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生活上崇俭反奢
身为将相、位高权重、声名显赫的曾国藩始终保持一介寒士之风，节俭自律，不事奢靡，生活简朴。
在饮食方面：清廉自养是曾国藩服膺老庄的表现之一，在养生之道上他信奉自然之说，反对服食贵重补品。曾国藩每餐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节俭，无异于寒素之家。时人以其每餐只菜一品，而呼之为“一品宰相”。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以总督至，特备盛宴，山珍海味，罗列满桌，曾国藩仅就面前所设数菜稍食而已。饭后语人曰：“一食千金，吾不忍食，目不忍睹。”
在穿衣方面：曾国藩秉性节俭，衣服十分简朴，平时不衣帛，布袍鞋袜多系夫人所做，衣服上常有补丁。他认为：“居家之道，唯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置，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他三十岁刚过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在家时从不轻易穿上，惟遇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下，故藏之三十年犹如新衣。他曾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之女崇德老人回忆曾说：在江南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姊妹二人仅一件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闻之则安慰曰：“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你添制绸裤一条。”时崇德年幼，一闻此言，便破涕而笑。
在住行方面：曾国藩床上铺草席、盖土布，家中老屋已有百余年，由于家中人口增多，同治六年，曾国藩为家人修理旧屋花钱七千串而不安，写信责问弟弟：“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居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凡居官不可无清名，若名清而实不表，尤为造物所怒。”白杨坪曾家老屋已百余年，曾国荃以家中人口增多，另建新屋一栋，费资三千余串。曾国藩闻之大不高兴，去函责备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曾国藩推崇的“花未全开月未圆”，实堪玩味。
在开销方面：身为湘军统帅和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在京城为官时大不一样，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部下，应酬越来越少，衣服也越来越简单，有点不修边幅，开支也大减。他的女儿出嫁时，他规定办嫁妆的钱不得超过两百金。每月给妻子欧阳夫人的零花钱少得可怜。
赵烈文第一次见到的总督是这个样子：“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同治二年，戈登到安庆拜访总督，发现“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同治六年，曾国藩到赵烈文家里谈事，脱了马褂放在榻上，赵烈文拿起来一看，佛青洋呢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衣者，为之太息不已。
同治元年幕僚方宗诚见到曾，他描述曾的卧室：“当公夫人未来皖时，宴彭雪芹侍郎于内室，招予陪饮。见室中惟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
赵烈文的记载也佐证了：“今日直诣相国卧室，葛帐低小，布夹被草蕈而已。旁有二小箱，几上陈设纸笔之外，无一件珍物。吁，可敬哉！”
二、作风上反“老子”现象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人跻身官场，子孙、家族、亲友都跟着得势得利。“官二代”现象即是这种传统的折射，它是官场腐败的温床，也是特权萌生的土壤。曾国藩自始反对官场上的“老子”现象。
曾国藩对家人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此门一开，则求者踵至，必将日不暇给，不如一切谢绝，杜门谢客。”
早在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在给楚善叔的信中劝叔叔们“莫进县城，莫管公事”。他说：“为蒋市街曾家说坟山事，长寿阉和尚说命案事，此虽积德之举，然亦是干预公事。”他还分析了地方官的心理：“凡乡绅管公事，地方官无不衔恨。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地方官外面应酬，心实鄙薄（说公事者）。”总之以“总不到县，不管事”为妥。
同治年间，曾家兄弟权势已达顶峰，曾国藩更担心在家料理家务的国潢弟做出不妥之事。同治元年，专门给国潢写信，信中谈到对本县父母官宜“不亲不疏”的处世原则，他说：“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诋其非。与之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渠有庆吊，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须绅士助力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渠于前后任之交代，上司衙门之请托，则吾家丝毫不可与闻。”
他经常告诫子弟不要拉关系、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参加岁考科举都不顺利。同治三年，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寄信叮嘱纪鸿说：“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事后，曾国藩对弟弟说：“纪鸿之文，万无中举之理。”把儿子接到金陵府中亲自教导。
三、治军尚廉介
曾国藩说：“欲服军心，必须尚廉介。”曾国藩恪守“当官以不要钱为本”的信念，“以号召吾乡之豪杰，明不欲自欺之志”。他深知廉洁对于战斗力的重要性。只有立定不要钱、不怕死之志，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
一介儒生，平生既没有半点军事经验，又无全胜的把握，如何征服军心？只有大力推崇廉洁。反过来说，就是一个百战百胜的名将，恐怕要服军心，也得推崇一个“廉”字。
曾国藩对湘军将领要求：“为将之道，谋勇不可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牟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睽睽（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众牟勇之心。”“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截旷而后议之也。”
当兵的人，对于将帅的本事大小各有各的看法，但对于银钱一事，可是个个心知肚明的，真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得不畏。 曾国藩通过树人立法脱胎换骨打造湘军，坚持在军中严惩贪污。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之行为者必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如湘军副将杨复成、彭得胜等因克扣军饷，被当即正法。
“当官以不爱钱为本，廉洁自律，方能上对得起天、皇上、国家，下对得起百姓、亲友、子侄”。湘军风气，自此不同。
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祁门大营，看到湘军风貌如此：“闻营牟言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牟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合营办事及供役悉用官牟，无私从一人。应酬简易，巡捕官白事，长衫而已。帅亦躬尚约素，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与士卒卧起同时，不苟安逸。每夜常私出巡行察听，更号有违误者，亦不加严责，好语训诲而已。民间辞讼，虽细必亲，小民直至督辕递呈，无一钱之费，其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
曾国藩树人立法，带出一批宁可肥公、不可肥私的湖湘廉将、廉官。
如湘军统帅之一、官至湖北巡抚的胡林翼这样评价湘军将士，他说：“涤师（即曾国藩）清节冠时，凡湘人如罗山（罗泽南）、迪庵（李续宾）、厚庵（李续宜）、璞山（王鑫）、荫渠（刘长佑）均不以军饷自肥。”
其实，胡林翼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廉官。曾国藩称他“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
胡林翼说：“吾辈做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之处则不忠莫大焉。”他誓言“绝不以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后来他担任湖北巡抚，成为湘军领袖，直到生命终结，自始至终贯彻“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的信条。他在遗嘱中交代：“我死后，诸君送我的奠银，都要全部用来建设好书院，而不要拿去挥霍！”
曾国藩说：“楚军之地皖北者，如公（李续宜），如厚庵、雪芹，固不待言，天下之人均信之，且深信之矣。即近日小统，如成，如梁，如萧，如吴，如余，均非贪士，勇额不虚，临事亦不怯。如此正派风气，天下之贼何患不平，饷又何患不集哉。”
李续宾、李续宜兄弟，湖南涟源人，湘军大将，人称他们“皆以清洁自矢，廉俸薪资，悉供军用；家无长物，环睹萧然”。
湘军水师大将杨岳斌，湖南吉首人，一名杨载福，后官到福建水师提督、陕甘总督，仁厚敦笃，寡言语，治水师十余年，既归，家仅中产，怡然奉亲。初起末牟，晚渐通文学，能诗。江宁捷后还乡口号曰：“藉问归来何所有，半帆明月半帆风。”彭玉麟，湖南衡阳人，湘军水师大将，后任兵部尚书、清军水师统帅。他有著名的三不要广为人知：不要官，不要财，不要命。他一生曾六次辞官。
四、治政上约法三章
曾国藩修身治军没有放弃吊民伐罪、惩贪扬廉的信仰，他坚持铁面无私惩治腐败和那些不爱民、扰民的官员；当他出掌两江总督之后，更是大力清除陋规，惩治腐败。
如果说治军相对简单，治政则繁琐得多，一则由于管辖区域大，事情多；二则由于涉及人员多，牵涉面大。上任二十六天后，曾国藩就开始巡行辖区，整顿吏治。
首先禁止搞迎送仪式。他晓谕两江，要求官员到基层巡视时屏去虚文，力求实际，禁止大搞排场。这样做，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下属的负担。历史上很多官员为了迎合官场上迎来送往的习惯，不得不把大量精力花费在这个上面，同时也不得不把大量钱财花在这个上面，下属官员是有苦难言，却又不得不为之。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就是因为不习惯于此，愤而辞官不做，隐居林泉。
其次是约法三章。其中包括不许收受银礼。无论茶叶、小菜还是裁料、衣服、书籍、字画、古玩、器皿、金银、食物均皆不收。这对于一些正直官员来说，也是两惠之事，一则免除了下属的经济负担，二是增加了上司的清誉。但是长期以来，官场上的互相馈赠已形成一种潜规则。似乎不送不收，显不出上级官员的权威，看不出下级官员的诚意。对于这种陋习，曾国藩一律予以禁止。然而，还是有官员送礼。
鲍超是他的爱将，别人不敢送礼，他却借赴安庆向曾国藩禀事兼贺寿的机会，带去了十六包礼物和不少珍宝古玩。曾国藩把礼物全看了一遍，挑了一顶小帽收下，其余全部笑着送还。鲍超也无可奈何，把礼物带回去了。
这样一来，过去下属送一点火腿之类的小东西，现在也没有人送了，弄得曾国藩要喝点黄酒，吃点火腿都要上街去买。有一天，赵烈文笑道：大清二百年无此总督衙门。曾氏笑着回应道：君他日撰吾墓志铭皆作料也。
同时，更大规模的挑战陋规也在两江全境展开。在湘军的浴血奋战下，同治元年，江西全境克复。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开始在江西为百姓减负。在明知湘军军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曾国藩决定大幅度减征江西百姓的田赋附加税。因为他看到作为主战场之一的江西，在战争中遭受到的创伤巨大，百姓苦不堪言，甚于湘军缺饷。减征田赋附加税，主要对农民有利；而开征厘金，则是对商人征税。据布政使李桓估计，仅此一项，每年可给江西百姓减负一百多万两。
附加税一降，各种陋规相应裁减。他和江西巡抚沈葆桢商量，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部停止，其他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县征收的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
这样清源节流做下来，让江西的农民得到了不少实惠。但是，事后才发现，这一改革太激进了，许多地方开支因此没有了着落，特别是1863年，情况更窘迫，因为战事胶着，军事费用增加不少，曾国藩颇为后悔。但后悔归后悔，却从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一做法。
五、小 结
曾国藩没有宽己严人，初到南京办公时亲笔题写了一副对联，希望身边友朋时刻提醒自己：“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对自己身上的腐败因子，曾国藩时刻保持警惕。他说：“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有音容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眼睛能看到千里之外，却看不到自身的眉毛。看人能，看自己却不能，这是人的通病。有时候言谈举止之间，不自觉地拒人千里之外，就是一种骄一种傲，但当事人看不见，不自知。
一个人内心是不是谦虚，可以从外在的表现中看出来。一是人的面色，二是人的言语，三是书信，四是身边的人。他拿九弟曾国荃做例子，说老九在自己的大哥面前尚且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那么在别人面前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骄气傲气，自己不知道，但别人感受很深。骄者傲者极容易助长贪婪之气，极容易丧失公平办事之心。在同事、下属、百姓面前居功自傲、气焰嚣张，必然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作风霸道武断，失爱民爱人之心，易出贼民害人之举。这种人即便不贪一分，也是民之大贼。
身为将相、位高权重、声名显赫的曾国藩始终保持一介寒士之风，节俭自律，不事奢靡，生活简朴。
在饮食方面：清廉自养是曾国藩服膺老庄的表现之一，在养生之道上他信奉自然之说，反对服食贵重补品。曾国藩每餐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节俭，无异于寒素之家。时人以其每餐只菜一品，而呼之为“一品宰相”。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以总督至，特备盛宴，山珍海味，罗列满桌，曾国藩仅就面前所设数菜稍食而已。饭后语人曰：“一食千金，吾不忍食，目不忍睹。”
在穿衣方面：曾国藩秉性节俭，衣服十分简朴，平时不衣帛，布袍鞋袜多系夫人所做，衣服上常有补丁。他认为：“居家之道，唯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置，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他三十岁刚过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在家时从不轻易穿上，惟遇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下，故藏之三十年犹如新衣。他曾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之女崇德老人回忆曾说：在江南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姊妹二人仅一件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闻之则安慰曰：“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你添制绸裤一条。”时崇德年幼，一闻此言，便破涕而笑。
在住行方面：曾国藩床上铺草席、盖土布，家中老屋已有百余年，由于家中人口增多，同治六年，曾国藩为家人修理旧屋花钱七千串而不安，写信责问弟弟：“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居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凡居官不可无清名，若名清而实不表，尤为造物所怒。”白杨坪曾家老屋已百余年，曾国荃以家中人口增多，另建新屋一栋，费资三千余串。曾国藩闻之大不高兴，去函责备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曾国藩推崇的“花未全开月未圆”，实堪玩味。
在开销方面：身为湘军统帅和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在京城为官时大不一样，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部下，应酬越来越少，衣服也越来越简单，有点不修边幅，开支也大减。他的女儿出嫁时，他规定办嫁妆的钱不得超过两百金。每月给妻子欧阳夫人的零花钱少得可怜。
赵烈文第一次见到的总督是这个样子：“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同治二年，戈登到安庆拜访总督，发现“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同治六年，曾国藩到赵烈文家里谈事，脱了马褂放在榻上，赵烈文拿起来一看，佛青洋呢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衣者，为之太息不已。
同治元年幕僚方宗诚见到曾，他描述曾的卧室：“当公夫人未来皖时，宴彭雪芹侍郎于内室，招予陪饮。见室中惟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
赵烈文的记载也佐证了：“今日直诣相国卧室，葛帐低小，布夹被草蕈而已。旁有二小箱，几上陈设纸笔之外，无一件珍物。吁，可敬哉！”
二、作风上反“老子”现象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人跻身官场，子孙、家族、亲友都跟着得势得利。“官二代”现象即是这种传统的折射，它是官场腐败的温床，也是特权萌生的土壤。曾国藩自始反对官场上的“老子”现象。
曾国藩对家人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此门一开，则求者踵至，必将日不暇给，不如一切谢绝，杜门谢客。”
早在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在给楚善叔的信中劝叔叔们“莫进县城，莫管公事”。他说：“为蒋市街曾家说坟山事，长寿阉和尚说命案事，此虽积德之举，然亦是干预公事。”他还分析了地方官的心理：“凡乡绅管公事，地方官无不衔恨。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地方官外面应酬，心实鄙薄（说公事者）。”总之以“总不到县，不管事”为妥。
同治年间，曾家兄弟权势已达顶峰，曾国藩更担心在家料理家务的国潢弟做出不妥之事。同治元年，专门给国潢写信，信中谈到对本县父母官宜“不亲不疏”的处世原则，他说：“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诋其非。与之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渠有庆吊，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须绅士助力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渠于前后任之交代，上司衙门之请托，则吾家丝毫不可与闻。”
他经常告诫子弟不要拉关系、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参加岁考科举都不顺利。同治三年，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寄信叮嘱纪鸿说：“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事后，曾国藩对弟弟说：“纪鸿之文，万无中举之理。”把儿子接到金陵府中亲自教导。
三、治军尚廉介
曾国藩说：“欲服军心，必须尚廉介。”曾国藩恪守“当官以不要钱为本”的信念，“以号召吾乡之豪杰，明不欲自欺之志”。他深知廉洁对于战斗力的重要性。只有立定不要钱、不怕死之志，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
一介儒生，平生既没有半点军事经验，又无全胜的把握，如何征服军心？只有大力推崇廉洁。反过来说，就是一个百战百胜的名将，恐怕要服军心，也得推崇一个“廉”字。
曾国藩对湘军将领要求：“为将之道，谋勇不可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牟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睽睽（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众牟勇之心。”“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截旷而后议之也。”
当兵的人，对于将帅的本事大小各有各的看法，但对于银钱一事，可是个个心知肚明的，真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得不畏。 曾国藩通过树人立法脱胎换骨打造湘军，坚持在军中严惩贪污。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之行为者必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如湘军副将杨复成、彭得胜等因克扣军饷，被当即正法。
“当官以不爱钱为本，廉洁自律，方能上对得起天、皇上、国家，下对得起百姓、亲友、子侄”。湘军风气，自此不同。
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祁门大营，看到湘军风貌如此：“闻营牟言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牟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合营办事及供役悉用官牟，无私从一人。应酬简易，巡捕官白事，长衫而已。帅亦躬尚约素，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与士卒卧起同时，不苟安逸。每夜常私出巡行察听，更号有违误者，亦不加严责，好语训诲而已。民间辞讼，虽细必亲，小民直至督辕递呈，无一钱之费，其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
曾国藩树人立法，带出一批宁可肥公、不可肥私的湖湘廉将、廉官。
如湘军统帅之一、官至湖北巡抚的胡林翼这样评价湘军将士，他说：“涤师（即曾国藩）清节冠时，凡湘人如罗山（罗泽南）、迪庵（李续宾）、厚庵（李续宜）、璞山（王鑫）、荫渠（刘长佑）均不以军饷自肥。”
其实，胡林翼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廉官。曾国藩称他“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
胡林翼说：“吾辈做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之处则不忠莫大焉。”他誓言“绝不以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后来他担任湖北巡抚，成为湘军领袖，直到生命终结，自始至终贯彻“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的信条。他在遗嘱中交代：“我死后，诸君送我的奠银，都要全部用来建设好书院，而不要拿去挥霍！”
曾国藩说：“楚军之地皖北者，如公（李续宜），如厚庵、雪芹，固不待言，天下之人均信之，且深信之矣。即近日小统，如成，如梁，如萧，如吴，如余，均非贪士，勇额不虚，临事亦不怯。如此正派风气，天下之贼何患不平，饷又何患不集哉。”
李续宾、李续宜兄弟，湖南涟源人，湘军大将，人称他们“皆以清洁自矢，廉俸薪资，悉供军用；家无长物，环睹萧然”。
湘军水师大将杨岳斌，湖南吉首人，一名杨载福，后官到福建水师提督、陕甘总督，仁厚敦笃，寡言语，治水师十余年，既归，家仅中产，怡然奉亲。初起末牟，晚渐通文学，能诗。江宁捷后还乡口号曰：“藉问归来何所有，半帆明月半帆风。”彭玉麟，湖南衡阳人，湘军水师大将，后任兵部尚书、清军水师统帅。他有著名的三不要广为人知：不要官，不要财，不要命。他一生曾六次辞官。
四、治政上约法三章
曾国藩修身治军没有放弃吊民伐罪、惩贪扬廉的信仰，他坚持铁面无私惩治腐败和那些不爱民、扰民的官员；当他出掌两江总督之后，更是大力清除陋规，惩治腐败。
如果说治军相对简单，治政则繁琐得多，一则由于管辖区域大，事情多；二则由于涉及人员多，牵涉面大。上任二十六天后，曾国藩就开始巡行辖区，整顿吏治。
首先禁止搞迎送仪式。他晓谕两江，要求官员到基层巡视时屏去虚文，力求实际，禁止大搞排场。这样做，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下属的负担。历史上很多官员为了迎合官场上迎来送往的习惯，不得不把大量精力花费在这个上面，同时也不得不把大量钱财花在这个上面，下属官员是有苦难言，却又不得不为之。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就是因为不习惯于此，愤而辞官不做，隐居林泉。
其次是约法三章。其中包括不许收受银礼。无论茶叶、小菜还是裁料、衣服、书籍、字画、古玩、器皿、金银、食物均皆不收。这对于一些正直官员来说，也是两惠之事，一则免除了下属的经济负担，二是增加了上司的清誉。但是长期以来，官场上的互相馈赠已形成一种潜规则。似乎不送不收，显不出上级官员的权威，看不出下级官员的诚意。对于这种陋习，曾国藩一律予以禁止。然而，还是有官员送礼。
鲍超是他的爱将，别人不敢送礼，他却借赴安庆向曾国藩禀事兼贺寿的机会，带去了十六包礼物和不少珍宝古玩。曾国藩把礼物全看了一遍，挑了一顶小帽收下，其余全部笑着送还。鲍超也无可奈何，把礼物带回去了。
这样一来，过去下属送一点火腿之类的小东西，现在也没有人送了，弄得曾国藩要喝点黄酒，吃点火腿都要上街去买。有一天，赵烈文笑道：大清二百年无此总督衙门。曾氏笑着回应道：君他日撰吾墓志铭皆作料也。
同时，更大规模的挑战陋规也在两江全境展开。在湘军的浴血奋战下，同治元年，江西全境克复。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开始在江西为百姓减负。在明知湘军军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曾国藩决定大幅度减征江西百姓的田赋附加税。因为他看到作为主战场之一的江西，在战争中遭受到的创伤巨大，百姓苦不堪言，甚于湘军缺饷。减征田赋附加税，主要对农民有利；而开征厘金，则是对商人征税。据布政使李桓估计，仅此一项，每年可给江西百姓减负一百多万两。
附加税一降，各种陋规相应裁减。他和江西巡抚沈葆桢商量，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部停止，其他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县征收的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
这样清源节流做下来，让江西的农民得到了不少实惠。但是，事后才发现，这一改革太激进了，许多地方开支因此没有了着落，特别是1863年，情况更窘迫，因为战事胶着，军事费用增加不少，曾国藩颇为后悔。但后悔归后悔，却从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一做法。
五、小 结
曾国藩没有宽己严人，初到南京办公时亲笔题写了一副对联，希望身边友朋时刻提醒自己：“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对自己身上的腐败因子，曾国藩时刻保持警惕。他说：“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有音容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眼睛能看到千里之外，却看不到自身的眉毛。看人能，看自己却不能，这是人的通病。有时候言谈举止之间，不自觉地拒人千里之外，就是一种骄一种傲，但当事人看不见，不自知。
一个人内心是不是谦虚，可以从外在的表现中看出来。一是人的面色，二是人的言语，三是书信，四是身边的人。他拿九弟曾国荃做例子，说老九在自己的大哥面前尚且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那么在别人面前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骄气傲气，自己不知道，但别人感受很深。骄者傲者极容易助长贪婪之气，极容易丧失公平办事之心。在同事、下属、百姓面前居功自傲、气焰嚣张，必然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作风霸道武断，失爱民爱人之心，易出贼民害人之举。这种人即便不贪一分，也是民之大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