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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散文处处弥漫着一种成熟的女性意识，不仅表现在她纯粹站在女性立场观察描摹人生，以女性的感性深入生活内部，捕捉生意盎然的细节，更为重要的是，她关注女性的生命形态和存在地位。张爱玲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有一个完整明确的界定，对女性的异化处境有清醒的认识，并以自己的文字和独特的话语向社会向文化向人性宣言，显示女性对自己生命本体的特殊性和本质性的认识以及对女性人生价值的思考，狭窄而细致，冷静而客观。
张爱玲首先强调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在《谈女人》一文中，她说：“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太空的灵智栓在踏实的根桩上。”又说：“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即在此时此地我们也可以找到完美的女人。完美的男人就稀有。”
张爱玲对女人最本质的认识是：《大神勃朗》中的地母才是女神。“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妇人，皮肤鲜洁、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象一条神圣的牛。有自身的永生的目的。”“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可爱的女人实在是可爱。”“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古今中外众多女神全被张爱玲打入了凡间，无一神圣。在她心目中“大眼睛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的地母才是女神。(《谈女人》)
然而，张爱玲并不想为她们塑造神像创造女性的神话。在张爱玲眼里，神就是真真实实的女人。而且，“在某种范围内，可爱的人品与风韵是可以用人工培养出来的，世界各国不同样的淑女教育全是以此为目标。”(《谈女人》)张爱玲认为教育能培养和发挥女性的神性，包括自己在内，张爱玲身边几个非常重要的女性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身上闪现着神灵的智慧和光辉。一种是她的母亲和姑姑：一种是她的朋友炎樱和苏青。她们不温柔也不敦厚，却妙语如珠，一针见血，是真女子，非好女子，具有女性独特的人格之美。
母亲，对张爱玲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母亲的美丽、活跃、勇敢、女性化都是吸引她的因素。但是在父权体制社会下长大的女孩。很少感受到足够的母爱，不管母亲多么爱她并且为她勇敢地战斗，童年的张爱玲还是被迫与母亲隔离，感受不到父母的亲情和家庭的温暖，母亲给予张爱玲的是辽远、浪漫的怀想。因此，张爱玲将这份渴望投射到与她亲近的女人和对女人的写作上，这种情感上的连接可以填补她与母亲的距离，并充实作品的内容。
姑姑是与张爱玲最亲密接触的女性之一，获得张爱玲的深切认同，姑姑给张爱玲提供家族的故事与生活的智慧，张爱玲欣赏她清平的智慧和利落的个性，更向往她那独立无倚的生活方式。
炎樱是张爱玲最好的朋友。可以说是她生命的另一半，从大学时代她们几乎形影不离。她与炎樱的“一体感”极为深切，张爱玲的衣服、发型、照片都是她一手打理，张爱玲经常在炎樱身上寻找创作灵感，并喜欢共同合作。她们的双声合作既和谐又动人。
张爱玲与苏青既是创作上的对手又是文学上的知己。张爱玲看苏青“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她不单是“象征了物质生活”，更像是一个点了胭脂点的糕饼，充满喜庆气，是一个有着“健康底子”的女人，而且是一个既要新式女子自由，又要旧式女子权力的完全的女人。很容易哭，多心，也常常不讲理，但她像一个小红泥炉子一样，热烈、热情、善良、单纯而有存在的独立意义与价值，写真心实意的书，豪爽大方，是“乱世里盛世的人”。
张爱玲自称是“拜金主义者”，她的物质世界是个“精密而完整的世界”，它自有洁净的秩序，并与心灵相通。她写衣服、写金钱、写居所。都涌现着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她大胆地将物性与人性并列，有时物性还凌驾于人性之上，物质的亲爱甚于骨肉的亲爱。她对于物质生活对于生命本身，具有比别人更多的明了和爱悦。“她也是一个纯女性化的女人，对服装、发式、衣料、色彩等，见解独到。从她的散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她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女人世界。”(陈若曦《张爱玲一瞥》)“张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实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埝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王安忆语)“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凄凉、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是有着广大的爱悦的。”因此，张爱玲周围较为亲密的女性都是具有独立意识。并且热爱生活的知识女性，在张爱玲眼里，她们就是活生生的人，是人性至高的表现。这种人性到了张爱玲的笔下就是真实热闹的生活，在琐细人生中感悟人生冷暖，在世俗中显示精致与可爱。庸常生活到了她的笔下妙趣横生，活灵活现。张爱玲是带着一种好奇和冷峻的面孔来张看世俗人生的本相。这种描绘有发自于内的亲近感，是基于她对女人角色的认同，她。是一个俗女子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贾平凹《寻找张爱玲》)
然而。拥有自然博大、健康完整的女性在男权社会长期的遮蔽下逐渐消失。女性被严重异化。张爱玲以女性独特的警醒深深地同情和关注着女性凄惨悲凉的命运，并且用女性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剖析世人的心态。剥离人生的伪装，在琐碎的生活中，探究生活的底蕴，展示大时代生活的众生相。张爱玲最大的关切是：“在急剧变动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中国女性的地位与自处之道”(高全之《张爱玲的女性本位》)对父权牵制以及男子文明进行彻底的批判。
长期以来女性一直生活在男权统治下。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在这种压迫之下。女人渐渐养成了妾妇之道，女人的生存处境是卑下的，正是由于这种男权的极为强大，所谓的男女平等根本是一句空话，有的只是性别歧视。“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的确是以斫伤元气。”女人就象“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的上海人一样，在“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中，表现出“无奈、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起的放任”。就象电车上的标语“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不清楚的官司。就公婆都有理了?!“男女平权，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其实女人是没有权利可言的。因为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毫无主体性可言，只是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 子、儿子的母亲，没有父权之外的身份，也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地位，女性实际上是男人的工具与玩物。
不幸的是，许多女性意识到这一点，而依然以男性为中心，甘愿从属于男人，女性对于身处劣势应有责任，卑弱的女性历史有一半是她们自甘为奴的。“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上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竟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是何样的人，就会遇到何等样的事。”张爱玲以对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去孜孜于女性凄惨、悲凉命运的讲述，显露出带有民族文化心理深层中普遍的国民意识，把探询女性不幸的目光内转到女性自身，从女性本体出发揭示那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的种种表象，展露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原罪意识”，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从人性堕落的角度挖掘出女性不幸的根源。张爱玲以女性的直感和善悟去临摹挣扎在心狱煎熬中的世代女性心理。张爱玲似乎更懂得女人，懂得女人过去沉重负荷。也懂得女人处在现实中的种种屈抑与苦楚。
在男权专制的社会氛围中，女性自身的怯懦与惰性是造成这种异化的主要原因。她们从物质到心灵甘愿依附于男人，甚至变成了女奴，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片刻的装饰品”的角色。在这种氛围中，女性选择社会定位与自我发展的愿望和努力始终与社会为她们规定的贤妻良母角色相对立。“最恨的事是听到一个有才华的女子忽然结了婚。”(汪洪声《记张爱玲》)张爱玲作品的意义在于，对几千年来女性作为弱者和男性的附庸流传下来的心理积淀进行剖析与揭示，让人们看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在屈辱的地位上形成的扭曲的心态与难以根除的影响。
阅读张爱玲的生命图形，可以看出女性被压抑、被歧视是共通的经验。她早年的生活强行分裂为光明和黑暗各一半，父亲和母亲也各占据她心灵的一半，母亲是神性的光明，父亲代表男权的黑暗社会。爱情与女性情谊滋润并扩大她的创作能源，她所承袭的文学传统与现代意识。使她成为一个“集体的人”——一个携带着人类无意识心理并赋予它以表现形式的人，张爱玲写出在新旧夹缝中阴黑的女性集体潜意识。张爱玲对自我的洞察和调侃，够建了“大俗即雅”“小恶即真”的特殊观点。她描述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是：“微黄的长长的脸，淡淡的眉毛，窄瘦的紫袄蓝裤，低着头在街沿，油垢的头发一缕缕披到脸上来，和一个朋友研究织绒线的道理，我觉得她有些地方很象我，走过的时候不由得多看了两眼她非常高兴的样子，抽掉了两根针，把她织好的一截粉蓝绒线的小袖口套在她朋友腕上试样子，她朋友伸出一双手，左右端详，也是喜孜孜的。她的绒线一定只够做这么一截小袖口，我知道，因为她很象我的缘故，虽然一路走过去，也没回头，却稍稍有点悲哀。(《气短情长及其他》)这个寒酸自得的小女孩并没有长大。也不会长大，她是包括张爱玲在内的所有中国女性的写意。男性权力的长期支配，已使女性本能地发展出一套求生的策略，女性“夷然”地活下去。但张爱玲并不自怜，而是把自己的悲哀衔接着无数人的悲哀，变成一种广大的同情。使这种感情成为永恒。女性也完成了从自然神性到社会俗性的过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男女之爱：“对于大多数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如果男女的知识程度一样高，女人在男人之前还是会有谦虚，因为那是女性的本质，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张爱玲自己就是这样的女人——在生活上她是现代的，住公寓，在爱情与婚姻上是古典的，对老一点的男人怀有“父性的崇拜”，这使得她在感情上一开始即占了弱势。她送胡兰成的照片上的题字是：“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张爱玲一生所接触的男性非常有限，影响最大的都是较为年长的人，她的父亲、恋人和丈夫。
张爱玲的散文《爱》是直接谈论男女情爱的典型之作，这个诗意感伤的故事映照出千百年来女性的悲剧，说明在男权统制下的世界，女性毫无自主性可言，不能自主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身心都在别人的掌握之下。更可悲的是，此种情形下的女人，却依然寄一生的希望与思念于男人，生生世世为男人哭泣，做男人牛马。或者力争去做牛马，这才是女性解放自身的障碍。探究女性悲剧的根源，最大的悲剧就在她们自身——张爱玲对女性生来具有的奴性看得透彻清凉：“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有女同车》)这种女人让张爱玲感到悲怆。她们的幸福和其自身生理、心理及经济力量有密切关系。女人要想获得幸福必须自立自强。
母爱，其自我牺牲是神圣的美德，可张爱玲认为“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禽也同样具有——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造人》)“母爱这个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是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重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谈跳舞》)张爱玲认为母爱这种感情最初是神圣的，但是在世俗的社会中是被戏剧化的，因而也是不真实、不健康的，是男性套在女性身上的枷锁。
其次。对于婚姻：张爱玲认为现代婚姻是女人发明的一种保险，而不是爱情的自然结果。“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更衣记》)结婚以后的女人“她的生活情形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使人变成狭窄，小气，庸俗，以至社会上一般人提起“太太”两个字往往都带着点嘲笑的意味”，“然而实在是更不近人情的。这种心理似乎很费解。如果她有任何伟大之点，我想这样伟大到在于她的行为都是自动的，我们不能把她算作一个制度下的牺牲者。”“她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太太万岁》题记)在《气短情长》中描写一个女人被她的穿长衫的男人一路扭打着过来，众人不平，要送他到巡捕房，而这女人哭到：“我不要他到巡捕房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向男人哀求到：“回去吧——回去打我吧!”这就是结了婚以后的中国女人，她们只是男人随意殴打和驱使的动物。张爱玲对于婚姻是恐惧的，父母的婚姻和她最初的婚姻都是不幸的，在家庭里找不到幸福。而那些从《娜拉》学会出走的人往往是为了自己戏剧化地做了一个“苍凉的手势”，在黑暗的社会里同样也找不到幸福。
再次，对于工作：张爱玲揭示女性悲剧的根源在于她们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也就是没有可以在社会上立足的职业，只好依赖于男人。因此。张爱玲认为妓女没有什么不好，她们和普通的女人一样：“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其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最后。对于女性心理：张爱玲彻底消解有关女性的神话，不仅还原女性日常的本性生活形态，而且还原凡俗真切的女性心理世界。她不承认女性有普通和高贵、娼妓和贞女之分。“普通女子对于娼妓的观感则比较复杂，除了恨和看不起，还又羡慕着，尤其是上等妇女，有着太多的空闲和太少的男子，因之往往幻想妓女的生活为浪漫的。”(《忘不了的画》)这自然说到了部分女性的最痛处，也更接近女性的某些本性。洞悉女人心，是张爱玲散文的一个视点。表达了她的深思，渴望女性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桎堀，争取自身的解放和幸福。
张爱玲首先强调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在《谈女人》一文中，她说：“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太空的灵智栓在踏实的根桩上。”又说：“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即在此时此地我们也可以找到完美的女人。完美的男人就稀有。”
张爱玲对女人最本质的认识是：《大神勃朗》中的地母才是女神。“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妇人，皮肤鲜洁、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象一条神圣的牛。有自身的永生的目的。”“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可爱的女人实在是可爱。”“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古今中外众多女神全被张爱玲打入了凡间，无一神圣。在她心目中“大眼睛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的地母才是女神。(《谈女人》)
然而，张爱玲并不想为她们塑造神像创造女性的神话。在张爱玲眼里，神就是真真实实的女人。而且，“在某种范围内，可爱的人品与风韵是可以用人工培养出来的，世界各国不同样的淑女教育全是以此为目标。”(《谈女人》)张爱玲认为教育能培养和发挥女性的神性，包括自己在内，张爱玲身边几个非常重要的女性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身上闪现着神灵的智慧和光辉。一种是她的母亲和姑姑：一种是她的朋友炎樱和苏青。她们不温柔也不敦厚，却妙语如珠，一针见血，是真女子，非好女子，具有女性独特的人格之美。
母亲，对张爱玲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母亲的美丽、活跃、勇敢、女性化都是吸引她的因素。但是在父权体制社会下长大的女孩。很少感受到足够的母爱，不管母亲多么爱她并且为她勇敢地战斗，童年的张爱玲还是被迫与母亲隔离，感受不到父母的亲情和家庭的温暖，母亲给予张爱玲的是辽远、浪漫的怀想。因此，张爱玲将这份渴望投射到与她亲近的女人和对女人的写作上，这种情感上的连接可以填补她与母亲的距离，并充实作品的内容。
姑姑是与张爱玲最亲密接触的女性之一，获得张爱玲的深切认同，姑姑给张爱玲提供家族的故事与生活的智慧，张爱玲欣赏她清平的智慧和利落的个性，更向往她那独立无倚的生活方式。
炎樱是张爱玲最好的朋友。可以说是她生命的另一半，从大学时代她们几乎形影不离。她与炎樱的“一体感”极为深切，张爱玲的衣服、发型、照片都是她一手打理，张爱玲经常在炎樱身上寻找创作灵感，并喜欢共同合作。她们的双声合作既和谐又动人。
张爱玲与苏青既是创作上的对手又是文学上的知己。张爱玲看苏青“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她不单是“象征了物质生活”，更像是一个点了胭脂点的糕饼，充满喜庆气，是一个有着“健康底子”的女人，而且是一个既要新式女子自由，又要旧式女子权力的完全的女人。很容易哭，多心，也常常不讲理，但她像一个小红泥炉子一样，热烈、热情、善良、单纯而有存在的独立意义与价值，写真心实意的书，豪爽大方，是“乱世里盛世的人”。
张爱玲自称是“拜金主义者”，她的物质世界是个“精密而完整的世界”，它自有洁净的秩序，并与心灵相通。她写衣服、写金钱、写居所。都涌现着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她大胆地将物性与人性并列，有时物性还凌驾于人性之上，物质的亲爱甚于骨肉的亲爱。她对于物质生活对于生命本身，具有比别人更多的明了和爱悦。“她也是一个纯女性化的女人，对服装、发式、衣料、色彩等，见解独到。从她的散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她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女人世界。”(陈若曦《张爱玲一瞥》)“张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实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埝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王安忆语)“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凄凉、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是有着广大的爱悦的。”因此，张爱玲周围较为亲密的女性都是具有独立意识。并且热爱生活的知识女性，在张爱玲眼里，她们就是活生生的人，是人性至高的表现。这种人性到了张爱玲的笔下就是真实热闹的生活，在琐细人生中感悟人生冷暖，在世俗中显示精致与可爱。庸常生活到了她的笔下妙趣横生，活灵活现。张爱玲是带着一种好奇和冷峻的面孔来张看世俗人生的本相。这种描绘有发自于内的亲近感，是基于她对女人角色的认同，她。是一个俗女子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贾平凹《寻找张爱玲》)
然而。拥有自然博大、健康完整的女性在男权社会长期的遮蔽下逐渐消失。女性被严重异化。张爱玲以女性独特的警醒深深地同情和关注着女性凄惨悲凉的命运，并且用女性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剖析世人的心态。剥离人生的伪装，在琐碎的生活中，探究生活的底蕴，展示大时代生活的众生相。张爱玲最大的关切是：“在急剧变动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中国女性的地位与自处之道”(高全之《张爱玲的女性本位》)对父权牵制以及男子文明进行彻底的批判。
长期以来女性一直生活在男权统治下。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在这种压迫之下。女人渐渐养成了妾妇之道，女人的生存处境是卑下的，正是由于这种男权的极为强大，所谓的男女平等根本是一句空话，有的只是性别歧视。“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的确是以斫伤元气。”女人就象“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的上海人一样，在“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中，表现出“无奈、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起的放任”。就象电车上的标语“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不清楚的官司。就公婆都有理了?!“男女平权，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其实女人是没有权利可言的。因为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毫无主体性可言，只是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 子、儿子的母亲，没有父权之外的身份，也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地位，女性实际上是男人的工具与玩物。
不幸的是，许多女性意识到这一点，而依然以男性为中心，甘愿从属于男人，女性对于身处劣势应有责任，卑弱的女性历史有一半是她们自甘为奴的。“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上比不上男人，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竟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是何样的人，就会遇到何等样的事。”张爱玲以对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去孜孜于女性凄惨、悲凉命运的讲述，显露出带有民族文化心理深层中普遍的国民意识，把探询女性不幸的目光内转到女性自身，从女性本体出发揭示那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的种种表象，展露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原罪意识”，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从人性堕落的角度挖掘出女性不幸的根源。张爱玲以女性的直感和善悟去临摹挣扎在心狱煎熬中的世代女性心理。张爱玲似乎更懂得女人，懂得女人过去沉重负荷。也懂得女人处在现实中的种种屈抑与苦楚。
在男权专制的社会氛围中，女性自身的怯懦与惰性是造成这种异化的主要原因。她们从物质到心灵甘愿依附于男人，甚至变成了女奴，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片刻的装饰品”的角色。在这种氛围中，女性选择社会定位与自我发展的愿望和努力始终与社会为她们规定的贤妻良母角色相对立。“最恨的事是听到一个有才华的女子忽然结了婚。”(汪洪声《记张爱玲》)张爱玲作品的意义在于，对几千年来女性作为弱者和男性的附庸流传下来的心理积淀进行剖析与揭示，让人们看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在屈辱的地位上形成的扭曲的心态与难以根除的影响。
阅读张爱玲的生命图形，可以看出女性被压抑、被歧视是共通的经验。她早年的生活强行分裂为光明和黑暗各一半，父亲和母亲也各占据她心灵的一半，母亲是神性的光明，父亲代表男权的黑暗社会。爱情与女性情谊滋润并扩大她的创作能源，她所承袭的文学传统与现代意识。使她成为一个“集体的人”——一个携带着人类无意识心理并赋予它以表现形式的人，张爱玲写出在新旧夹缝中阴黑的女性集体潜意识。张爱玲对自我的洞察和调侃，够建了“大俗即雅”“小恶即真”的特殊观点。她描述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是：“微黄的长长的脸，淡淡的眉毛，窄瘦的紫袄蓝裤，低着头在街沿，油垢的头发一缕缕披到脸上来，和一个朋友研究织绒线的道理，我觉得她有些地方很象我，走过的时候不由得多看了两眼她非常高兴的样子，抽掉了两根针，把她织好的一截粉蓝绒线的小袖口套在她朋友腕上试样子，她朋友伸出一双手，左右端详，也是喜孜孜的。她的绒线一定只够做这么一截小袖口，我知道，因为她很象我的缘故，虽然一路走过去，也没回头，却稍稍有点悲哀。(《气短情长及其他》)这个寒酸自得的小女孩并没有长大。也不会长大，她是包括张爱玲在内的所有中国女性的写意。男性权力的长期支配，已使女性本能地发展出一套求生的策略，女性“夷然”地活下去。但张爱玲并不自怜，而是把自己的悲哀衔接着无数人的悲哀，变成一种广大的同情。使这种感情成为永恒。女性也完成了从自然神性到社会俗性的过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男女之爱：“对于大多数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如果男女的知识程度一样高，女人在男人之前还是会有谦虚，因为那是女性的本质，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张爱玲自己就是这样的女人——在生活上她是现代的，住公寓，在爱情与婚姻上是古典的，对老一点的男人怀有“父性的崇拜”，这使得她在感情上一开始即占了弱势。她送胡兰成的照片上的题字是：“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张爱玲一生所接触的男性非常有限，影响最大的都是较为年长的人，她的父亲、恋人和丈夫。
张爱玲的散文《爱》是直接谈论男女情爱的典型之作，这个诗意感伤的故事映照出千百年来女性的悲剧，说明在男权统制下的世界，女性毫无自主性可言，不能自主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身心都在别人的掌握之下。更可悲的是，此种情形下的女人，却依然寄一生的希望与思念于男人，生生世世为男人哭泣，做男人牛马。或者力争去做牛马，这才是女性解放自身的障碍。探究女性悲剧的根源，最大的悲剧就在她们自身——张爱玲对女性生来具有的奴性看得透彻清凉：“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有女同车》)这种女人让张爱玲感到悲怆。她们的幸福和其自身生理、心理及经济力量有密切关系。女人要想获得幸福必须自立自强。
母爱，其自我牺牲是神圣的美德，可张爱玲认为“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禽也同样具有——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造人》)“母爱这个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是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重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谈跳舞》)张爱玲认为母爱这种感情最初是神圣的，但是在世俗的社会中是被戏剧化的，因而也是不真实、不健康的，是男性套在女性身上的枷锁。
其次。对于婚姻：张爱玲认为现代婚姻是女人发明的一种保险，而不是爱情的自然结果。“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更衣记》)结婚以后的女人“她的生活情形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使人变成狭窄，小气，庸俗，以至社会上一般人提起“太太”两个字往往都带着点嘲笑的意味”，“然而实在是更不近人情的。这种心理似乎很费解。如果她有任何伟大之点，我想这样伟大到在于她的行为都是自动的，我们不能把她算作一个制度下的牺牲者。”“她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太太万岁》题记)在《气短情长》中描写一个女人被她的穿长衫的男人一路扭打着过来，众人不平，要送他到巡捕房，而这女人哭到：“我不要他到巡捕房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向男人哀求到：“回去吧——回去打我吧!”这就是结了婚以后的中国女人，她们只是男人随意殴打和驱使的动物。张爱玲对于婚姻是恐惧的，父母的婚姻和她最初的婚姻都是不幸的，在家庭里找不到幸福。而那些从《娜拉》学会出走的人往往是为了自己戏剧化地做了一个“苍凉的手势”，在黑暗的社会里同样也找不到幸福。
再次，对于工作：张爱玲揭示女性悲剧的根源在于她们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也就是没有可以在社会上立足的职业，只好依赖于男人。因此。张爱玲认为妓女没有什么不好，她们和普通的女人一样：“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其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最后。对于女性心理：张爱玲彻底消解有关女性的神话，不仅还原女性日常的本性生活形态，而且还原凡俗真切的女性心理世界。她不承认女性有普通和高贵、娼妓和贞女之分。“普通女子对于娼妓的观感则比较复杂，除了恨和看不起，还又羡慕着，尤其是上等妇女，有着太多的空闲和太少的男子，因之往往幻想妓女的生活为浪漫的。”(《忘不了的画》)这自然说到了部分女性的最痛处，也更接近女性的某些本性。洞悉女人心，是张爱玲散文的一个视点。表达了她的深思，渴望女性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桎堀，争取自身的解放和幸福。