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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1991年赴德国图宾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德国经过一个迷恋西方的过程后回归，1997年被拥有自由气息的香港吸引，2004年加入凤凰卫视，成为一名理性的时事评论员。在做时事评论的同时，他也在通过书籍、文字的方式，不断地将观点二次沉淀和呈现给受众
4月16日上午10点，当邱震海出现在与《留学生》记者约定的广州某咖啡厅时，他正在电话中与团队讨论着周日将要播出的《寰宇大战略》。因为奥巴马即将访日，他临时决定将《中日大使对话》第二期提前播出，“这一期一定精彩，前日本驻华大使把我们一个很反日的美女观察员给说得流泪。这是我主持谈话节目近八年来，在中日对话这样敏感的话题和敏感的场合，第一次看到嘉宾现场落泪。刚才我特意跟我的团队交代，一定要把观察员落泪的镜头留下，一定要把触动中日两国人民神经的那些灵魂的东西在电视上表露出来”。他说话时，语速要比节目中慢一些，他笑言：“通过快节奏来吸引大家算是我主持节目的一个策略。”
因为主张理性探讨中日关系，邱震海被部分观众认为有“亲日”嫌疑，对此，他淡然一笑：“中国这几年发展很快，以前日本一有什么举动，我们就开始砸日系车，这几年很少了，这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开始成熟了，老百姓已经开始有心理容纳能力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理解我们的想法。”
邱震海的理性，与他当年在德国留学有关。1991年，邱震海申请到同济大学的公派名额，开始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学习。从大学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德语的严谨、缜密、一丝不苟，训练了他的思维，也重新架构了他的思维方式，为他日后成为一个理性的时事评论员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97年，处于对西方迷恋后的迷茫期的邱震海决定回国，他选择“进可攻，退可守”的香港作为跳板。在这个跳板，他也在不停地跳跃着寻找适合自己的落脚点。从学界、商界到媒体，直到2004年正式加入凤凰卫视，邱震海终于停止了他的身份转换。也正由于不同职业的身份转换，使得邱震海的性格中既具备学者的沉静、理性与缜密，又具备商界人士的雷厉风行与干练敏捷，同时还具备新闻人的敏锐与练达。所有这些特质，恰恰成就了今天做时事评论员的邱震海。
在做时事评论的同时，他也在通过书籍、文字的方式，不断地将他的观点二次沉淀和呈现给受众。从《中日需要“亚洲大智慧”：邱震海论中日关系》、《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到《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邱震海在坚持用国际的全球视野探讨现今的中国。
谈到节目和书籍的影响力，邱震海向《留学生》记者直言：“这个很难量化，很难去估计。有多少人在看了我的书和节目、听了我的观点以后内心改变，或者内心开始思考，我不知道，但时隔很多年，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忽然对我说：‘你当年的某句话触动了我的心，改变了我。’这基本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我争取能够改变。”
语言分析才是我的专长
留学生：1991年，为什么会选择出国留学？
邱震海：在上世纪80年代末也有个出国潮，当然，那个出国潮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国家还没有这么富裕，所以大家都很向往外国，想看看西方国家是怎么样的，也想去学一些东西，所以在年轻人中出现了集体的出国潮，这是个大背景。小背景呢，就是我本科和研究生读的就是德语，德国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就是以后一定要到德国去留学，这是从专业角度来讲。在1990年年底1991年年初，同济大学有个公派一年到德国进行校际交流的名额，我争取到了这个名额。在1992年的时候，我顺利申请到了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就留在德国读了博士。现在看起来，我当时没有回来是对的，其实现在跟同济大学原来的同事相比，我能够做的事就更多。这个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人生转折点。
我人生大概12年就会有一个转折点。我1980年上大学，上大学肯定是改变人生的；1992年，我如果回来了，那我的人生道路又不一样了，我可能会继续从事德语教学工作，那就没法从事新闻工作了，而且回来后可能天地会小一点，在当时我也没办法拿到博士学位；第三个转折点是2004年，那一年我加入凤凰卫视；下一个转折点应该是在2016年。（笑）
留学生：你之前学的是语言学，后来怎么会转向从事时事分析？
邱震海：做新闻，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爱好。我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学过国际关系，我的专业是语言学，而且是日耳曼语言学。但是因为德国严谨的研究方式，尤其像语言学、哲学这些学科，逻辑性比较强，看一个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到那个角度，去演绎、推理，这套学术训练的方式对我很受用，可以说一生受用。所以造成我后来很快地就能够进入其他学科去研究，不用再去从头开始学一些基础知识，就可以直接抓住里面的逻辑做些分析。我的专业就是语言分析，语言分析才是我的专长。学的时候一点都不喜欢，还很厌恶，觉得很枯燥。但学完之后才发现，这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已经牢牢地在你的思维结构深处扎根了。我现在分析任何问题，拿出来用的都是这套方法。
留学生：这个算不算是你留学德国的最大收获？
邱震海：之一。这个从学术训练、思维方式训练上塑造了我的整个思维框架，所以人家说从我的分析看出蛮强的德国印记，就是逻辑性比较强、框架性比较强，这是来源于我以前的学术训练。
之所以说是之一，那之二就是对我的人生经历是一种丰富。所以我现在很鼓励年轻人，只要能出国，还是多出去看看。你出没出去看过，有没有打开窗户看外面的世界，这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所谓的多元视角、多元文化在你心中的积累。
第三个，就是对我的价值观或者对多元价值的提炼很有帮助。那时慢慢开始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包括它的法制感兴趣，开始去研究，当然也看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一些弊端，慢慢开始反思。所以有一种从早期受到冲击，到对西方制度的迷恋，到后来看到它的缺点，然后再开始超越。如果说在出国之前我是纯中国的，出国以后早期是纯西方的，那后来就开始慢慢看到中国和西方各自的优缺点，开始思考怎么样把两方面的优点结合起来，把两方面的缺陷都给剔除掉。所以，这个是对我价值观的冲击，包括重塑价值观，我说的重塑价值观，并不是说要迷恋西方，当然有一个迷恋西方的过程，但后来慢慢还有一个回归，要不然我就不会再回来了。（笑） 第四个是学会了什么叫容忍、妥协和宽容。我觉得，多元的前提是宽容，是正视对方跟你的差异性，容忍对方，不尝试去改变对方，然后大家同时在一个屋檐下谋求共同生存。Culture shock（文化冲突）、观念冲突到政治价值观的冲突，我们要慢慢地学会怎么去宽容地接受一切。
爬山中的中国意境是最美的
留学生：过了迷恋期，所以选择回国？
邱震海：迷恋之后，更多茫然产生的时候，就认为我应该回国了。我经常用爬山来比喻，其实中国现在在爬山，我们只不过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很累也很不满意，但其实意境是最美好的，因为我们永远看到的是希望。西方呢，它已经爬到了山顶，现在面临一个要么在山顶上待着要么走下坡路的问题，那你还想架构一些什么东西是门也没有，对西方年轻人是没有机会的，它不需要你架构，所以今天西方年轻人没有真正的机会。我说的是要施展宏图的机会，不是说要谋生的机会，谋生对我来说很容易，可以在外面教作文、搞翻译、做公司、跟中国搞贸易，基本上我同学都是走这条路，在外面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但这条路对我来说，是次要的一条路，觉得发挥不了自己真正想发挥的一些东西。就是你在社会上要去架构一些东西，用你的所学、所思考为这个社会填一些什么东西。学社会科学有个跟当地文化接轨的问题，我用最简单的比喻说，自然科学需要实验室，那对人文科学的人来说，社会就是他的实验室，我们需要一个大的舞台来施展我们的抱负，这个抱负显然不是在西方开个小公司、搞个小翻译社对我来说能满足的，我需要一个大舞台。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感到，中国现在在发展，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室。
留学生：当时为什么选择回到香港，而不是大陆？
邱震海：香港是一个跳板，对我来说，最好的可能是进大陆，最差的可能是从香港返回西方。因为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在国内搞新闻搞媒体还不是那么自由，还没有完全施展的空间，我在西方已经明显感觉到施展不了，大陆也施展不了，那我就到一个跳板的地方，叫“进可攻，退可守”——好了，我进大陆，再不行了，那我就回西方，去过那种安宁、几十年不变的生活，所以当时就选择了香港。我1997年到香港，到现在17年了，这17年中大陆发展得很快，所以现在我又慢慢地把基地从香港移到了大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留学生：是怎样的契机，让你选择加入凤凰卫视？
邱震海：进入凤凰卫视是一个偶然也是必然的机会。偶然的机会，就是2001年以后被他们邀请做嘉宾，那个时候，凤凰的评论员都是老板亲自邀请的，就是刘长乐先生看中了，他会邀请你做嘉宾，试用一段时间，觉得合适了，会托中层管理人员来问你愿不愿意加入，那个时候他向我发出了邀请，所以顺理成章就加入了。必然的呢，因为我一直做新闻，有一段时间比较失望，所以我就想到商界去，后来心不甘，还是继续要做一些新闻评论，某种程度上来说，以这样的契机跟凤凰卫视合作也是一种必然，所以我在2004年正式加入凤凰卫视，到现在正好10年。
留学生：《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这每周两场的公共讨论有没有感到压力？
邱震海：这个压力首先来自于身心疲惫的压力。经济有外向型经济，节目也有内向和外向，内向型节目就是评论员一个人讲就可以了，我们很多节目都是这个形式，其实主持人是虚的，主要是评论员讲，我不是说它们容易，而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邀请嘉宾。我这两个节目都是外向型的，都要请嘉宾，这些嘉宾都是我选定的。那么我选定的标准是什么呢，其实这两个节目讨论的话题都是我在研究、在思考的话题，所以我这个主持人有别于一般的主持人，我是带领研究的，这些话题本身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但我需要人家来跟我一起讨论，就是要在社会上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关注，所以用我的话来说，我其实是每个星期都在组织两场社会的公共讨论。请嘉宾老实说不难，但要有质量的、符合这个话题的、有身份的。还有些小的技术层面，比如要设计他们之间观点的角度，从吸引观众的角度来说是需要引起冲突的，像戏剧一样，戏剧只有有冲突才能够吸引观众，电视同样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星期也确实比较累，但是也还算是有意义。
娱乐、时政，两个支柱不可或缺
留学生：在大陆，收视率高的一般是娱乐节目。作为时事评论节目的主持人，你觉得怎样才能用专业的知识吸引住中国观众？
邱震海：现在我们要慢慢倡导一个全媒体的概念，就是跟网络结合起来。老实说，现在的中产、精英，尤其是年轻人，看电视的很少，开机率很低，这是电视人必须要看到的一点。
收视率呢，凤凰确实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就是搞时政评论，因为在中国老以为做时政是最敏感最有风险的，大家谁都不敢，所以现在内地的电视台都是娱乐至上，娱乐至死，将娱乐进行到底。在国外，有娱乐，但也有很严肃的时政，而且时政题目的关注度、收视率一点都不亚于娱乐节目。一个社会的电视节目、媒体节目里面，时政节目被人关注度有多少，受欢迎受追捧的度有多少，其实是折射着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当然，国民的成熟度没有到一定的程度，他是不会对时政思考感兴趣的，他一天到晚只是看娱乐。我完全不否认娱乐节目在西方也很火，但它有另外一个支柱，这两个支柱是不可或缺的，人不可能一天到晚在那里严肃思考，也需要轻松，但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轻松，不去寻找更多的支柱。
那中国现在这根支柱（娱乐）过强，那根支柱（时政）过弱，甚至完全没有，这就有问题了。一个是折射了这个社会还不开放，容忍度不够；另外一个是国民成熟度不够，这跟媒体工作者自己的水准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开放度不够，所以这些媒体工作者就认为反正也不够开放，还不如去做娱乐，但其实你只要把它做得很专业，一个很敏感的东西你把它做得专业，一点都不敏感，我们天天在做这样的尝试。要学会包装，要学会用很专业的手法来传递一些很敏感的东西。
留学生：对时事评论节目，中外观众的接受度有很大区别吗？ 邱震海：其实中国并不缺一批有思考的人，不过现在这批有思考的人严重地被我们忽略了。我认为今天在支撑中国社会的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底层的社会大众；还有一批是中产以上的人士，就是社会中所谓的精英人士，但是这批人现在被我们的舆论环境严重忽略了，因为现在我们的舆论产品、媒体产品，没有一个是适合他们的、能够吸引他们、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但这部分人往往是中国未来的中流砥柱，他们甚至会引领中国的方向。所以中国的媒体产品要有一部分是适合这些人的，是紧紧跟这部分人走在一起的。凤凰卫视的群众定位我觉得主要就是这部分人，但是也很困难，现在的舆论环境确实有一些困境，但至少我这两个节目的定位，还是想紧紧地跟这部分人保持联系，让这部分人能够思考，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思考，或者我们跟着他们一起思考，相互引领。
留学生：在节目中，你以敏捷的反应和对时事的专业评论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但也有些观众反映你的思维太敏捷，语速有些快，会让他们不适应。
邱震海：检验一个节目成不成功，当然有很多标志，但一个最浅显的标志，就是观众看完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已经完了，好快啊！”至少表示你已经把他吸引住了；如果是“哎呦，终于结束了，我终于可以换台了！”那肯定是失败的。时政类节目，尤其像talk show这种谈话类节目，比较多的还是追求一种节奏，追求一种冲突，一种碰撞，这样的话，让观众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通过快节奏来吸引大家算是我主持节目的一个策略。（笑）
留学生：你曾将评论分为三种境界：最高境界，在转型或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口，有适度的影响力，尤其是引领人们思想的影响力；中间境界，提供比较到位的对事物发展逻辑的解释；最低境界，若不能影响社会，至少保持客观、中立。你现在处于哪层境界？
邱震海：理论上来说，这个最低境界是最难的。最低的，也必须要努力去做到，我觉得自己给自己的评论，可能基本上还算是做到吧。基本上，也不能说是完全。尝试去做的是最高境界，但这个最高境界很难量化，很难去估计。有多少人在看了我的书和节目、听了我的观点以后内心改变，或者内心开始思考，我不知道，但时隔很多年，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忽然对我说：“你当年的某句话触动了我的心，改变了我。”所以这个是很难量化的。我的理解是，首先就是守住底线，然后每天做的事就是中间境界，最高境界基本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很难去量化，但是我争取能够改变。
留学生：在马航事件中，外国媒体在新闻报道和专业分析方面独占鳌头，但中国媒体却表现疲软，你怎么看？
邱震海：这个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马航事件，折射出中国媒体的不行。为什么说中国媒体不行？我们的记者都懒惰了，真正的像猎狗那样的嗅觉都没有了，记者要像狗一样才可以。（笑）像狗一样的敏锐，还有批判。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调查。你看西方的调查，它们的记者是很强的，很多的丑闻、秘闻都是通过记者的专业调查给爆出来的，无冕之王嘛。我们呢，天天满足于参加记者会、拿红包，记者猎狗般的敏锐与嗅觉，记者的狼性都已经没有了。
当然，这个折射出了体制问题，同时也折射着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表面上看我们很发达很先进，那我们那么多钱哪来的？通过外贸来的，但是贸易中间没有技术革命这个环节，我们没有知识产权，所以实际上这个钱来得后劲不足，表面上看着钱很多，其实下面根基是严重不足的，这个体现在方方面面，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是如此，这次只不过是体现在中国媒体。华文媒体对马航事件的调查能力不足，专业能力不足，这当然只是一个很小的软媒体的领域，其他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其实我们的厚度是严重不足的，在我们光鲜亮丽的背后折射出很多问题。
官本位体制吓退真正的学者
留学生：在新书《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中，你用“非常震撼”形容1991年抵达德国后的感受，这种震撼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邱震海：首先是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的震撼，今天的年轻人到欧洲，可能不会感到那么大的差异。我当时在同济大学教书，每个月满打满算就114块钱，而我到了德国，奖学金换成人民币就五千七八百块。然后是硬件设施，当时中国连超市都没有，西方大超市已经琳琅满目了，这种差异非常大。
还有一方面的震撼，是体验上。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学到的是原来的意识形态的那种理论，觉得西方都是没落的。到外面一看才发现外面的天都比中国蓝，因为人家的空气比中国好嘛（笑）。这个背后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其实相当于欧洲150年前的水平。我做过仔细研究，将欧洲当年的经济发展史，包括工业发展史，跟中国做比较。德国是1850年进入工业化时代，1870年德国统一，社会矛盾急剧爆发，进入城市化阶段。起码在1870年到1890年，甚至到1914年这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从纵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跟今天的中国很像。只不过横断面非常不同了，横断面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德国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纵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实中国现在就处于德国1880年代，最多到1890年代的水平。
留学生：你觉得中国要在纵断面上赶上欧洲，还需要多少年？
邱震海：中国现在横断面和纵断面是在交叉进行的，具体的时段我说不出，但从纵的面来说，你要完全赶上，恐怕很难，它包括很多的问题，如制度建设。制度背后是文化，一讲到文化就很沉重，中国浪费了很多思想启蒙的契机，五四运动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能够让全民思想历练的进程，但是很快被革命大潮所吞没。这些问题不是短期能解决的，所以这个层面上要赶上西方还很难，在我看来，100年都还是很乐观的。
不过，从短期的硬件上，我是乐观的。今天中国的很多硬件都已经超过了德国，而且在欧洲生活是几十年不变的，几十年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中国现在一年一变，这个是赶超很快。
但硬件的赶超很快，软件的赶超很慢，软件的赶超有时候是无意识的，我们观念的滞后、制度的滞后，是无意识的，所以现在应该多在软件方面做工作，提醒国民我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然后有意识地追赶上去。
留学生：你还提到了中国两个值得重视的危机：人口红利危机和人才红利危机，在你看来，怎样才能吸引“海归”？
邱震海：有一些是短期的机制，或者硬件的机制。比如说我们吸引留学生的政策，给他们的待遇等等，这些东西国家现在都做得不差。现在中国缺的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就是你怎样能吸引一个人在这里真正长远地发展。要留住一个人才，除了空气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让他觉得有发挥空间。比如一个人回来以后，他是不是会陷入官本位的体制。在外面可能是学者至上，教授至上，一个学者是真真正正可以得到尊重的。在我们这里是官本位的体制，它逼着学者一定要去做官，或者一定要去走官本位的路线，才能拿到资源，拿到项目和经费，那久而久之，就变了。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真正的专业工作者，他不会去，甚至他也不愿去、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一个会做这样的事情，或者很擅长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他往往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者，他会觉得，你可能会给我很多钱，但这些钱我在国外也可以拿到，我可以创造出真正的、一流的成绩，而不是一天到晚在跟官场搞关系。
另外，我觉得不但要吸引留学生，还要吸引国外的一流人才到中国来工作。我们现在的境界还没有达到在全球当中搜罗一流人才。是我们没钱吗？我们钱已经有了，为什么那些全球的一流脑袋都愿意去美国，不愿意到中国，那就是跟你的软环境有关。
4月16日上午10点，当邱震海出现在与《留学生》记者约定的广州某咖啡厅时，他正在电话中与团队讨论着周日将要播出的《寰宇大战略》。因为奥巴马即将访日，他临时决定将《中日大使对话》第二期提前播出，“这一期一定精彩，前日本驻华大使把我们一个很反日的美女观察员给说得流泪。这是我主持谈话节目近八年来，在中日对话这样敏感的话题和敏感的场合，第一次看到嘉宾现场落泪。刚才我特意跟我的团队交代，一定要把观察员落泪的镜头留下，一定要把触动中日两国人民神经的那些灵魂的东西在电视上表露出来”。他说话时，语速要比节目中慢一些，他笑言：“通过快节奏来吸引大家算是我主持节目的一个策略。”
因为主张理性探讨中日关系，邱震海被部分观众认为有“亲日”嫌疑，对此，他淡然一笑：“中国这几年发展很快，以前日本一有什么举动，我们就开始砸日系车，这几年很少了，这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开始成熟了，老百姓已经开始有心理容纳能力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理解我们的想法。”
邱震海的理性，与他当年在德国留学有关。1991年，邱震海申请到同济大学的公派名额，开始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学习。从大学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德语的严谨、缜密、一丝不苟，训练了他的思维，也重新架构了他的思维方式，为他日后成为一个理性的时事评论员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97年，处于对西方迷恋后的迷茫期的邱震海决定回国，他选择“进可攻，退可守”的香港作为跳板。在这个跳板，他也在不停地跳跃着寻找适合自己的落脚点。从学界、商界到媒体，直到2004年正式加入凤凰卫视，邱震海终于停止了他的身份转换。也正由于不同职业的身份转换，使得邱震海的性格中既具备学者的沉静、理性与缜密，又具备商界人士的雷厉风行与干练敏捷，同时还具备新闻人的敏锐与练达。所有这些特质，恰恰成就了今天做时事评论员的邱震海。
在做时事评论的同时，他也在通过书籍、文字的方式，不断地将他的观点二次沉淀和呈现给受众。从《中日需要“亚洲大智慧”：邱震海论中日关系》、《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到《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邱震海在坚持用国际的全球视野探讨现今的中国。
谈到节目和书籍的影响力，邱震海向《留学生》记者直言：“这个很难量化，很难去估计。有多少人在看了我的书和节目、听了我的观点以后内心改变，或者内心开始思考，我不知道，但时隔很多年，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忽然对我说：‘你当年的某句话触动了我的心，改变了我。’这基本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我争取能够改变。”
语言分析才是我的专长
留学生：1991年，为什么会选择出国留学？
邱震海：在上世纪80年代末也有个出国潮，当然，那个出国潮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国家还没有这么富裕，所以大家都很向往外国，想看看西方国家是怎么样的，也想去学一些东西，所以在年轻人中出现了集体的出国潮，这是个大背景。小背景呢，就是我本科和研究生读的就是德语，德国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就是以后一定要到德国去留学，这是从专业角度来讲。在1990年年底1991年年初，同济大学有个公派一年到德国进行校际交流的名额，我争取到了这个名额。在1992年的时候，我顺利申请到了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就留在德国读了博士。现在看起来，我当时没有回来是对的，其实现在跟同济大学原来的同事相比，我能够做的事就更多。这个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人生转折点。
我人生大概12年就会有一个转折点。我1980年上大学，上大学肯定是改变人生的；1992年，我如果回来了，那我的人生道路又不一样了，我可能会继续从事德语教学工作，那就没法从事新闻工作了，而且回来后可能天地会小一点，在当时我也没办法拿到博士学位；第三个转折点是2004年，那一年我加入凤凰卫视；下一个转折点应该是在2016年。（笑）
留学生：你之前学的是语言学，后来怎么会转向从事时事分析？
邱震海：做新闻，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爱好。我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学过国际关系，我的专业是语言学，而且是日耳曼语言学。但是因为德国严谨的研究方式，尤其像语言学、哲学这些学科，逻辑性比较强，看一个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到那个角度，去演绎、推理，这套学术训练的方式对我很受用，可以说一生受用。所以造成我后来很快地就能够进入其他学科去研究，不用再去从头开始学一些基础知识，就可以直接抓住里面的逻辑做些分析。我的专业就是语言分析，语言分析才是我的专长。学的时候一点都不喜欢，还很厌恶，觉得很枯燥。但学完之后才发现，这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已经牢牢地在你的思维结构深处扎根了。我现在分析任何问题，拿出来用的都是这套方法。
留学生：这个算不算是你留学德国的最大收获？
邱震海：之一。这个从学术训练、思维方式训练上塑造了我的整个思维框架，所以人家说从我的分析看出蛮强的德国印记，就是逻辑性比较强、框架性比较强，这是来源于我以前的学术训练。
之所以说是之一，那之二就是对我的人生经历是一种丰富。所以我现在很鼓励年轻人，只要能出国，还是多出去看看。你出没出去看过，有没有打开窗户看外面的世界，这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所谓的多元视角、多元文化在你心中的积累。
第三个，就是对我的价值观或者对多元价值的提炼很有帮助。那时慢慢开始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包括它的法制感兴趣，开始去研究，当然也看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一些弊端，慢慢开始反思。所以有一种从早期受到冲击，到对西方制度的迷恋，到后来看到它的缺点，然后再开始超越。如果说在出国之前我是纯中国的，出国以后早期是纯西方的，那后来就开始慢慢看到中国和西方各自的优缺点，开始思考怎么样把两方面的优点结合起来，把两方面的缺陷都给剔除掉。所以，这个是对我价值观的冲击，包括重塑价值观，我说的重塑价值观，并不是说要迷恋西方，当然有一个迷恋西方的过程，但后来慢慢还有一个回归，要不然我就不会再回来了。（笑） 第四个是学会了什么叫容忍、妥协和宽容。我觉得，多元的前提是宽容，是正视对方跟你的差异性，容忍对方，不尝试去改变对方，然后大家同时在一个屋檐下谋求共同生存。Culture shock（文化冲突）、观念冲突到政治价值观的冲突，我们要慢慢地学会怎么去宽容地接受一切。
爬山中的中国意境是最美的
留学生：过了迷恋期，所以选择回国？
邱震海：迷恋之后，更多茫然产生的时候，就认为我应该回国了。我经常用爬山来比喻，其实中国现在在爬山，我们只不过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很累也很不满意，但其实意境是最美好的，因为我们永远看到的是希望。西方呢，它已经爬到了山顶，现在面临一个要么在山顶上待着要么走下坡路的问题，那你还想架构一些什么东西是门也没有，对西方年轻人是没有机会的，它不需要你架构，所以今天西方年轻人没有真正的机会。我说的是要施展宏图的机会，不是说要谋生的机会，谋生对我来说很容易，可以在外面教作文、搞翻译、做公司、跟中国搞贸易，基本上我同学都是走这条路，在外面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但这条路对我来说，是次要的一条路，觉得发挥不了自己真正想发挥的一些东西。就是你在社会上要去架构一些东西，用你的所学、所思考为这个社会填一些什么东西。学社会科学有个跟当地文化接轨的问题，我用最简单的比喻说，自然科学需要实验室，那对人文科学的人来说，社会就是他的实验室，我们需要一个大的舞台来施展我们的抱负，这个抱负显然不是在西方开个小公司、搞个小翻译社对我来说能满足的，我需要一个大舞台。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感到，中国现在在发展，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室。
留学生：当时为什么选择回到香港，而不是大陆？
邱震海：香港是一个跳板，对我来说，最好的可能是进大陆，最差的可能是从香港返回西方。因为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在国内搞新闻搞媒体还不是那么自由，还没有完全施展的空间，我在西方已经明显感觉到施展不了，大陆也施展不了，那我就到一个跳板的地方，叫“进可攻，退可守”——好了，我进大陆，再不行了，那我就回西方，去过那种安宁、几十年不变的生活，所以当时就选择了香港。我1997年到香港，到现在17年了，这17年中大陆发展得很快，所以现在我又慢慢地把基地从香港移到了大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留学生：是怎样的契机，让你选择加入凤凰卫视？
邱震海：进入凤凰卫视是一个偶然也是必然的机会。偶然的机会，就是2001年以后被他们邀请做嘉宾，那个时候，凤凰的评论员都是老板亲自邀请的，就是刘长乐先生看中了，他会邀请你做嘉宾，试用一段时间，觉得合适了，会托中层管理人员来问你愿不愿意加入，那个时候他向我发出了邀请，所以顺理成章就加入了。必然的呢，因为我一直做新闻，有一段时间比较失望，所以我就想到商界去，后来心不甘，还是继续要做一些新闻评论，某种程度上来说，以这样的契机跟凤凰卫视合作也是一种必然，所以我在2004年正式加入凤凰卫视，到现在正好10年。
留学生：《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这每周两场的公共讨论有没有感到压力？
邱震海：这个压力首先来自于身心疲惫的压力。经济有外向型经济，节目也有内向和外向，内向型节目就是评论员一个人讲就可以了，我们很多节目都是这个形式，其实主持人是虚的，主要是评论员讲，我不是说它们容易，而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邀请嘉宾。我这两个节目都是外向型的，都要请嘉宾，这些嘉宾都是我选定的。那么我选定的标准是什么呢，其实这两个节目讨论的话题都是我在研究、在思考的话题，所以我这个主持人有别于一般的主持人，我是带领研究的，这些话题本身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但我需要人家来跟我一起讨论，就是要在社会上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关注，所以用我的话来说，我其实是每个星期都在组织两场社会的公共讨论。请嘉宾老实说不难，但要有质量的、符合这个话题的、有身份的。还有些小的技术层面，比如要设计他们之间观点的角度，从吸引观众的角度来说是需要引起冲突的，像戏剧一样，戏剧只有有冲突才能够吸引观众，电视同样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星期也确实比较累，但是也还算是有意义。
娱乐、时政，两个支柱不可或缺
留学生：在大陆，收视率高的一般是娱乐节目。作为时事评论节目的主持人，你觉得怎样才能用专业的知识吸引住中国观众？
邱震海：现在我们要慢慢倡导一个全媒体的概念，就是跟网络结合起来。老实说，现在的中产、精英，尤其是年轻人，看电视的很少，开机率很低，这是电视人必须要看到的一点。
收视率呢，凤凰确实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就是搞时政评论，因为在中国老以为做时政是最敏感最有风险的，大家谁都不敢，所以现在内地的电视台都是娱乐至上，娱乐至死，将娱乐进行到底。在国外，有娱乐，但也有很严肃的时政，而且时政题目的关注度、收视率一点都不亚于娱乐节目。一个社会的电视节目、媒体节目里面，时政节目被人关注度有多少，受欢迎受追捧的度有多少，其实是折射着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当然，国民的成熟度没有到一定的程度，他是不会对时政思考感兴趣的，他一天到晚只是看娱乐。我完全不否认娱乐节目在西方也很火，但它有另外一个支柱，这两个支柱是不可或缺的，人不可能一天到晚在那里严肃思考，也需要轻松，但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轻松，不去寻找更多的支柱。
那中国现在这根支柱（娱乐）过强，那根支柱（时政）过弱，甚至完全没有，这就有问题了。一个是折射了这个社会还不开放，容忍度不够；另外一个是国民成熟度不够，这跟媒体工作者自己的水准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开放度不够，所以这些媒体工作者就认为反正也不够开放，还不如去做娱乐，但其实你只要把它做得很专业，一个很敏感的东西你把它做得专业，一点都不敏感，我们天天在做这样的尝试。要学会包装，要学会用很专业的手法来传递一些很敏感的东西。
留学生：对时事评论节目，中外观众的接受度有很大区别吗？ 邱震海：其实中国并不缺一批有思考的人，不过现在这批有思考的人严重地被我们忽略了。我认为今天在支撑中国社会的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底层的社会大众；还有一批是中产以上的人士，就是社会中所谓的精英人士，但是这批人现在被我们的舆论环境严重忽略了，因为现在我们的舆论产品、媒体产品，没有一个是适合他们的、能够吸引他们、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但这部分人往往是中国未来的中流砥柱，他们甚至会引领中国的方向。所以中国的媒体产品要有一部分是适合这些人的，是紧紧跟这部分人走在一起的。凤凰卫视的群众定位我觉得主要就是这部分人，但是也很困难，现在的舆论环境确实有一些困境，但至少我这两个节目的定位，还是想紧紧地跟这部分人保持联系，让这部分人能够思考，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思考，或者我们跟着他们一起思考，相互引领。
留学生：在节目中，你以敏捷的反应和对时事的专业评论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但也有些观众反映你的思维太敏捷，语速有些快，会让他们不适应。
邱震海：检验一个节目成不成功，当然有很多标志，但一个最浅显的标志，就是观众看完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已经完了，好快啊！”至少表示你已经把他吸引住了；如果是“哎呦，终于结束了，我终于可以换台了！”那肯定是失败的。时政类节目，尤其像talk show这种谈话类节目，比较多的还是追求一种节奏，追求一种冲突，一种碰撞，这样的话，让观众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通过快节奏来吸引大家算是我主持节目的一个策略。（笑）
留学生：你曾将评论分为三种境界：最高境界，在转型或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口，有适度的影响力，尤其是引领人们思想的影响力；中间境界，提供比较到位的对事物发展逻辑的解释；最低境界，若不能影响社会，至少保持客观、中立。你现在处于哪层境界？
邱震海：理论上来说，这个最低境界是最难的。最低的，也必须要努力去做到，我觉得自己给自己的评论，可能基本上还算是做到吧。基本上，也不能说是完全。尝试去做的是最高境界，但这个最高境界很难量化，很难去估计。有多少人在看了我的书和节目、听了我的观点以后内心改变，或者内心开始思考，我不知道，但时隔很多年，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忽然对我说：“你当年的某句话触动了我的心，改变了我。”所以这个是很难量化的。我的理解是，首先就是守住底线，然后每天做的事就是中间境界，最高境界基本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很难去量化，但是我争取能够改变。
留学生：在马航事件中，外国媒体在新闻报道和专业分析方面独占鳌头，但中国媒体却表现疲软，你怎么看？
邱震海：这个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马航事件，折射出中国媒体的不行。为什么说中国媒体不行？我们的记者都懒惰了，真正的像猎狗那样的嗅觉都没有了，记者要像狗一样才可以。（笑）像狗一样的敏锐，还有批判。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调查。你看西方的调查，它们的记者是很强的，很多的丑闻、秘闻都是通过记者的专业调查给爆出来的，无冕之王嘛。我们呢，天天满足于参加记者会、拿红包，记者猎狗般的敏锐与嗅觉，记者的狼性都已经没有了。
当然，这个折射出了体制问题，同时也折射着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表面上看我们很发达很先进，那我们那么多钱哪来的？通过外贸来的，但是贸易中间没有技术革命这个环节，我们没有知识产权，所以实际上这个钱来得后劲不足，表面上看着钱很多，其实下面根基是严重不足的，这个体现在方方面面，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是如此，这次只不过是体现在中国媒体。华文媒体对马航事件的调查能力不足，专业能力不足，这当然只是一个很小的软媒体的领域，其他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其实我们的厚度是严重不足的，在我们光鲜亮丽的背后折射出很多问题。
官本位体制吓退真正的学者
留学生：在新书《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中，你用“非常震撼”形容1991年抵达德国后的感受，这种震撼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邱震海：首先是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的震撼，今天的年轻人到欧洲，可能不会感到那么大的差异。我当时在同济大学教书，每个月满打满算就114块钱，而我到了德国，奖学金换成人民币就五千七八百块。然后是硬件设施，当时中国连超市都没有，西方大超市已经琳琅满目了，这种差异非常大。
还有一方面的震撼，是体验上。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学到的是原来的意识形态的那种理论，觉得西方都是没落的。到外面一看才发现外面的天都比中国蓝，因为人家的空气比中国好嘛（笑）。这个背后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其实相当于欧洲150年前的水平。我做过仔细研究，将欧洲当年的经济发展史，包括工业发展史，跟中国做比较。德国是1850年进入工业化时代，1870年德国统一，社会矛盾急剧爆发，进入城市化阶段。起码在1870年到1890年，甚至到1914年这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从纵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跟今天的中国很像。只不过横断面非常不同了，横断面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德国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纵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实中国现在就处于德国1880年代，最多到1890年代的水平。
留学生：你觉得中国要在纵断面上赶上欧洲，还需要多少年？
邱震海：中国现在横断面和纵断面是在交叉进行的，具体的时段我说不出，但从纵的面来说，你要完全赶上，恐怕很难，它包括很多的问题，如制度建设。制度背后是文化，一讲到文化就很沉重，中国浪费了很多思想启蒙的契机，五四运动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能够让全民思想历练的进程，但是很快被革命大潮所吞没。这些问题不是短期能解决的，所以这个层面上要赶上西方还很难，在我看来，100年都还是很乐观的。
不过，从短期的硬件上，我是乐观的。今天中国的很多硬件都已经超过了德国，而且在欧洲生活是几十年不变的，几十年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中国现在一年一变，这个是赶超很快。
但硬件的赶超很快，软件的赶超很慢，软件的赶超有时候是无意识的，我们观念的滞后、制度的滞后，是无意识的，所以现在应该多在软件方面做工作，提醒国民我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然后有意识地追赶上去。
留学生：你还提到了中国两个值得重视的危机：人口红利危机和人才红利危机，在你看来，怎样才能吸引“海归”？
邱震海：有一些是短期的机制，或者硬件的机制。比如说我们吸引留学生的政策，给他们的待遇等等，这些东西国家现在都做得不差。现在中国缺的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就是你怎样能吸引一个人在这里真正长远地发展。要留住一个人才，除了空气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让他觉得有发挥空间。比如一个人回来以后，他是不是会陷入官本位的体制。在外面可能是学者至上，教授至上，一个学者是真真正正可以得到尊重的。在我们这里是官本位的体制，它逼着学者一定要去做官，或者一定要去走官本位的路线，才能拿到资源，拿到项目和经费，那久而久之，就变了。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真正的专业工作者，他不会去，甚至他也不愿去、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一个会做这样的事情，或者很擅长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他往往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者，他会觉得，你可能会给我很多钱，但这些钱我在国外也可以拿到，我可以创造出真正的、一流的成绩，而不是一天到晚在跟官场搞关系。
另外，我觉得不但要吸引留学生，还要吸引国外的一流人才到中国来工作。我们现在的境界还没有达到在全球当中搜罗一流人才。是我们没钱吗？我们钱已经有了，为什么那些全球的一流脑袋都愿意去美国，不愿意到中国，那就是跟你的软环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