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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是一位伟人的一段名言。长期以来,国人大多耳熟能详,且对其概述的史事一直深信不疑。
宋人张载是主张“于不疑处有疑”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方是进矣”。我国的一位伟大的女政治家,是否受过张载的影响,老朽不敢妄肆揣测,而她却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的时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公开地对那段史事表示“有疑”。
宋庆龄话中有话
近代史家黎澍为《宋庆龄传》写的“序言”里说:“宋庆龄是近代中国最有个人特点的政治家。她在斗争的每个重要关头都以远见卓识做出了独立的判断。”“她独立于国民党,……指出‘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她也独立于共产党。她曾经长时期是共产党的忠诚的朋友,但不是党员。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初期,她曾经以极大的热情歌颂革命的胜利,歌颂革命带来了群众的幸福生活。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她的态度显然是有保留的。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紧跟政治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更是沉默不语,保留态度更显著了。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的态度。我们往往听到有人这样说,他违心地做了一些什么事。宋庆龄不是这样,她默默地从事她的工作,决不随声附和,做些什么违心的事。她坚持这个态度,一直到她停止呼吸”〔1〕。黎澍的这番话,很有历史的分寸感。宋庆龄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证实了她是独立于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她说:
就在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显然,宋庆龄话中有话。她的话有着明显的针对性,她是对“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这个说法,所“做出”的“独立的判断”。这个判断是有可信的史事为依据的。我手边的资料中就可以找出两则:(一)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C.Martin wilbur)教授1975年出版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2〕叙述,孙中山在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在伦敦“一直呆到1897年7月,他花了相当多的时日,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阅读钻研,在那儿,他开始接触卡尔·马克思、约翰·斯图特·密勒、亨利·乔治的思想。他察看贫民窟,还学习了有关工会、罢工和社会立法的知识”。另据《中国近代史词典》〔3〕介绍,孙中山在留居伦敦“其间曾访问第二国际”;(二)正是在孙中山的“敦促”和影响下,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第二卷第十一号(1903年2月15日出版),发表了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其中云:“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1905年11月创刊后,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坚持只有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民主政治,中国才有前途;主张用“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等政策防止贫富悬殊。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也先后在报上介绍《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1906年5月的《民报》,宋教仁以“强斋”为笔名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介绍《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还谈到第二国际。
以上史事,证明宋庆龄的讲话是完全可信的。中国的先进分子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虽然没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但他们都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就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就知道《共产党宣言》,就知道马克思主义,而且,按照他们当时的理解,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这个学说后来成为了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前,中国知识界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颇不乏人
其实,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前,中国知识界知道并关注且宣传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颇不乏人。其中,就有后来反对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改良、主张保皇,又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1902年2月创刊的《新民丛报》(半月刊)上,积极撰文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鼓吹民权,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萌生反清思想,为时达三年半之久。
《新民丛报》第十八号(1902年10月28日)上,刊登了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此文中提到马克思。他说:“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即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去加拿大和美国旅游,与美洲的社会主义者有了接触。同年冬,以所见所闻写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其中又提到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后来在1904年发表的《新大陆游记》中再次提到马克思,他写道:“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是令人起敬,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矣。其麦喀士(德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作,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信新旧约然,其汲汲谋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士相类。”同年2月写的《中国之社会主义》就更有趣了,它开始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梁启超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者也。’拉士梭尔曰‘凡田主与资本家皆窃也盗也。’”他进而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交脚点”。可惜,1905年8月以后,《新民丛报》和它的创刊人转而反对革命,也反对传播社会主义,而着力宣传改良,主张保皇了。
除上述之外,1908年无政府主义者的《天义报》、1912年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新世界》杂志也先后刊载过介绍《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学说的专文或译文,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马克思是何时经哪国人传入中国的
那么,马克思究竟是何时经哪国人传入中国的?真是个值得考求的问题。
这要回溯到一百一十年前的前后。
遥想当年,那些在外患内忧熬煎下致力于维新变法的志士们,鉴于“中国风气未开”,深感有“开民智”的必要,“开民智”的传统方法之一就是“讲学”。而“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固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虽屡遇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已”〔4〕。由是,逐渐突破清王朝统治者“严禁结社”的“锢习”,建学会,办学堂,创报刊一时间蔚然成风。据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的《近代中国史稿》下册第519页载:自1895—1897年间,维新派在全国设立的学会至少有三十三个、学堂十七所、报馆九家、书店两所。此风所及,不属维新派创办的学会和报刊也先后出现,据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汤志钧著的《戊戌变法史》说,1895—1898年期间,全国新办的学会不少于五十一个,报刊不少于三十一家。这些新生事物的涌现,对于革旧图新,转变风气;揭露时弊,宣传变法;传播西方与政治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张扬平等、自由思想,恢宏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操,都产生了积极而且确实有效的影响,使维新变法的社会基础为之扩大,而且在国内形成了第一支具有自觉意思的民主力量。
当此时际,上海的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于1894年,将1884年设立的“同文书会”改组为“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使之成为清末在华传教士、外国领事和商人组成的出版机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任第一任董事长,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先后任总干事,主要成员有慕维廉、艾约瑟、林乐和、丁韪良、李佳白等。其出版物用汉文字,为了阐明“广学”之含蕴,标榜“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可谓用心良苦;它还在北京、奉天、西安、南京和烟台等地设立机构,开展会务;编译出版宗教、政治等方面的书籍,发行《万国公报》,宣传宗教、西方各种政治学说,鼓吹改良,对维新派的影响甚大。
此中,李提摩太和《万国公报》值得特别一提。
李提摩太是英国威尔士人,1870年(清同治九年)三十五岁时,受英国浸礼会差会派遣来到中国,先后在山东、东北、山西等地传教,与清政府官僚和知名人士多有结交;后又应李鸿章之邀到天津,任《时报》主笔。1895年10月,在北京与康有为会晤,并参加由康联络、帝党赞助、文廷式出面成立的强学会;康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就与李提摩太有着直接的关系。梁启超还当过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光绪皇帝对李出版的书报颇为喜爱,曾赐予他三品顶戴,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享受三品官的待遇吧。早年的孙中山,也与李提摩太有过联系,孙写给李鸿章的信《上李傅相书》,就是先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在当时的名望是一般传教士不可企及的。
《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1868年(同治七年)9月由基督教会创办于上海,周刊,由于只谈教中事,销售量并不大。1874年9月,易名为《万国公报》,成为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出了四百多卷就停刊了。1889年(光绪十五年)2月复刊,是为前面述及的“广学会”的宣传刊物,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更深受读者欢迎,其发行量由每期二三千份陡增到三万八千四百份。
我曾在一份报纸的一篇专文的引述中看到,说当时的《万国公报》介绍过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但语焉不详,不敢轻信,于是拜托中国传媒大学博导雷跃捷教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寻求,惜未觅得;他就转托其同事、现在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康远清教授,终于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大喜,衷心感谢他们二位。
从寄来的复印件上知道,1899年2月至4月间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了一篇长文《大同学》,是李提摩太节译、上海蔡尔康(字芝绂)用汉文撰写的。其“第一章今世景象”的第五个自然段中写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其“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的第七个自然段又写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
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的十九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把马克思及其学说传入了中国,只是过于简略,当时也不可能在较大范围传播。他先把马克思说成“英人”,显然一时误记,随后就改称“德国之马客偲”了;他所引用的“马克思之言曰”,是《共产党宣言》里的话;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百五十四页第五自然段可以查到,现在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有趣的是,他把“资产阶级”称作“纠股办事之人”,也许是当时英国人对这个新出现阶级的一种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马克思学说认定是“讲求安民新学”的,这不能不引发我们这些曾经亲历过那种“实验”的人深思。至于为何以《大同学》为题,也许寓有与康有为的《大同书》相呼应之意,也许还想和《礼记·礼运·大同篇》扯上关系,以迎合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心理,使之“中国化”吧。
戊戌维新变法之光悖悖然而明,又忽忽然而灭,留下的遗憾,就历史地落在孙中山这一辈先行者的肩上,把辛亥革命视为戊戌维新的继续,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是介绍《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人、是宣传唯物史观的第一人、是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解释中国的第一人。1918年7月,他发表《俄法革命之比较观》,最早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性质;紧接着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文,由此启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大传播。于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毛泽东就是这个时期读到《共产党宣言》等两三本书的,后来他在谈到李大钊时,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5〕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大钊忽然成了应该批倒批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历史真是奇妙!在迎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他是“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候选人之一,历史毕竟是公正的!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名言。他的作者是一位伟人,是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又是一位富有浪漫主义情趣的诗词家,他在写这篇雄文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顺利开过,正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之际,踌躇满志,来不及深入去探究史事,仅凭个人的亲历作出这种概述,以偏概全在所难免,虽不应为伟人讳,也不宜苛求于伟人,把史事弄清楚以免贻误后人就可以了。只是,如果在用字遣句上稍事斟酌,比如将“中国人”改为“中国共产党人”,可能就不会引发宋庆龄的那番话语,当然更不会有我写的这些拙劣的文字了。读者诸公,以为如何?
注释:
〔1〕黎澍:《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14页。
〔2〕(美)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7页。
〔3〕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8页。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页。
〔5〕黄允升:《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宋人张载是主张“于不疑处有疑”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方是进矣”。我国的一位伟大的女政治家,是否受过张载的影响,老朽不敢妄肆揣测,而她却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的时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公开地对那段史事表示“有疑”。
宋庆龄话中有话
近代史家黎澍为《宋庆龄传》写的“序言”里说:“宋庆龄是近代中国最有个人特点的政治家。她在斗争的每个重要关头都以远见卓识做出了独立的判断。”“她独立于国民党,……指出‘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她也独立于共产党。她曾经长时期是共产党的忠诚的朋友,但不是党员。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初期,她曾经以极大的热情歌颂革命的胜利,歌颂革命带来了群众的幸福生活。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她的态度显然是有保留的。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紧跟政治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更是沉默不语,保留态度更显著了。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的态度。我们往往听到有人这样说,他违心地做了一些什么事。宋庆龄不是这样,她默默地从事她的工作,决不随声附和,做些什么违心的事。她坚持这个态度,一直到她停止呼吸”〔1〕。黎澍的这番话,很有历史的分寸感。宋庆龄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证实了她是独立于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她说:
就在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显然,宋庆龄话中有话。她的话有着明显的针对性,她是对“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这个说法,所“做出”的“独立的判断”。这个判断是有可信的史事为依据的。我手边的资料中就可以找出两则:(一)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C.Martin wilbur)教授1975年出版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2〕叙述,孙中山在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在伦敦“一直呆到1897年7月,他花了相当多的时日,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阅读钻研,在那儿,他开始接触卡尔·马克思、约翰·斯图特·密勒、亨利·乔治的思想。他察看贫民窟,还学习了有关工会、罢工和社会立法的知识”。另据《中国近代史词典》〔3〕介绍,孙中山在留居伦敦“其间曾访问第二国际”;(二)正是在孙中山的“敦促”和影响下,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第二卷第十一号(1903年2月15日出版),发表了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其中云:“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1905年11月创刊后,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坚持只有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民主政治,中国才有前途;主张用“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等政策防止贫富悬殊。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也先后在报上介绍《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1906年5月的《民报》,宋教仁以“强斋”为笔名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介绍《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还谈到第二国际。
以上史事,证明宋庆龄的讲话是完全可信的。中国的先进分子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虽然没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但他们都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就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就知道《共产党宣言》,就知道马克思主义,而且,按照他们当时的理解,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这个学说后来成为了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前,中国知识界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颇不乏人
其实,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前,中国知识界知道并关注且宣传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颇不乏人。其中,就有后来反对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改良、主张保皇,又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1902年2月创刊的《新民丛报》(半月刊)上,积极撰文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鼓吹民权,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萌生反清思想,为时达三年半之久。
《新民丛报》第十八号(1902年10月28日)上,刊登了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此文中提到马克思。他说:“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即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去加拿大和美国旅游,与美洲的社会主义者有了接触。同年冬,以所见所闻写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其中又提到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后来在1904年发表的《新大陆游记》中再次提到马克思,他写道:“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是令人起敬,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矣。其麦喀士(德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作,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信新旧约然,其汲汲谋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士相类。”同年2月写的《中国之社会主义》就更有趣了,它开始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梁启超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者也。’拉士梭尔曰‘凡田主与资本家皆窃也盗也。’”他进而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交脚点”。可惜,1905年8月以后,《新民丛报》和它的创刊人转而反对革命,也反对传播社会主义,而着力宣传改良,主张保皇了。
除上述之外,1908年无政府主义者的《天义报》、1912年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新世界》杂志也先后刊载过介绍《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学说的专文或译文,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马克思是何时经哪国人传入中国的
那么,马克思究竟是何时经哪国人传入中国的?真是个值得考求的问题。
这要回溯到一百一十年前的前后。
遥想当年,那些在外患内忧熬煎下致力于维新变法的志士们,鉴于“中国风气未开”,深感有“开民智”的必要,“开民智”的传统方法之一就是“讲学”。而“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固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虽屡遇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已”〔4〕。由是,逐渐突破清王朝统治者“严禁结社”的“锢习”,建学会,办学堂,创报刊一时间蔚然成风。据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的《近代中国史稿》下册第519页载:自1895—1897年间,维新派在全国设立的学会至少有三十三个、学堂十七所、报馆九家、书店两所。此风所及,不属维新派创办的学会和报刊也先后出现,据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汤志钧著的《戊戌变法史》说,1895—1898年期间,全国新办的学会不少于五十一个,报刊不少于三十一家。这些新生事物的涌现,对于革旧图新,转变风气;揭露时弊,宣传变法;传播西方与政治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张扬平等、自由思想,恢宏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操,都产生了积极而且确实有效的影响,使维新变法的社会基础为之扩大,而且在国内形成了第一支具有自觉意思的民主力量。
当此时际,上海的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于1894年,将1884年设立的“同文书会”改组为“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使之成为清末在华传教士、外国领事和商人组成的出版机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任第一任董事长,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先后任总干事,主要成员有慕维廉、艾约瑟、林乐和、丁韪良、李佳白等。其出版物用汉文字,为了阐明“广学”之含蕴,标榜“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可谓用心良苦;它还在北京、奉天、西安、南京和烟台等地设立机构,开展会务;编译出版宗教、政治等方面的书籍,发行《万国公报》,宣传宗教、西方各种政治学说,鼓吹改良,对维新派的影响甚大。
此中,李提摩太和《万国公报》值得特别一提。
李提摩太是英国威尔士人,1870年(清同治九年)三十五岁时,受英国浸礼会差会派遣来到中国,先后在山东、东北、山西等地传教,与清政府官僚和知名人士多有结交;后又应李鸿章之邀到天津,任《时报》主笔。1895年10月,在北京与康有为会晤,并参加由康联络、帝党赞助、文廷式出面成立的强学会;康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就与李提摩太有着直接的关系。梁启超还当过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光绪皇帝对李出版的书报颇为喜爱,曾赐予他三品顶戴,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享受三品官的待遇吧。早年的孙中山,也与李提摩太有过联系,孙写给李鸿章的信《上李傅相书》,就是先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在当时的名望是一般传教士不可企及的。
《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1868年(同治七年)9月由基督教会创办于上海,周刊,由于只谈教中事,销售量并不大。1874年9月,易名为《万国公报》,成为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出了四百多卷就停刊了。1889年(光绪十五年)2月复刊,是为前面述及的“广学会”的宣传刊物,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更深受读者欢迎,其发行量由每期二三千份陡增到三万八千四百份。
我曾在一份报纸的一篇专文的引述中看到,说当时的《万国公报》介绍过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但语焉不详,不敢轻信,于是拜托中国传媒大学博导雷跃捷教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寻求,惜未觅得;他就转托其同事、现在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康远清教授,终于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大喜,衷心感谢他们二位。
从寄来的复印件上知道,1899年2月至4月间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了一篇长文《大同学》,是李提摩太节译、上海蔡尔康(字芝绂)用汉文撰写的。其“第一章今世景象”的第五个自然段中写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其“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的第七个自然段又写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
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的十九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把马克思及其学说传入了中国,只是过于简略,当时也不可能在较大范围传播。他先把马克思说成“英人”,显然一时误记,随后就改称“德国之马客偲”了;他所引用的“马克思之言曰”,是《共产党宣言》里的话;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百五十四页第五自然段可以查到,现在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有趣的是,他把“资产阶级”称作“纠股办事之人”,也许是当时英国人对这个新出现阶级的一种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马克思学说认定是“讲求安民新学”的,这不能不引发我们这些曾经亲历过那种“实验”的人深思。至于为何以《大同学》为题,也许寓有与康有为的《大同书》相呼应之意,也许还想和《礼记·礼运·大同篇》扯上关系,以迎合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心理,使之“中国化”吧。
戊戌维新变法之光悖悖然而明,又忽忽然而灭,留下的遗憾,就历史地落在孙中山这一辈先行者的肩上,把辛亥革命视为戊戌维新的继续,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是介绍《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人、是宣传唯物史观的第一人、是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解释中国的第一人。1918年7月,他发表《俄法革命之比较观》,最早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性质;紧接着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文,由此启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大传播。于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毛泽东就是这个时期读到《共产党宣言》等两三本书的,后来他在谈到李大钊时,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5〕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大钊忽然成了应该批倒批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历史真是奇妙!在迎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他是“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候选人之一,历史毕竟是公正的!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名言。他的作者是一位伟人,是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又是一位富有浪漫主义情趣的诗词家,他在写这篇雄文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顺利开过,正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之际,踌躇满志,来不及深入去探究史事,仅凭个人的亲历作出这种概述,以偏概全在所难免,虽不应为伟人讳,也不宜苛求于伟人,把史事弄清楚以免贻误后人就可以了。只是,如果在用字遣句上稍事斟酌,比如将“中国人”改为“中国共产党人”,可能就不会引发宋庆龄的那番话语,当然更不会有我写的这些拙劣的文字了。读者诸公,以为如何?
注释:
〔1〕黎澍:《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14页。
〔2〕(美)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7页。
〔3〕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8页。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页。
〔5〕黄允升:《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