丐会用得来的钱买些食物或找个地方住。但事实上，这些乞丐大多用乞讨来的钱购买毒品。
不可否认，伦敦的确是一座属于低收入民众甚至破产阶级的城市。尽管这里的住房津贴、失业津贴、残疾津贴和国民医疗保险，曾一度让穷人们也能拥有圣诞夜的烟花和火鸡，可狄更斯笔下那些孤儿和乞丐并没有消失。
昙花一现的高福利制度随着公共部门开支增加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即，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了削减福利补贴的政策。根据英国会计协会统计，2009-2010 年，英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7.1%，而在狄更斯晚年，英国身处贫困的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虽然狄更斯笔下的贫民窟似乎不像当年那样随处可见，但英国人往往有一种我们到底身处“荒凉山庄”还是“远大前程”的质疑之心。
这个数据在房产方面则更加明显。英国伦敦的《都市报》在今年年初曾针对狄更斯笔下的中低收入阶层进行过计算，据说那个年代的人节衣缩食，每年攒上1000 英镑，20 年后才有可能付清一套两居室公寓的首期：这也是为什么在19 世纪，狄更斯会把出租屋的业主描述成“恶房东”，毕竟伦敦有超过90% 的人住在私人出租屋里。而在100多年后的20世纪90 年代，因为政府修建了大量廉租房，租私房的人下降到9%，遗憾的是最近5 年，这个数字却飙升到了40%。
有人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在狄更斯诞辰200周年的今年，在他的祖国会掀起“狄更斯热”，其实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表达民意罢了。
足球流氓与谦谦君子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巴黎伦敦落魄记》里写到了一个与伦敦的俚语有关的轶事：
脏话也会演变——要么说无论如何，会一时流行，一时落伍。例如20年前，伦敦的工人阶级习惯用“bloody（血淋淋的、残忍的）”这个词，现在他们已经完全不再用这个词。没有一个生在伦敦的伦敦人（跟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不一样）如今还说“bloody”。除非他受过些教育。事实上，这个词在社会等级上提升了，不再是个为工人阶级所用的脏词。
这个段落大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城市逻辑：伦敦用它博大的胸襟容纳下了诸多底层民众，但正是这些底层贫民给伦敦这座古老的城市添上了漂亮的色彩。最亮丽的一抹无疑是现代足球。
传说在11世纪，英格兰与丹麦之间有过一场战争，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在清理战争废墟时发现一个丹麦入侵者的头骨，出于愤恨，他们便用脚去踢这个头骨，一群小孩见了便也来踢，不过他们发现头骨踢起来脚痛，于是用牛膀胱吹气来代替它：这就是现代足球的诞生。
这个粗暴的运动很快被英伦岛国的人们带到了首都。在中世纪的伦敦，足球已成为许多年轻人所热衷的一项活动。他们在雾都狭窄的街道上追逐皮球，经常将皮球踢到街边人家的窗子上。于是英国国王不得不下令禁止踢足球。1331年，英王爱德华三世颁布全国性禁令，取缔公众的足球活动，此后多位英王均禁止足球游戏，足球以不合法的身份在民间存在了500余年。
翻开英国足球职业俱乐部的历史地图，不难发现92个职业足球俱乐部大部分分布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新型工业城市及周边地区。伦敦以其首都的特殊地位，拥有的俱乐部亦为英伦之最。下文是一段描述伦敦周边早期的足球俱乐部的文字：
东南部的米尔沃尔是由一群苏格兰船务工人在1885年组建的。……1895年成立绰号铁锤帮的西汉姆联队和成立于1905年的莱顿东方队则是近邻。……北伦敦的阿森纳队成立于1886年，是泰晤士河南岸兵工厂的沃尔维奇工人的俱乐部，……位于伦敦中部有三家俱乐部，成立于1882年女王公园巡游者队，1879年的富勒姆队，和成立于1905年的切尔西队。泰晤士河旁的农舍球场是富勒姆的主场，斯坦福桥则是切尔西的主场。
从球队的名称以及最初成员的描述里，可以想象，当时踢球的人有船工、兵工厂的武器制造者，甚至可能还有农夫、铁匠。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什么时候，伦敦的球迷都是幸福的，每逢周末比赛日，他们不是在球场，就是在去球场的路上，当然，没有哪一支俱乐部或哪一位球星可以在伦敦城一呼百应，从某个角度来说，足球才是伦敦的主宰：伦敦皇后大街共济会酒馆是现代足球的诞生地，足球史上里程碑式的会议在这里召开。
从足球诞生的群体里，甚至透露着英国足球流氓的基因信息。尽管对足球流氓的研究，世界上顶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专家们也说不清楚，甚至认为足球流氓是深邃人性中最难剖析的难症。但别忘了，在现代足球的诞生过程中，破产阶级也有着一份贡献。 英国足球流氓平常都是谦谦君子，但一看到主队输球就变成了受伤的公牛，惹是生非。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足球流氓在全球声名狼藉，英国国内媒体将其喻为“英格兰的灾难”。但事实上，伦敦最早的足球流氓活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当时同城德比经常发生不同程度的暴力冲突，那时狄更斯刚刚死去不久，英国全国有25%左右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城市贫民则更多。
一个街区的崛起
伦敦的乞丐们喜欢聚集在西区，那是伦敦的富人区，那里有四分之一的人觉得不施舍就应该忏悔。而在伦敦东区，狄更斯写到过的卡姆登大街，仍像维多利亚时代一样，是中低收入阶层和穷人们聚集的地方，在一本出版于1840年的名叫《伦敦劳工和穷人》的书里，它曾被描述成小偷、乞丐、流浪汉以及“抹着浓妆却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的妓女”扎堆的舞台。
伦敦东区是传统意义上的贫民区，BBC电视剧《东区人》对东区有着直观的表达，在伦敦，提到这里的人群就意味着“穷困”、“粗鲁”、“受教育程度低”和“犯罪率高”。这里曾经是工业区，街道狭窄，房屋稠密，居住的大多是传统英国阶级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工人以及大量的外来移民，还有令人头痛不已的足球流氓，传说中著名的“开膛手杰克”也正出没于此，这里鱼龙混杂，被认为是伦敦最危险的地方。
但这里也是创意产业集聚区标杆。因为外来移民的进入，在上世纪20年代，伦敦东区就有艺术家在此聚居。伦敦Sohu街区当时赫赫有名，是放浪形骸的艺术家聚集的地方。那时候，有个加拿大人也常常走在东区街道上，与年轻的作家、美术家和音乐家纵酒宴饮、高谈阔论，他是一位画家、诗人、演说家、批评家，他的主业是外科医生，他叫白求恩。
伦敦东区可以看成是底层人士献给这座城市的艺术品，这片“臭名昭著”的街区上那些空置的厂房与低廉的房价，吸引了许多落魄的、刚刚起步的创意产业从业者。例如霍克斯顿，是东区的一片著名街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平面设计业迁入这里，取代了原有的印刷工厂，服装设计师则代替了纺织工厂，而在90年代后期，数字技术公司更纷纷进驻，伦敦人开始称霍克斯顿是“数字三角洲”。
在伦敦申办2012年奥运会成功后，伦敦东区成为了伦敦市重点打造的区域。在官方看来，在伦敦这种历史名城很难找到大规模修建奥运场地的地方，不如注入重建概念，选择发展较差的地区，这样更有利于以奥运带动这些区域的经济起航。所以，这个贫民区开始迎来有史以来的最大改变，四面八方的人们纷纷涌向这里感受最新奇、最具有文化气息的都市魅力，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东欧甚至更遥远地方的妓女、小偷，伦敦形象可能因此被破坏。但对于伦敦的市民来说，他们更多的选择是逃离伦敦。英国《独立报》的一项调查显示，选择伦敦奥运会期间去海外旅游的英国人中，有近25%表示，“逃亡”的目的是为了“避运”。
但这并不能完全表示他们对外来的贫民不欢迎，要知道，在去年夏天，数千英国民众加入一场网络运动，支持一名老年流浪汉成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火炬手：他在伦敦西南部的伯恩茅斯很出名，因为他从不戴表，但却可以知道准确时间，因此被送绰号——“超级流浪汉”。年过八旬的他，已经在英国街头流浪20多年，白胡子、足球围巾和派克大衣就是他的标志。
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里忧心忡忡地说：“现代人谈了那么多精力、效率、社会公益服务等等，但是除了‘挣钱，合法地挣钱，挣很多’，别的还有所指吗？金钱已经变成对美德的极其重要的试金石。”然而，伦敦人证明，这一些没有想象的那么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