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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律师、会计师、民企老总等新生力量脱颖而出,为传统社会结构楔入一个新兴元素——新社会阶层。
新社会阶层由非公经济人士和自由擇业专业人士组成。与非公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专业人士由于没有像工商联这样的组织作引导,而沦为政治边缘人。但这部分人多是高学历人才,是社会的智力精英,如何引导、团结他们,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道新课题。
如何破题?重庆走在了全国最前面。
■ “‘新专联’让我有了归属感”
2008年3月6日,张能杰接到市委统战部打来的电话。原来,市委统战部正在筹建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准备为像他这样的人搭建一个畅通政治诉求的平台。
“像体制内人士一样参政,让我有了归属感,我的爱国心终于有了实践路径。”张能杰很感慨。
与张能杰一样,很多自由择业专业人士加入“新专联”后,在政治诉求和权益表达上终于直起了腰。
■ 为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畅通参政渠道
“新专联”的成立与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翁杰明密切相关。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社科院任职的翁杰明,便开始关注新社会阶层。2007年,出任市委统战部部长后,因工作之需,他开始研究新社会阶层。
这种研究,与杨东厚等专业人士的抱负不谋而合。
“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只有100余家广告公司,而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家。”三联广告公司总经理杨东厚说,“重庆广告业发展史,就是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发展的缩影。”
“在个人财富有了一定积累后,很多像我一样的广告人,都想发出声音,让政府关注自身行业的发展,但很遗憾,因找不到‘婆家’,我们表达无门。”
在重庆,像杨东厚这样从事中介、科研、管理的专业人士,已近12万,且以高层次知识分子为主。
这部分人多是智力精英,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力,如执政党不善加引导和利用,就会失去一块重要阵地。
专业人士“诉求无门”的苦恼,在翁杰明心里激起波澜。
2007年底,翁杰明向中央统战部汇报了一个大胆想法:参考工商联为非公经济人士搭建参政平台的模式,在重庆为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搭建一个类似平台,为全国探路。
中央统战部当即表态:想法可取,鼓励探索。
2008年4月11日,重庆市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在五洲宾馆“呱呱”坠地——这是中国首个面向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的综合性团体。
首期会员共166名,其中有市律师协会、市拍卖业协会等团体会员8名,有来自民企、外企和中介行业的个人会员158名。
“新专联”的成立,让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参政一下推窗见月。
他们的参政渠道包括:推荐进入人大、政协任职;推荐加入民主党派或中国共产党,通过党派渠道参政;推荐担任政府顾问或特约参政人员;推荐到政府及职能部门任职;直接通过“新专联”,向市委递交参政意见。
自此,与张能杰一样,重庆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昂首迈进了神圣的参政殿堂。
■ 通过新社会组织团结分散的专业人士
“所有司法拍卖都必须进入重庆联交所公开进行。”今年4月1日,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了一项拍卖新规。
这一新规,因开全国先河而备受赞誉。
长期以来,司法拍卖充斥着各种腐败潜规则——全国法院系统落马的法官,70%与司法拍卖有关。将司法拍卖全部放在阳光之下,这一新规显示了重庆反腐的决心。
但这一反腐之举,却让重庆拍卖行业方寸大乱。市拍卖业协会惊呼:“拍卖行业走到生死关口!”
重庆拍卖行业一直挣扎在生死线上。2005年,重庆联交所成立,大批经手拍卖公司的政府资源被划走——这让一直以吃政府资源为绝对主题的拍卖行业陷入四面楚歌。
这几年,拍卖行业正尝试改变戏路,主攻艺术品、二手车等市场。但转型之路并不平坦,直到2008年,拍卖行业97%的业务,依然来自于司法拍卖。
新规实施后,市高院只选出18家拍卖公司参与司法拍卖,拍卖公司与联交所的佣金分成为2:8。
“只允许18家公司入围,这等于宣判了其余拍卖公司的死刑;这18家公司也几乎无利可言,因为只出场地的联交所竟分去八成佣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会长张延华说。
张延华赴重庆斡旋,希望增加拍卖公司的数量和佣金占比,未果。离渝时,张延华伤感不已:“重庆拍卖业气数将尽。”
危急关头,市拍卖业协会找到“婆家”——“新专联”。
“新专联”迅速将情况呈报给市领导。经深入调研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作出批示:“入围企业数可增加,联交所佣金可下降。”
很快,入围公司增加到30家,佣金比例从2:8调整为6.5:3.5——陷入绝境的拍卖行业迎来峰回路转。
这件事,在重庆新社会组织中荡起层层涟漪,它们纷纷递交申请,要求加入“新专联”。
“重庆有近12万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他们集中分布在市律师协会、市广告协会等6845个新社会组织中。”“新专联”副会长韩德云说,“服务好了新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服务好了这些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
通过新社会组织来团结分散的专业人士,拓展其利益表达渠道——“新专联”的探索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 “我们终于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
4月28日,秀山县行政中心“星光”灿烂——“新专联”的“星光工程”,在这里翩然展开。
“新专联”副会长张国祥、常务理事刘云,分别以《中小企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和《会计思维与财务管理》为题,给秀山的企业家做精彩讲座。
与此同时,“新专联”组织的另外七名专家,正与秀山县领导进行深入沟通,为秀山金银花产业发展把脉。
“‘星光工程’为秀山发展提供了不少开创性的良策。”秀山县长王杰颇为感激。
“星光工程”是“新专联”专门为各区县设计的“1 2 3”智力工程:“1”是组织专家深入实地调研,呈送一份蓝皮书给当地政府;“2”是举办两场大型咨询活动;“3”是由区县政府出题,举办三场讲座。
“这些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血液中流淌着智慧。有的从国外学成归来,有国际型的眼光;有的下海前就是官场人士,有纵横捭阖的技巧……”韩德云说,“才智,是专业人士最重要的资本。”
尽管才智非凡,但一直以来,专业人士并没机会走向社会前台,因为他们大多没有“编制”,很少参加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分散、独立的择业方式,使他们习惯游离于主流之外,于是往往忽略了社会责任。
“开展‘星光工程’,就是要积极引导专业人士担当社会责任,为重庆的发展献计出力。”韩德云说。
随着“星光工程”的展开,“新专联”的成员纷纷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状态:“通过智力回报社会,我们终于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
8月17日,重庆“新专联”党委成立——原副会长韩德云被选举为会长,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李长明不再兼任“新专联”会长,转任党委书记。
“今后,‘新专联’班子成员将全部由专业人士担任,以更好地发挥专业人士的能动作用。”李长明说,“‘新专联’党委的成立,使‘新专联’与工商联的运行模式更为趋同,为‘新专联’加快向人民团体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具有统战性、服务性、社会性的“新专联”,就这样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的桥梁和纽带。
“新专联”参政的重庆图谱,最终很可能成为推向全国的统战新制度。
新社会阶层由非公经济人士和自由擇业专业人士组成。与非公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专业人士由于没有像工商联这样的组织作引导,而沦为政治边缘人。但这部分人多是高学历人才,是社会的智力精英,如何引导、团结他们,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道新课题。
如何破题?重庆走在了全国最前面。
■ “‘新专联’让我有了归属感”
2008年3月6日,张能杰接到市委统战部打来的电话。原来,市委统战部正在筹建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准备为像他这样的人搭建一个畅通政治诉求的平台。
“像体制内人士一样参政,让我有了归属感,我的爱国心终于有了实践路径。”张能杰很感慨。
与张能杰一样,很多自由择业专业人士加入“新专联”后,在政治诉求和权益表达上终于直起了腰。
■ 为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畅通参政渠道
“新专联”的成立与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翁杰明密切相关。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社科院任职的翁杰明,便开始关注新社会阶层。2007年,出任市委统战部部长后,因工作之需,他开始研究新社会阶层。
这种研究,与杨东厚等专业人士的抱负不谋而合。
“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只有100余家广告公司,而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家。”三联广告公司总经理杨东厚说,“重庆广告业发展史,就是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发展的缩影。”
“在个人财富有了一定积累后,很多像我一样的广告人,都想发出声音,让政府关注自身行业的发展,但很遗憾,因找不到‘婆家’,我们表达无门。”
在重庆,像杨东厚这样从事中介、科研、管理的专业人士,已近12万,且以高层次知识分子为主。
这部分人多是智力精英,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力,如执政党不善加引导和利用,就会失去一块重要阵地。
专业人士“诉求无门”的苦恼,在翁杰明心里激起波澜。
2007年底,翁杰明向中央统战部汇报了一个大胆想法:参考工商联为非公经济人士搭建参政平台的模式,在重庆为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搭建一个类似平台,为全国探路。
中央统战部当即表态:想法可取,鼓励探索。
2008年4月11日,重庆市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在五洲宾馆“呱呱”坠地——这是中国首个面向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的综合性团体。
首期会员共166名,其中有市律师协会、市拍卖业协会等团体会员8名,有来自民企、外企和中介行业的个人会员158名。
“新专联”的成立,让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参政一下推窗见月。
他们的参政渠道包括:推荐进入人大、政协任职;推荐加入民主党派或中国共产党,通过党派渠道参政;推荐担任政府顾问或特约参政人员;推荐到政府及职能部门任职;直接通过“新专联”,向市委递交参政意见。
自此,与张能杰一样,重庆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昂首迈进了神圣的参政殿堂。
■ 通过新社会组织团结分散的专业人士
“所有司法拍卖都必须进入重庆联交所公开进行。”今年4月1日,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了一项拍卖新规。
这一新规,因开全国先河而备受赞誉。
长期以来,司法拍卖充斥着各种腐败潜规则——全国法院系统落马的法官,70%与司法拍卖有关。将司法拍卖全部放在阳光之下,这一新规显示了重庆反腐的决心。
但这一反腐之举,却让重庆拍卖行业方寸大乱。市拍卖业协会惊呼:“拍卖行业走到生死关口!”
重庆拍卖行业一直挣扎在生死线上。2005年,重庆联交所成立,大批经手拍卖公司的政府资源被划走——这让一直以吃政府资源为绝对主题的拍卖行业陷入四面楚歌。
这几年,拍卖行业正尝试改变戏路,主攻艺术品、二手车等市场。但转型之路并不平坦,直到2008年,拍卖行业97%的业务,依然来自于司法拍卖。
新规实施后,市高院只选出18家拍卖公司参与司法拍卖,拍卖公司与联交所的佣金分成为2:8。
“只允许18家公司入围,这等于宣判了其余拍卖公司的死刑;这18家公司也几乎无利可言,因为只出场地的联交所竟分去八成佣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会长张延华说。
张延华赴重庆斡旋,希望增加拍卖公司的数量和佣金占比,未果。离渝时,张延华伤感不已:“重庆拍卖业气数将尽。”
危急关头,市拍卖业协会找到“婆家”——“新专联”。
“新专联”迅速将情况呈报给市领导。经深入调研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作出批示:“入围企业数可增加,联交所佣金可下降。”
很快,入围公司增加到30家,佣金比例从2:8调整为6.5:3.5——陷入绝境的拍卖行业迎来峰回路转。
这件事,在重庆新社会组织中荡起层层涟漪,它们纷纷递交申请,要求加入“新专联”。
“重庆有近12万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他们集中分布在市律师协会、市广告协会等6845个新社会组织中。”“新专联”副会长韩德云说,“服务好了新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服务好了这些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
通过新社会组织来团结分散的专业人士,拓展其利益表达渠道——“新专联”的探索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 “我们终于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
4月28日,秀山县行政中心“星光”灿烂——“新专联”的“星光工程”,在这里翩然展开。
“新专联”副会长张国祥、常务理事刘云,分别以《中小企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和《会计思维与财务管理》为题,给秀山的企业家做精彩讲座。
与此同时,“新专联”组织的另外七名专家,正与秀山县领导进行深入沟通,为秀山金银花产业发展把脉。
“‘星光工程’为秀山发展提供了不少开创性的良策。”秀山县长王杰颇为感激。
“星光工程”是“新专联”专门为各区县设计的“1 2 3”智力工程:“1”是组织专家深入实地调研,呈送一份蓝皮书给当地政府;“2”是举办两场大型咨询活动;“3”是由区县政府出题,举办三场讲座。
“这些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血液中流淌着智慧。有的从国外学成归来,有国际型的眼光;有的下海前就是官场人士,有纵横捭阖的技巧……”韩德云说,“才智,是专业人士最重要的资本。”
尽管才智非凡,但一直以来,专业人士并没机会走向社会前台,因为他们大多没有“编制”,很少参加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分散、独立的择业方式,使他们习惯游离于主流之外,于是往往忽略了社会责任。
“开展‘星光工程’,就是要积极引导专业人士担当社会责任,为重庆的发展献计出力。”韩德云说。
随着“星光工程”的展开,“新专联”的成员纷纷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状态:“通过智力回报社会,我们终于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
8月17日,重庆“新专联”党委成立——原副会长韩德云被选举为会长,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李长明不再兼任“新专联”会长,转任党委书记。
“今后,‘新专联’班子成员将全部由专业人士担任,以更好地发挥专业人士的能动作用。”李长明说,“‘新专联’党委的成立,使‘新专联’与工商联的运行模式更为趋同,为‘新专联’加快向人民团体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具有统战性、服务性、社会性的“新专联”,就这样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的桥梁和纽带。
“新专联”参政的重庆图谱,最终很可能成为推向全国的统战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