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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文字的关系问题是曾经困扰、迷惑过许多人（包括语言学家）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经过前人的不断努力和探索，时至今日，学界已经对这个问题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即“文字不等于语言”，“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这是文字学的基本原理。”（周有光《汉字和文化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77页）但是，如今仍有许多人还没有弄明白二者真正的关系，以至于还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他们混淆语言和文字，把语言问题当作文字问题；把文字问题当作语言问题。梁永国先生的《现代汉字体系的科学性、简易性》（《现代语文》2005年第8期）这篇文章在这方面表现突出。
一
梁文说“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能掌握3500个汉字，基本的听说读写的表达与交流应该是够用的。”梁先生犯了以字代词的错误。我们知道古代汉语词汇绝大多数为单音节词，而一个汉字则对应一个音节，所以古汉语中一个汉字与一个词基本是吻合的。这也造成了许多人习惯性地将单个汉字当作词来认识的错误。但是现代汉语复音词大量增加，一个词有很多音节是很正常的，用两个以上的汉字来表示也是很普遍的。所以，即使掌握了3500个汉字，并不等于就掌握了由这些单字构成的成千上万个词，更不等于掌握了由这些词所构成的语言。另外，认为掌握文字就等于掌握语言，不仅混淆了文字和语言的界限，而且将本末也倒置了。语言和文字谁是根本？当然是语言。语言是文字产生的根本动力。没有语言，文字将永远停留在图画的水平上。人类的语言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历史，而文字的历史最长也不过几千年。儿童最先学会的就是说话而后才去学习文字。文盲可以不识字，但绝不意味着也不会说话。凡此种种都说明一个问题，即文字与语言绝不是一回事，掌握了文字并不意味着掌握了语言。
二
梁文中还认为“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角度看，所谓汉字拼音化问题，实际上就是汉语是否适宜用拼音文字记录的问题”。并论证说“从汉语的特点（即音节数量少，有声调）来看，用拼音文字记录是不现实的”。进一步推导出“如果要用表音文字，那就必须要改革汉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汉字改革那就是汉语的改革，汉字的前途就是汉语的前途”。对梁文此处所论，我们分两点进行分析。
第一，有关汉字拼音化问题。在文字改革史上长期使用的是“汉语拼音化”口号（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秘书处编《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第324页，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实际上这个口号并不科学，文字才有拼音、不拼音之别，而语言则无所谓拼音、不拼音，所有语言都是拼音的。这个口号造成了许多人对拼音化问题的误解，以为汉语现在是不拼音的，将来要变成拼音的，那么一变，汉语岂不就成了英语一样的外语了，汉语岂不是就彻底改头换面了？实际上“汉语拼音化”所指的就是“汉字拼音化”。梁文虽以“汉字拼音化”来表述，但梁先生所理解的仍然是“汉语拼音化”。从本质上看，还是语言文字不分，所以他才会说“从汉语的特点（即音节数量少，有声调）来看，用拼音文字记录是不现实的”；“如果要用表音文字，那就必须要改革汉语”。汉字拼音化，本质是用拼音文字来记录汉语服务于汉语，而不是要改变汉语，在这一过程中，绝不是将外语也一同搬过来。另外，对于这个问题，周有光先生说：“拼音化有广狭两义。狭义指‘拼音’作为正式文字。狭义的‘拼音化’现在并不存在。广义指‘拼音’的任何应用。例如字典里给汉字注音。广义的‘拼音化’已经存在。”（周有光《汉语拼音方案基础知识》，第108～109页，语文出版社1995年）周有光先生提倡汉字与拼音的“双文制”，尤其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要实行汉字和拼音的“双轨制”（周有光《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第1版第168页）。这应当是我们当前所要进行的迫切而有意义的工作。
第二，汉字的前途和汉语的前途问题。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文字的产生有先有后，地位有主有次，它们并不是相伴而生的，既不“同生”也未必“共死”。语言之于文字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一种语言可以没有文字，也可以不断更换文字。比如建国以前，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建国后，在政府的帮助下才创制出了自己民族的文字。一种语言不断更换文字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印度尼西亚在公元5世纪时受印度文化影响使用变体印度字母；13世纪时改信伊斯兰教，文字变为阿拉伯字母；17世纪成为荷兰殖民地以荷兰文为官方文字，同时在民间用教会罗马字书写本土的各种语言；1945年独立以后，确定拉丁字母为书写文字。另外，一种语言、一种文字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通过一种文字的发展来判断一种语言的发展。同样，我们不能通过汉字的前途来判断汉语的前途。日本、朝鲜、越南在古代都曾经使用汉字作为他们语言的文字，然而现在汉字在越南和北朝鲜已经废除，在日本和南朝鲜也被限量使用，越南语、日本语、朝鲜语仍然分别是越南语、日本语、朝鲜语；汉字圈在缩小，这跟汉语的使用范围毫无关系，汉字的遭遇不能代表汉语的遭遇，这是很明显的。
三
梁文最后说“各种语言文字都有其长，也都有其短。这里的短长，特别是繁难之处，都是由这种语言的母语习惯和民族文化所承载的”。在这里，他将文字的繁难归咎于语言和文化是不公允的。文字之难易一在于形体本身其繁复程度是否利于人学习掌握；二在于形体与语音、语义的搭配状况是否利于人们使用。简而言之，文字作为工具，它为人所掌握和利用的简单方便程度，才是判断其繁难与否的根本标准。这就好像比较不同的卡车载重量的大小，不是看货物，而是要看卡车自身的载重能力。“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是不同层次上的东西。”（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第1版第10页）从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层次上看，文字的本质在于形体，“因为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同上）判断一种文字的难易首先也应当从这种文字所采用的符号形体入手。这样，比较由横、竖、撇、点、折等烦琐笔画构成的平均笔画为10.3画的现代方块汉字字符和由单纯曲线构成的拉丁字母字符，哪个简明哪个繁复，就不言而喻了。其次，从“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层次上看，文字形体与语言的“音”和“义”发生关系。比较汉字和拉丁字母，它们在这个方面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汉字最初是据形联义（象形字，当然也包括其他形式不过以象形为主），绕过语音直接和语义发生关系，但是发展到现代，汉字见形知义已经很困难了。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张卫国等人的研究,《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 80）里的一级字3755个，平均表意度为0.19（张卫国等《现代汉字的表意度研究》，《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三辑，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88～96页）。严格意义上讲，现代汉字主要是一种记号文字。字母文字则直接表音，而后再通过字母组合来表义，形成形、音、义的一个梯次。现代汉字与汉语语音系统没有自然对应关系，和语义则是一种记号式对应关系，所以我们利用汉字就特别地不方便，我们学汉字往往都是将它和语音强制性搭配，没有逻辑性可寻。字母先与语音（音位）对应，而后又和语义对应，让人掌握起来就有了层次感，顺利多了。二者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形体和语音的联系。
文字的繁难不是语言和文化的过错，而是其自身的问题，应当从文字自身寻找原因。将文字的过错转嫁给语言和文化，是没有认清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混淆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就会造成语言文字研究工作中的许多常识性错误，会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不利于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更不利于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
吕叔湘先生曾说：“说实在的，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对语言文字缺少常识性理解是并不少见的。”（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9月第1版第335页）正是由于知识分子（有些还是语言学家）缺少语言文字方面的常识，从而搅乱了语言文字研究的正确方向，误导人们的理解和认识，阻挠了合理的语文政策的正常实施，使复古保守的思潮一再干扰语言文字研究的正常进行，把语文发展推向保守和落后。希望人们用客观、科学的态度，认真了解语言文字方面的“常识”，进而对语言和文字作出科学、公正、合理的评价。
（陈永舜 李海洋，北华大学中文系 ）
一
梁文说“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能掌握3500个汉字，基本的听说读写的表达与交流应该是够用的。”梁先生犯了以字代词的错误。我们知道古代汉语词汇绝大多数为单音节词，而一个汉字则对应一个音节，所以古汉语中一个汉字与一个词基本是吻合的。这也造成了许多人习惯性地将单个汉字当作词来认识的错误。但是现代汉语复音词大量增加，一个词有很多音节是很正常的，用两个以上的汉字来表示也是很普遍的。所以，即使掌握了3500个汉字，并不等于就掌握了由这些单字构成的成千上万个词，更不等于掌握了由这些词所构成的语言。另外，认为掌握文字就等于掌握语言，不仅混淆了文字和语言的界限，而且将本末也倒置了。语言和文字谁是根本？当然是语言。语言是文字产生的根本动力。没有语言，文字将永远停留在图画的水平上。人类的语言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历史，而文字的历史最长也不过几千年。儿童最先学会的就是说话而后才去学习文字。文盲可以不识字，但绝不意味着也不会说话。凡此种种都说明一个问题，即文字与语言绝不是一回事，掌握了文字并不意味着掌握了语言。
二
梁文中还认为“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角度看，所谓汉字拼音化问题，实际上就是汉语是否适宜用拼音文字记录的问题”。并论证说“从汉语的特点（即音节数量少，有声调）来看，用拼音文字记录是不现实的”。进一步推导出“如果要用表音文字，那就必须要改革汉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汉字改革那就是汉语的改革，汉字的前途就是汉语的前途”。对梁文此处所论，我们分两点进行分析。
第一，有关汉字拼音化问题。在文字改革史上长期使用的是“汉语拼音化”口号（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秘书处编《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第324页，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实际上这个口号并不科学，文字才有拼音、不拼音之别，而语言则无所谓拼音、不拼音，所有语言都是拼音的。这个口号造成了许多人对拼音化问题的误解，以为汉语现在是不拼音的，将来要变成拼音的，那么一变，汉语岂不就成了英语一样的外语了，汉语岂不是就彻底改头换面了？实际上“汉语拼音化”所指的就是“汉字拼音化”。梁文虽以“汉字拼音化”来表述，但梁先生所理解的仍然是“汉语拼音化”。从本质上看，还是语言文字不分，所以他才会说“从汉语的特点（即音节数量少，有声调）来看，用拼音文字记录是不现实的”；“如果要用表音文字，那就必须要改革汉语”。汉字拼音化，本质是用拼音文字来记录汉语服务于汉语，而不是要改变汉语，在这一过程中，绝不是将外语也一同搬过来。另外，对于这个问题，周有光先生说：“拼音化有广狭两义。狭义指‘拼音’作为正式文字。狭义的‘拼音化’现在并不存在。广义指‘拼音’的任何应用。例如字典里给汉字注音。广义的‘拼音化’已经存在。”（周有光《汉语拼音方案基础知识》，第108～109页，语文出版社1995年）周有光先生提倡汉字与拼音的“双文制”，尤其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要实行汉字和拼音的“双轨制”（周有光《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第1版第168页）。这应当是我们当前所要进行的迫切而有意义的工作。
第二，汉字的前途和汉语的前途问题。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文字的产生有先有后，地位有主有次，它们并不是相伴而生的，既不“同生”也未必“共死”。语言之于文字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一种语言可以没有文字，也可以不断更换文字。比如建国以前，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建国后，在政府的帮助下才创制出了自己民族的文字。一种语言不断更换文字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印度尼西亚在公元5世纪时受印度文化影响使用变体印度字母；13世纪时改信伊斯兰教，文字变为阿拉伯字母；17世纪成为荷兰殖民地以荷兰文为官方文字，同时在民间用教会罗马字书写本土的各种语言；1945年独立以后，确定拉丁字母为书写文字。另外，一种语言、一种文字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通过一种文字的发展来判断一种语言的发展。同样，我们不能通过汉字的前途来判断汉语的前途。日本、朝鲜、越南在古代都曾经使用汉字作为他们语言的文字，然而现在汉字在越南和北朝鲜已经废除，在日本和南朝鲜也被限量使用，越南语、日本语、朝鲜语仍然分别是越南语、日本语、朝鲜语；汉字圈在缩小，这跟汉语的使用范围毫无关系，汉字的遭遇不能代表汉语的遭遇，这是很明显的。
三
梁文最后说“各种语言文字都有其长，也都有其短。这里的短长，特别是繁难之处，都是由这种语言的母语习惯和民族文化所承载的”。在这里，他将文字的繁难归咎于语言和文化是不公允的。文字之难易一在于形体本身其繁复程度是否利于人学习掌握；二在于形体与语音、语义的搭配状况是否利于人们使用。简而言之，文字作为工具，它为人所掌握和利用的简单方便程度，才是判断其繁难与否的根本标准。这就好像比较不同的卡车载重量的大小，不是看货物，而是要看卡车自身的载重能力。“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是不同层次上的东西。”（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第1版第10页）从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层次上看，文字的本质在于形体，“因为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同上）判断一种文字的难易首先也应当从这种文字所采用的符号形体入手。这样，比较由横、竖、撇、点、折等烦琐笔画构成的平均笔画为10.3画的现代方块汉字字符和由单纯曲线构成的拉丁字母字符，哪个简明哪个繁复，就不言而喻了。其次，从“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层次上看，文字形体与语言的“音”和“义”发生关系。比较汉字和拉丁字母，它们在这个方面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汉字最初是据形联义（象形字，当然也包括其他形式不过以象形为主），绕过语音直接和语义发生关系，但是发展到现代，汉字见形知义已经很困难了。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张卫国等人的研究,《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 80）里的一级字3755个，平均表意度为0.19（张卫国等《现代汉字的表意度研究》，《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三辑，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88～96页）。严格意义上讲，现代汉字主要是一种记号文字。字母文字则直接表音，而后再通过字母组合来表义，形成形、音、义的一个梯次。现代汉字与汉语语音系统没有自然对应关系，和语义则是一种记号式对应关系，所以我们利用汉字就特别地不方便，我们学汉字往往都是将它和语音强制性搭配，没有逻辑性可寻。字母先与语音（音位）对应，而后又和语义对应，让人掌握起来就有了层次感，顺利多了。二者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形体和语音的联系。
文字的繁难不是语言和文化的过错，而是其自身的问题，应当从文字自身寻找原因。将文字的过错转嫁给语言和文化，是没有认清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混淆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就会造成语言文字研究工作中的许多常识性错误，会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不利于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更不利于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
吕叔湘先生曾说：“说实在的，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对语言文字缺少常识性理解是并不少见的。”（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9月第1版第335页）正是由于知识分子（有些还是语言学家）缺少语言文字方面的常识，从而搅乱了语言文字研究的正确方向，误导人们的理解和认识，阻挠了合理的语文政策的正常实施，使复古保守的思潮一再干扰语言文字研究的正常进行，把语文发展推向保守和落后。希望人们用客观、科学的态度，认真了解语言文字方面的“常识”，进而对语言和文字作出科学、公正、合理的评价。
（陈永舜 李海洋，北华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