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松林路在八林区。八林区因为有八条有“林”字的路而得名，当地人有句话叫“八大林子什么鸟都有”，意思是这一带出奇人。
　　八大林子其实没有林子，一九七几年的时候，只有沿街趴着的两排房子。有深宅大院，也有浅陋小屋。深宅大院墙高门紧，里面的故事秘而不宣。浅陋小屋从窗户就能看见床铺。松林路上也没有松树，只有几棵小槐树，身上拴着晾衣绳，晾在上面的被子有黄褐色的尿嘎拉，隔着老远就能闻到臊味。
　　松林路一共一里多长，百八十户人家，住的都是一般正常人家，一九七几年的时候却一阵风刮出来不少搞艺术的人。管弦乐队的各种乐器几乎都有学的。搞键盘的于奇瑞，拉小提琴的薛再生，搞指挥的文老师，拉大提琴的胡一六，都是那一批。他们到老都是苗子，没能长成树，直到他们的子孙一辈，基因得到了加强，才开始崛起。这两三茬儿的松林人中，国家级的人才层出不穷，连世界级的也偶尔有之。那时候松林路本身也已经崛起，土路矮屋变成了水泥玻璃立方体，夹峙着黑亮的柏油大马路。
　　本土诗人老德说：“松林路的味道隽永厚重。”想必他是把尿臊味再加上阴沟味，还有南头棉纺厂翻砂车间的煤烟味，中间“杏春楼”饭店的油烟味，北头儿文化馆附属印刷厂的油墨味放在一起闻，才闻出来那么一种高级味。
　　本土作家阿歪说：“松林人的元叙事是D大调的。”这个略显深奥，不过也不是不可解读，翻翻松林路的老故事，应该能找到蛛丝马迹。
　　2
　　于奇瑞长得像葱。
　　说到葱，首先纠正一个说法。说摔“倒栽葱”是错的，摔的应该是“正栽葱”，因为葱本来就是头朝下的。
　　于奇瑞才是真正“倒栽葱”——顶着一撮自来鬈的头发当葱根，上部白白嫩嫩，下面是叶子一样的腿，软不拉塌，头重脚轻，撑不住体重似的。
　　于奇瑞在家行六，是最小的一个。于奇瑞父母年过半百才生育于奇瑞，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只能栽葱。但是于奇瑞头脑没问题，五岁上小学，六岁戴眼镜。后来“文革”把他挡在大学门外，他只好也去革命，但胆小，光呐喊，不敢靠前。
　　松林路的人说于奇瑞吹拉弹唱样样都行，那是有点儿犯了松林自豪病。首先于奇瑞唱就不行。说他不行是说他嗓子不行，发出声来嘶嘶啦啦的，像吹葱叶子。他只是爱唱而已，整天曲不离口，模仿各种地方戏各路演唱流派。唱起来很忙乱的样子，鼻子在脸上跑，舌头在嘴里颤，下巴前后伸缩左右摇晃胡啃乱咬的。所以想欣赏一下很难——挨近了你怕他咬着你，隔远了你听不清。
　　于奇瑞最拿手的是键盘乐器。但是松林路没有人知道于奇瑞的钢琴是怎样练成的，没有人知道于奇瑞是否练过车尔尼。大家看到的是于奇瑞紧随殷承宗之后就在大众剧场演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为他配戏的还是省里来的名角。之后不久，当钢琴协奏曲《黄河》新鲜出炉后，又在区文化馆星海乐团的协奏下演出了全本的《黄河》。
　　《黄河》以D大调开始，以D大调告终。最强音《东方红》用的也是D大调。
　　于奇瑞因D大调崛起，成了八林区名人。
　　3
　　《黄河》拉近了于奇瑞和薛再生的关系。
　　薛再生拉小提琴，是星海乐团首席。薛再生擅长拉慢板儿，快板儿他拉得嘈嘈切切，却分不出大珠小珠来。薛再生坐首席是因为他拉琴会晃。他拉到陶醉的时候，身体会跟着音乐晃起来，晃得其他人也想晃。
　　薛再生也教学生。他的教学名言是：“艺术”二字，是艺在前，术在后。所以他的学生们拉起琴来都是把艺术放在前面，把技术放在后面、大后面或大大后面，而且也都会晃。
　　那时候，演出《黄河》是于奇瑞、薛再生这些人的节日。他们自己砍柴自己烧，能从三分的收获里，得到十二分的陶醉。每当到了音乐的激昂之处，于奇瑞亢奋，薛再生晃动，弦乐队跟上，带动了全体乐队一块儿晃，晃得指揮文老师也不好不晃。晃得《黄河》波涛汹涌，晃得观众心潮澎湃，晃得星海乐团名噪一时。
　　晃得文老师的对手受不了了，他们晃着头说：“你那指挥的是《黄河》还是‘晃河’？也不怕晃晕了从台上滚下来！”
　　文老师听到这话心烦意乱起来，豁出去不睡觉了也要把于奇瑞和薛再生找来，豁出去冲上一壶茶也要和他们聊聊。
　　于奇瑞只说：“管他去。”
　　薛再生说：“演奏演奏，就是要表演着奏。晃是水平，尤其D大调那段必须晃，不晃那还叫最强音！”
　　果真，中央乐团的《黄河》拍成电影公映了，用俯拍的镜头，专门表现了弦乐队在D大调低音区演奏《东方红》时候的晃动。区别是中央乐团晃得雅一些，星海乐团比较野。
　　这次文老师邀集两位座谈电影观后感，薛再生说：“中央乐团的《黄河》水太清了，太‘象牙塔’了，不如我们的《黄河》更像真的黄河。混浊一点儿，纷乱一点儿，嘈杂一点儿，怕什么，这才是原生态的黄河。”
　　于奇瑞“嘁”地一笑，击掌说“好”。
　　文老师歪了脑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4
　　于奇瑞经常把薛再生叫到家里切磋音乐，最常切磋的是马斯涅的《冥想曲》和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冥想曲》柔美，《小步舞曲》逗趣。
　　《冥想曲》是洋话剧《泰伊思》的插曲。泰伊思是妓女，害人无数，洋和尚阿太纳尔下山说服泰伊思从良，干得很成功，但是回到寺庙以后发现自己陷入了胡思乱想。小提琴就在那时候拉《冥想曲》。
　　《小步舞曲》一步一顿，有点儿搞笑。
　　切磋到最后，他们才发现哎嗨巧了，这两首曲子用的都是D大调。
　　于奇瑞根儿上是民族派，他更愿意切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之类的曲子。“山丹丹”民族e商调，口语也说D大调。
　　薛再生说：“D大调了不起哈，《小步舞曲》多么会玩儿，‘红艳艳’多么土骚，关键是《冥想曲》，里面多深的道理！”
　　这么想着，拉到洋和尚胡思乱想那一段用力过猛，弓子脱臼，马尾乱飞。 　　切磋之余，于奇瑞也经常叫上薛再生到市里胡转。于奇瑞比薛再生大五岁，那时候已经工作，在棉纺厂子弟小学当老师，口袋里有钱。薛再生还是高中生，混吃混喝不必脸红。
　　于奇瑞对市内各处名吃都烂熟，坐几路车、哪站下、什么时候人少，什么时候能吃到新鲜出炉的都了如指掌。
　　那天于奇瑞带薛再生去吃老东镇的灌汤蒸饺。冬天，天下雪，挺冷。两人喝了两杯热老酒，都有了酒意。薛再生从窗外看见街对面的水果店在门口摆着冬枣，便对于奇瑞说：“再来点儿水果吧。”于奇瑞只摸眼镜，不说话。薛再生说：“心疼钱是吧？那这样吧，我给你五分钱，只要你敢去买五分钱的冬枣，今天的饭钱我拿。”说完掏出五分硬币，“啪”地拍在桌子上。
　　于奇瑞拿起硬币很庄重地走了。薛再生在窗口盯着他，看见于奇瑞把钱递给女售货员，又说了句什么，只见女售货员刚才还很松懈，突然就瞪直了眼，转头朝店内大声喊：“快来看！”霎时间从店里跑过来三个售货员，薛再生赶紧跑到蒸饺店门口，只听一个男售货员说：“你找事儿怎么的？”于奇瑞说：“五分钱也是钱，买一个尝尝还不行？”售货员们一时语塞，面面相觑。这时一个经理模样的人从里面走出来，看于奇瑞不像个流氓，最多是精神不正常，就抓了两个冬枣给于奇瑞，挥挥手说：“快走吧，烦不烦！”
　　这时蒸饺店的人也都围拢到门口看热闹。只见于奇瑞把胳膊架着，握着两个冬枣，踏着哆哆嗦嗦的凯旋步走了回来。薛再生赶上去迎接于奇瑞。于奇瑞变回了脸，也“嘁”地笑了出来。周围的人知道原来是玩笑，有的跟着轻松起来，有的很扫兴。
　　薛再生高高兴兴吃了冬枣，高高兴兴把饭钱付了。两人来到街上，薛再生对于奇瑞说：“再干什么？要不学个瘸腿吧。”于奇瑞说：“可以，走二百米，不准笑，不准半途而废，谁犯规，谁买江米条。”又问薛再生，“你病在哪里？我病在胯骨上。”说着，把右臀肌往上一收，右腿真就短了一截，在原地走了几步，一步高一步低，斜里逛荡地，像个真瘸腿。
　　那天于奇瑞头上戴的是一顶带耳棉帽，帽耳朵没系带，一边一个呼扇着，那时候便索性把帽子在头上转了九十度，让帽耳朵一前一后呼扇着。
　　于奇瑞一边在原地踏瘸腿步，一边催薛再生：“你呢，你病在哪里？快说。”薛再生心里已经笑得乱哆嗦，说：“我就来个‘老撇’吧。”说着弯了腰，用右手扶了右膝盖，把右腿往右前方伸出老远，不是个撇，倒是个捺的样子，然后左脚点一下地，右腿画一个圈儿，径自先走了。
　　薛再生走出一截儿，回头一看，于奇瑞就在他身后，一步高一步低，艰难地上升，沉重地落地，茫然四顾，连神情也是瘸子的。嘴里还哼着一步一顿的D大调《小步舞曲》，把律动调理得和他的瘸腿形成绝配。薛再生不禁“啊呀”一声，笑倒在雪地上，忘了自己是撇还是捺，半天没能爬起来。
　　此时于奇瑞换了一脸得意，拉起薛再生说：“买江米条。”
　　5
　　胡一六进了星海乐团，让松林路的人感慨万千。松林路的人谁不知道胡一六，他哪会拉大提琴。他小时候长得跟缩×猴子似的，偷了人家的白球鞋，染成黑的，叫人家认出来了还不承认。
　　那时候胡一六家里只剩了兄弟两个。他爸是国民党兵，1949年逃了。他妈又嫁了人，后来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一开始就吓得自杀了。胡一六他妈死后，弟兄俩靠偷鸡摸狗过日子。幸亏街道上待他们还不错，先是他哥哥进了街办小造船厂，过了两年，又把胡一六分进了棉纺厂，在并粗车间做了维修工。
　　后来有那么一天，胡一六蹑手蹑脚进了于奇瑞的办公室，颤颤地叫了一声“于老师”，唱歌一样说道：“于老师，你不认识我，我可早就认识你。我现在睡不着觉地想，就是想学点儿乐器。学什么好呢？我知道你于老师大名鼎鼎，这方面是咱厂的‘大拿’。我过去没有条件，现在老天爷能让我遇上于老师，我真是三生有幸。你随便教我点儿什么都行，你于老师拔根汗毛就够我扛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
　　于奇瑞讓胡一六先坐下再说。胡一六说：“我哪敢。”于奇瑞不耐烦起来，说：“怕什么的！”胡一六才尖了屁股坐在椅子边上。
　　那时候于奇瑞正给厂里排演《智取威虎山》，演员算是齐了，乐队却总是落实不了，遇到演出都是临时调人，有时候连三大件和锣鼓班子都凑不齐。这却使于奇瑞创造了一架手风琴包揽全部乐队的传奇，他用和弦“咣咣咣咣”地当锣鼓，幸亏是折子戏，时间短，要不然于奇瑞不是拉断了胳膊就是累昏在台上了。
　　于奇瑞问胡一六：“粗活儿能干？”
　　胡一六忙不迭地说：“绝对没问题，我的于老师，别看我瘦，我可是能爬高，肌肉紧，有干巴劲儿。我从小没别的毛病，就是爱干活儿，家里那么个情况，不干也不行。”
　　胡一六说着，四处瞅瞅，运足了气去拎地上的手风琴箱子，没想到箱子是空的，闪了他一个大趔趄。
　　于奇瑞说：“好，那就行。另外，你也学学大提琴吧，会调弦，能崩个根音就行。不过这个事我得先跟高天滚说说，你等我通知吧。”
　　高天滚是棉纺厂的工会主席。“文革”初期打派仗，成立战斗队，写大字报，都从领袖诗词里选名字，有叫“风雷激”的，有叫“千钧棒”的，还有单打独斗的一个姓赵叫“赵天烧”的。高天滚想，我姓高，我就来个“高天滚”吧。“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没想到叫响了，很多人都忘了他原来叫什么了。
　　高天滚出名是因为他的一封信。那时候他反对纺织局革委会，认为他们是乱七八糟的乌合之众，他却不写大字报，也不组织人游行，只到医院产房的垃圾桶里捡了一撮头发装进信封，写上：纺织局革委会亲收。
　　革委会的人打开信封一看，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正是高天滚要说的话。
　　于奇瑞还没找高天滚，高天滚就来找于奇瑞了，开门见山地说：“尤大姐找我，说并粗有个胡一六，能不能叫他到工会学点儿乐器。不是调了来，是业余。你看着安排安排？”
　　尤大姐是全国知名的劳模，前任的厂工会主席，当时的纺织局工会主席。于奇瑞听罢，直了一会儿眼睛，随即说：“我知道我知道，好，好，行。” 　　于奇瑞没有计较胡一六瞒着锅台上了炕，他反而感觉省了自己的事了。
　　于奇瑞手把手地教胡一六摆弄大提琴，从调弦识谱开始。无奈胡一六音乐细胞几乎为零，学了半天，只是能比画个样子。弦也调不准，样子也不是什么好样子，更不用说即兴伴奏了。
　　于奇瑞想了想，跟胡一六说：“这样吧，我给你画上‘一二三’，你能认识一二三就行了。我画‘一’的地方，你拨‘哆唆’，画‘二’的地方拨‘唆来’，画‘三’你就拨‘发哆’。记住了，大提琴呢，D大调拨起来最方便，外边三根弦儿就是D大调的发、哆、唆，拨起来都不用摁弦儿。所以为了你，咱的曲子能用D大调的我都用D大调，不能用的我也给你翻译成D大调，所以你也不用管它是什么调，你就照着‘一二三’拨。你先练好了大调咱再说小调，不过那就不用细说了。”
　　胡一六频频点头，但是说迷路就迷路。于奇瑞就一边儿拉琴，一边儿朝胡一六点头，点一下点两下或者点三下。胡一六拨错了，就赶紧摇头。
　　高天滚看到这种景象后说：“于奇瑞，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叫你带着个猴子卖艺。这个小胡也不知道给尤大姐灌了什么迷魂汤。我就知道他帮着她家看孩子来着。”
　　于奇瑞说没有事，他还能干别的。
　　也的确，有了胡一六，于奇瑞省掉了许多事，他的手风琴不用自己背了，谱子不用自己拿了，水也不用自己倒了。一应的力气活儿烦琐杂事儿，胡一六全包了。差一点儿，他连自行车也不用自己蹬了。
　　6
　　于奇瑞能骑自行车，但不会溜。这使他上下自行车都很“各色”。上的话得选下坡道，找块石头踏了，或踩着马路牙子，跨上车，扶正了把，两脚往后一划拉，走着了，再赶紧用脚去找脚蹬。下的话也是要老早就观察地形，找一高处，减速，靠过去，车子一歪，赶紧用腿撑住。歪不好，人仰车翻。
　　所以于奇瑞一般不骑车，尤其不能在市内马路上骑。他尤其怕红灯。红灯一亮，人车拥堵，凭于奇瑞的车技，不大可能抢到马路牙子，就只好摁着铃铛，喊着“闪开”，死乞白赖地往右拐。要去的地方就在正前方，他却越骑越远。要是碰巧了一路红灯，就只能一路右拐，拐回原地，再重新发车。
　　棉纺厂传达室的人都知道，于奇瑞一骑车，他们就叫了人来看，说看看“往右拐先生”是不是又要转圈儿玩儿。
　　于奇瑞那一阵可是必须骑车，他得去文化馆练琴，而且一天要来回好几趟。棉纺厂没有钢琴，子弟小学也只有手风琴。《黄河》出名之后，于奇瑞窃以为自己名不副实，开始刻苦练琴。
　　那时候指挥文老师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不能快节奏的曲子只用甩手疗法，慢节奏的曲子只用太极八卦那些套路。他设计了一系列新的指挥动作。他还向名指挥学了一个拉洋車的动作想要用上。他不光要对着录音练，对着镜子练，他还要对着于奇瑞这个活人找实战感觉，所以他也不断约于奇瑞到文化馆一块儿练习。
　　但是于奇瑞白天还有课。子弟小学师资紧张，除了音乐，他还兼了美术。他只能在两堂课的间隙中来回穿梭。步行来不及，只能骑自行车。但大马路和柏林路相交的那个十字路口却使他打怵。他怕红灯，怕往右拐，怕往右拐了再往右拐，那他还练什么琴，练自行车算了。
　　胡一六来了，知道了，说：“于老师，我带你。”于奇瑞说：“不行，厂门口一个警察，柏林路有岗楼子，中间能带几米远？那还不如推着走。”一想不对，又说，“那还不如走。”胡一六想想，说：“我给你扶着车子，跟着你跑怎么样？碰见红灯我一把抓住。”于奇瑞说：“那哪行。”胡一六说：“怎么不行！好吧我的于老师，我这就去找人换班，只要你练琴，我全上夜班，白天我来给你扶车子。我换上运动服，换上球鞋。我正好没有个锻炼身体的好机会，于老师你一定得把这个机会给我。”
　　于奇瑞说：“那，你不睡觉了？”胡一六说：“我早晚两头睡点儿就够用了。在车间里边也不是一点儿不能睡，下半夜当官的都困了，我在棉花垛上挖个窝趴下，谁还知道？”
　　胡一六真的跟在于奇瑞的自行车后边跑了起来。棉纺厂到文化馆二里多路，胡一六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那情景使得大马路上的人直发愣，以为是戴眼镜的偷了小瘦子的自行车。
　　跑过那么几次，那天跑到文化馆之后，于奇瑞突然火了，对胡一六撑粗了嗓子说：“你听我的，再不用来了，我自己能行！”
　　第二天，于奇瑞提前出发。没走出多远，听到身后照旧传来跑步声——胡一六早就在路边等着了。
　　以前于奇瑞骑车是不敢回头的，这次他不光回了头，他还不知道怎么就一翻身下了车子。他先是把自己吓了一跳，继而又喜出望外。他兴奋地拍着车座对胡一六笑道：“好了好了，这回好了，你回去放心睡觉吧，这不，我自己会下了。”
　　胡一六说你再来一遍试试。于奇瑞便又来了一遍，果真是会了。虽然险象环生，但最终是来到地上了。
　　从那以后，于奇瑞随时随地都想着提携胡一六。但胡一六进星海乐团，并不全是沾的于奇瑞的光。
　　于奇瑞去文化馆排练，胡一六鞍前马后，他替于奇瑞抱衣服、提包、倒水。后来他也替文老师干类似的事儿。
　　乐队里没人理他，他不着急，他拿自己不当外人就是了。他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人还没到，笑先到了。见了乐队的人，无论长幼，统称老师。扎进人堆里，屁股没坐下，先撒一圈儿烟，虽然他自己并不抽烟。
　　星海乐团进个新人像移植个器官似的，会有各种各样的排异反应。大家观察了胡一六一阵，发现他不是个器官，而是个跟班，就放松了警惕。
　　后来胡一六当然就黏在乐队上了，在乐队排练的时候他会坐在大提琴声部的旁边，看看谱子，看看指挥，看看拉琴人的手。一会儿不懂，一会儿又懂了。有时候还要小声地哼唱。
　　演出的时候他更是每场老早就到，往车上搬东西。抢着搬那些最沉的。满脸滴汗也顾不上去擦。
　　乐队短距离运动的时候，他像一个身上扎满了果子的刺猬。他抱着于奇瑞的谱子，背着文老师的总谱包。他还经常要给首席大提琴手背着大提琴，给铜管声部长提着圆号，有时候脖子上还要再加挂一把小提琴什么的。 　　这时候你从后面只能看到一大堆移动的物件。从前面你可以在箱包的空隙中看到胡一六的脸，紧咬着牙，流着热毛子汗。
　　那时候大家心情大变，都感觉胡一六这人真可以，能吃苦，能吃亏，能干。好人！
　　所以有一天，当胡一六拿了大提琴远远地坐在乐队后边时，没有人感觉特别不舒服。即使有人感觉扎眼，耷拉下眼皮也可以忍受。更多人对他友好地笑，表示欢迎入伙。
　　胡一六转正以后，事情的败露就不存在时间问题了。他不可能老是一个人坐后边。大家很快发现他只认D大调，拉别的调需要换算，很麻烦。而且他拉起琴来很带架儿但是没有声儿，问他，他说他也不知道他的琴什么毛病。帮他检查，才发现别人的弓子擦松香，他的弓子打肥皂。同时败露的还有胡一六把“升半音”老是说成“升半拍”，这不是一般智商能想出来的，属于世界级爆笑性新闻，传出去会使星海乐团很搞笑。幸亏于奇瑞及时启发文老师说胡一六可以留作他用。“他只会拉D大调也是我的失误，不能光怨他。”文老师灵机一动，找胡一六单独谈话，让他干了星海乐团的专职乐务。胡一六死地后生，努力工作，地位迅速上升，到达于奇瑞、薛再生之上，可以进言参政议政，被称作“D大调的内务大臣”。
　　7
　　“文丑子怕老婆”，是松林路的一句成语。
　　文丑子就是文老师。他家是地主出身，他老婆家是三辈子的贫农。他是艺术中专生，文化馆业务干部，“臭老九”。他老婆是小学毕业生，街道靴鞋厂鞋帮组工人。比团体总分，他老婆占优。两人结婚，是文老师攀了高枝，他老婆一不小心“失了足”。
　　文老师头小，所以脸只能长得比巴掌大不了多少，再大没有地方了。文老师老婆拿着脸和文老师赌气，把脸长成文老师的两个大。所以他们的结婚照好像文老师老婆把脸趴在镜头上，文老师却躲出去很远。
　　结婚以前，文老师老婆有腰有腚的。结婚生孩子以后，她又拿着体形继续和文老师赌气。她眨眼之间就把身体弄得圆溜溜的，还把屁股向后撅出去一块，整体上看像极了一个花鼓炉子。她整天头发冒烟鼻孔喷气，也就是个炉子，要是又细又长的文老师敢站在她身后，那他们家就连烟囱也不用买了。
　　松林路的乡里乡亲昵称文老师老婆“花鼓”。
　　公理公道地讲，文老师又细又长也不能光怨花鼓，这和文老师不听他娘的话也有关系。文老师刚长成男人的时候，他娘就拉长了脸告诫他：“少动女人，动多了伤身体，没看你爹。”文老师的爹死得早，但是并不是他娘说的那个原因。他爹是“土改”时死的。他娘编假话吓唬儿子，主要是怕儿子知道真相后在外边惹祸，其次才是怕儿子损阳折寿。可文老师在炕下能想着娘的话，一上炕就什么都忘了。
　　文老师他娘多半时间住文老师他姐姐家，偶尔才到儿子这边住几天。文老师的房子實际就一间，后窗临街，门开在院里，倒背着手立在松林路上。文老师结婚时，在房间中间夹个板壁，在板壁上开个门，抠个窗洞，在门上挂块布帘子，在窗洞上用胶布粘块玻璃，把一间做成了里外两间。里间有炕，睡觉，外间起居做饭。他娘来了就在外间临时搭铺。
　　那时候文老师和花鼓的婚姻主要靠炕上运动来平衡彼此的心情，文老师更是用那个来发泄一肚子窝囊。但是他娘有个毛病，晚上里间一有动静她就犯咳嗽。这个方法刚开始有效，后来很快失灵。
　　花鼓咬着牙对文老师说：“你给我继续，不能停，你就当成给你娘治咳嗽还不行？”
　　接着两个人一块儿出大声。果然，文老师他娘不咳嗽了，但是转移成了别的病。
　　有一次正是文老师在上花鼓在下，弄得满炕转，转得花鼓面对了夹壁上的窗洞。花鼓突然就大张着嘴，手指窗洞翻了白眼。吓得文老师赶紧叫了暂停找眼镜，却只见窗洞还是那个窗洞。
　　等到花鼓缓过气儿来，文老师佯作不知地问：“怎么了啊？谁啊？”花鼓先是双手死命掐住文老师脖子，嘴里咝咝地出了一阵子气，又左右开弓在文老师脸上扇了两巴掌，然后又拉警报一样发出一声长啸，最后才拖着长腔哭骂起来：“谁，谁，谁！还不是那个老不带彩的老——妖——精！”她突然又瞪直了眼睛，咬牙切齿，一迭声儿地振臂高呼：“打倒地主婆！打倒老流氓！打倒文玉圭文丑子他娘！”赤裸着身体就往外间冲。文老师赶紧抱住她，一边朝他娘喊：“还不快跑！”他娘眼前“土改”重现，赶紧遁入漆黑的夜，傍身的小包袱也没来得及拿。
　　两岁的女儿吓醒了，跟着她妈一起哭闹，在花鼓的噪声里加进一个如锥的尖声。文老师的脑子本来就嗡嗡响，像星海乐团低音声部的齐奏，这一来齐了，一支小提琴协奏曲撕心裂肺地奏到了高潮，文老师却只知道团团转，不知道该打什么拍子。
　　花鼓从此内分泌失调，上火、发干，例假也乱了套，应该滋润的地方不再滋润，应该滋润的时候也不能滋润。有时候却又会突然发情，不分晨昏也不择时机。文老师的脾气越发温良恭俭让，跟花鼓说话的语调绵软甜美如山东特产高粱饴。以前他最爱听小提琴协奏曲，现在他一听那东西就心烦意乱，认为只有不正常和月经不调的人，才会写出那么折磨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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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时候文老师不爱听小提琴协奏曲已经来不及了，他以前爱听是颠扑不破的事实。星海乐团有一小撮人揭发了他，材料上写的是“他深夜躲在小黑屋里偷听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材料直接给了区革委，处理意见很快下来了，文老师暂停工作，马上上花果山参加思想学习班。
　　电话通知了笙馆长，打电话的是个四川人，笙馆长问：“学习班？什么问题？”那人说：“我也不知道是啥子问题，听说是偷听‘嘀嗒屌’。”
　　笙馆长眨巴着眼睛百思不得其解：“什么‘嘀嗒屌’？那个东西能偷听？”
　　笙馆长爱喝酒，喝酒的方法很有个性，下班路上，见了卖酒的小铺就进去，一两散白酒，掺上白开水，什么下酒菜也不要，连本地人常说的“钉子蘸盐水”都不用，一仰脖咕嘟咕嘟灌下去，一抹嘴，跨上自行车就走，再到下一家喝去。从文化馆到笙馆长家总共六家卖酒的，他一般在到家以前就喝得晕头转向了，车子也不能骑了，家也找不着了。所以笙馆长几乎成年累月地推着车子满街逛，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他老婆因此和他离了婚，幸亏他女儿待他不错，收留了他不说，还坚持天天上街找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